变魔术

(此文经刊登在2009年7月26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由于28楼只有一间可以容纳超过20人的会议室，因此，有时候会议“拥挤”，特别是接下来那场有外宾的时候，28楼的人就不得不“全面出动”以“还原”会议室。

就像那天佳景集团宣布要接管被搁置已久的珍美园房屋发展计划一样。在12时半记者会之前，是另一项从8时半开始的策划会议。我们算来算去，3个小时半应该可以“搞掂”，然后剩下半小时让发展商“布置”，记者抵步时就刚好可以采访了。

但人算不如天算。下午1时，会议室的门才开始有了一点“动静”，部门主管逐个步出，发展商紧张地要求先让工作人员设置“背景”，由我们 “陪同”到会议室“收拾残局”。

为什么要用“残局”这两个字呢？因为每人的桌上都有整几公斤的文件需要“处理”，加上杯盘狼藉（沉长会议的茶点），整个会议室基本上可以用“满目疮痍” 来形容。

但是时间逼近，当天只有一位杂工上班，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还原”会议室，于是，除了一个“顾门”的同事之外，其他的职员都在第一时间内，不分彼此，七手八脚收拾文件、茶杯，更换上新的矿泉水，将桌子擦得一干二净，为下一场的会议准备就绪。

数分钟后，发展商的一名代表以惊讶的表情问我，“怎么你们好像在变魔术一样，这么快就弄好了？记者会要开始了吗？”

话还没说完，购屋者临时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整堆的记者已经涌进了会议室，看到那个平时采访时“窗明几净”的会议室，根本没有人知道15分钟前的“惨状”。

类似的“变魔术”情况，不时在28楼上演。在“变魔术”的短短数分钟过程中，分秒必争的林首长，已经在一旁与市长先生召开小型会议，就多项临时状况作出决定。

类似的 “小魔术”还好，最怕就是反贪委会的大魔术，搞到我们这些小助理天天如惊弓之般鸟上演“惊魂记”。

就如有天午餐时间，大伙约好在新光大用餐，法利拉说她要先到银行提款再与我们会合。我们点了食物，吃到一半还未见她的“踪影”，大家开始自责应该陪她一起，会不会发生了什么事啦，直到她的倩影幽雅地出现为止。

原来是有人要搬冰箱，岂料却卡在电梯口进出不得，法利拉也因此被“卡”在电梯口，耽误了时间，害我们吓破了胆。

所幸是一场虚惊。不过，赵明福出事后，林冠英每每在出坡期间，都会在隔一两个小时致电不同的助理“追查”所有人的行踪，以及呈交备忘录的过程等。

起先我们觉得莫名其妙，怎么老板打电话来却没交代工作的？后来想深一层，大家终于领会了他的关心。虽然他口口声声要我们放心，原来他也对机制有点不放心，也许是怕我们随时会被魔术变掉吧？

这年代当助理，分分钟成为魔术品。

Yasmin 永远活在我心中

认识Yasmin，是在大学第二年念广告课时。那时教授请来Leo Burnett 公司的广告制作人给大家讲课，我们才知道，每年很多节庆的感人广告，原来是出自Leo Burnett，原来广告可以不必Hard Sell，可以这样打动人心，可以把我国独有的种族拉在一起，作一个赚人热泪的广告。

当上记者，我告诉自己，这一辈子非要访问她不可，否则真的白活一趟。

Yasmin同时也是多出名戏的导演，她的《单眼皮》（Sepet）勇敢地颠覆了传统的思维，以跨种族的恋爱普出的剧情，除了震撼，还是震撼。

我不是娱乐记者，对于她拍过的戏，已经有太多的专访了，我再去访问，也弄不出什么特别的切入点，总觉得这世上对于Yasmin，就是独缺广告和种族情怀的报导。

从我在北马第一工作的那一天起，我就立志要专访这个广告界名家。当时把我的意愿传达给当时的上司时，他给我的答案是：“既然这是在KL的，就交给KL的记者访问吧！” 天！你都不知道我想要问她什么，这么好的体裁，怎能就这样交给别人？

跳到全国第一之后，依然没有放弃这个念头。当然我知道首都有一大票名牌记者会排队要专访她，所以趁国庆到来之际，向主任提出这个概念，甚至还恫言说“我死都要访问到她！”

为了“成全”我的“理想”，主任建议我“先斩后奏”，就是在不知会总社的情况下，自己作安排自己去访问，然后整篇报导写好之后，“再来打算看怎样”，更难得的是，主任他竟然全力支持我这么做—只因为那是我一直都想做的报导。

约访的过程不算顺利，但是波折也不会太多。毕竟Leo Burnett是国际公司，成功联络上一个主管后，不到一个星期就约到时间专访了。

当时负责“载送”我到Leo Burnett的，是现在我的同事黄伟益。

专访之前，我有很多谜等着揭开。为什么她总能够想出这样不一样“Feel”的广告体裁呢？每年很多个不同的广告，点子是怎么来的？这个名家怎会有这一等的思维呢？

这个专访是很“独特”的。独特，不是受访者的身份，而是专访的过程。她可以一边泡咖啡，一边要你分享她的“手艺”，还会心血来潮，问你想不想看她最新的、尚未上画的广告？


整个专访，我可以说是被她牵着鼻子走的。她提出的“交换条件”也很有意思，我问她“我可以录音吗？”，她说，“可以，不过你必需先让我抽烟。”很随性很艺术家的样子，却又不会让人有摆架子的感觉。

问她为什么可以把广告的情节拍到那么细腻，她告诉我，我在讲故事啊。讲自己的故事，讲身边每一个人的故事，因为那是真实的故事，没有造作，没有假意，这样才能感动人心。

她说，从小，母亲就与隔壁的华人安娣打成一片，煮好的咖哩分给她们吃，她们的新年糕也分给Yasmin一家人吃，马来开斋节她们也来庆祝，华人新年就是她到对方家吃喝。所以，她一直以为，马来西亚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直到她长大到城市工作之后，才发现和谐的社会，被政治人物的种族论搞到乌烟瘴气，污染了她心目中美丽的马来西亚。所以，她用自己的力量，把她看到的马来西亚，传达给每一个人。

今天，Yasmin走了，她去了另一个极乐世界。如果依制作流程表来说，今年的国庆广告， 应该已经制作到“七七八八”了，也应该算是她最后的作品了。

看她制作的国庆广告，已经是我多年来的习惯。虽然，再怎么温馨，再怎么触动人心的广告，也改变不了那批以种族标签的政客的低级思维，但是她却成功感动了每一个看广告的人。

Yasmin的离开，不只是我国影艺界的一大损失，更是我国当前极需要打造一个种族和谐关键时刻，一个人才的流失。

我在想，她需要做的事还这么多却走了，那些试图制造种族课题的政客，怎么还活着呢？真是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却死了。

Yasmin的人虽已离我们而去，但是她的精神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我的记者生涯，因为曾经访问过Yasmin，所以没有任何的遗憾。

（P/S: 当时专访的全文在这里）

明福，走好！

(此文经刊登在2009年7月19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周四上午才跟同事阿飞提起，明福已经被反贪委员会带去问话近20小时，不知他情况如何。半小时后，阿飞却跑过来告诉我，“你的朋友死了！”

说没有震惊绝对是假的。好端端的一个人走着进去反贪委员会，却变成一具冷冰冰的尸体回来。办公室每个人，不管是认识他的或不认识他的，都乱成了一团。

就连那个平时骂人绝不口软的首长林冠英，说要发文告谴责反贪委员会，平时15分钟就可以洋洋洒洒写上千字的他，竟然花了超过半小时，又删又补又来回踱步的情况下，才完成那短短的三段文告。

我在翻译文告的时候，真的找不到另一个比“离奇死亡”更适当的字眼来形容这次的悲剧。消息未确认之前，我尝试致电询问的报界前同行，个个的声音都是在发抖的，翻译文告的时候，我那在键盘上的手指，也不经意地在发冷和颤抖。

与明福的认识，是始于星洲日报职工会。那时他与另外数名理事从总社开车北上，与北马同事进行交流，收集驻“边疆”会员的意见，我还记得他们临走时，除了羡慕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美食包围的城市之外，也对槟城办事处作业的伸缩性处理方式“大开眼界”。

308变天后，由于我是第一个从报界转入反对党政府的“样本”，因此很多同行都联络小妹“探听军情”，其中一个就是远在加影的同事明福。

记得他当时曾问过我，要放弃星洲的工作，换到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你认为值得吗？老板好不好又不知道噢……

我当时的答复也很简单直接，“老实说，我也真的不知道，就看你是否选择相信那个Offer你的人。”

后来明福选择成为欧阳捍华的助理。正当大家都在适应新工作的新挑战时，我也不时接到他的电话，我们常常这样“交换情报”（试试了解雪州和槟城的不同之处，看有什么可以“屈”老板的），从福利、政策、工作环境、作业方式等都曾经“交流”过，当然偶尔也在比较看谁的工作比较多、比较忙、比较烦。

繁忙的工作空际，偶尔会接到明福的电话。虽然他是以“私人号码”叩来，可是一抓起接听键，就会听到他那平音的声线，“我是明福啊，忙吗？你那边情况怎样？我很累很忙噢……好多东西要做…..”

我们这些“包山包海”的，在喘不过气来时总需要一个情绪的出口。我不知道那时自己那“有的没的”回答方式，能否减轻他的心理负担，但可以肯定的，我再也没机会接到他的电话了。

明福出事后，陆续接到一些朋友的短讯，有搞笑版的、关心版的、感动版的、提醒版的，大家都在担心谁会是下一个受害人。

首长也在隔天下午与所有助理们召开紧急会议，命令大家不可以在州政府办公室以外的地方（包括警局及反贪委会）接受问话，更提醒所有行政议员好好“顾”他们的“手下”，以免悲剧重演。

明福，你走好！你的秘书长绝对不会放过那个逼害你的人。

天罗地网

(此文经刊登在2009年7月12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28楼》

曾经与意外记者为邻（办公室的座位啦），所以常常有机会在新闻见报前，偷看意外记者的新闻，让我这个“圈外人”有机会学习另一个专线的专用词。

其中，意外记者最爱在警方记者会宣布成功起获什么走私品、毒品、嫌犯的新闻上，用“警方在布下天罗地网后，成功于XX区的一间XX屋内，起获XXX”。

好一个“天罗地网”啊，四个字把整个过程和境界形容了出来，这也是我这个官方记者从来没机会用上的词。

万万没想到，换了岗位，却更进一步领悟到“天罗地网”的意境。

比如说，A团体想要找首长出席一项活动，正常的程序应该呈上邀请函（手传、传真或邮寄都行），然后由最高级的秘书查时间表，再确认首长是否能够出席，然后就会回信通知。

可是，一些习惯了走捷径的团体，可能基于组织内的派系问题，分别由不同的人接触不同的助理，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整个办公室的助理们，搞不好会接到5、6个相同的询问，还好我们“关系密切”、“互通情报”，才不致于发生给予不同答复的情况出现。

搞派系的还情有可原，毕竟这是无法避免的“文化”，可是，一些团体，竟然由同一个人，从国州市议员到所有的小助理都联络上，要是第一次的答复是“未克出席”的话，他会找B、然后C、然后D，一直锲而不舍，不到黄河心不死，誓必把一切的管道用尽才罢休。

有人邀请，证明我们的州长有点受欢迎，然而，他的确分身乏术，或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就只有婉拒一些团体的邀请，却没想到这些人，竟然可以布下天罗地网，只要和林冠英有点关系的都拉上，有些甚至两天叩一次，更糟的是每隔一小时一个“再查询电话”的记录。

这些还说只是零丁的个案。最近州元首封赐名单出炉前夕，除了办公室的电话像热线般响个不停外，我们的手机电池，顶多可以支撑4个小时—因为来电没有间断过。

试过在一次首长的节目+记者会，短短的一小15分钟内，竟然有40多通的未接来电，笨蛋的我，在逐一回电时，才发现其中90%是谁谁谁的谁打来，“询问”他的谁谁谁有没有在受封名单内。

这些ABCDE，我真的想不起是谁的谁，午餐时间谈起，原来每个同事都在这几天接到同样的电话（还是接到手软的那种），纵使我们再三解释，说名单不是由我们处理，我们也无权定夺谁被列入，可是这些心急如焚的“热心人士”，依然维持“找出真相的热枕”。

要是认识的，我们也许还可以应酬两句，怪就怪在大部分的来电，都不知道对方是何方神圣，可是他都掌握了所有助理的手机号码，真的是为了找出真相，布下天罗地网啊，搞到我们为了这些没有生产力的事，消耗了不少人民的时间（因为我们的薪金是人民付的啊）。

看来我国的警队，应该从这些精英的“热心人士”中遴选警队接班人，届时就破案有期啦。

狗仔文化≠新闻自由

(此文经刊登在2009年7月5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以前当记者的时候，很怕遇到香港来的受访者，不管是商人或艺人，他们都以香港人看记者的眼光来看本地的记者，认为记者都是和香港一样，以“狗仔”方式炒新闻，害我常常要费劲证明大马记者的“清白”。

这个一直让我们引以为傲的传媒文化，却逐渐倾向狗仔的处理方式。很多在过往长期被打压的媒体，在新闻自由的天空刚开放之际，将新闻自由和狗仔文化给混淆了。

最近比较“显著”的“一单”，就是首长在其官邸被白蚁军团侵蛀后，被逼迁离的新闻。新家在那里、邻居是谁、是租还是买的、市价多少钱，乍看之下，还真的会误以为是那一则娱乐新闻呢。

尽管首长办公室连续发出两篇文告，图文并茂地清楚交代事件的经过，包括官邸白蚁为患的实情，以及迁离官邸的日期等，并要求媒体尊重租屋给首长之屋主的隐私权，但是媒体之间的恶性竞争，却让那些“乖乖听话”的媒体，惨遭上司的责备。

翻开一些报章的报导，有从门缝空际拍屋内情景的“艺术照”、有林冠英公子在屋内玩的照片、有官车停放在庭院的，连司机员工也争相上报了，部分的评论还以首长“不透明”形容这次的迁居。

如果因为首长“想”要迁出官邸时，没立刻公告天下说要搬，就是缺乏透明度，那是否意味着他什么时候在那一间超市买了什么品牌的衣服，也应该发一个文告“公告天下”呢？

首长的女儿是否回国了、首长今天有没有厕所，这些都是他和家人的隐私。记者当然有权利发问，但是这些都是与公众利益无关的问题。如果硬要说透明，难道要他完全生活在一间由玻璃打造的屋子，才符合大家心目中的透明度？

这一个星期来，真的辛苦了那些被上司指派驻守首长新家的朋友。他们是满怀抱负、充满理想的新闻从业员，却因为要保住饭碗而沦为狗仔队，漏夜守在新居门口，为的只是上司高层们所谓的一张“独家照片” ......

在A看到B报的第一张照片，怕输心态作崇之下，又指派记者去拍更好的独家照，然后闭门造车，引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说了很多所谓的“内幕”，拿着新闻自由的幌子来进行狗仔文化，还好首长没有在家挖鼻孔时被拍到，否则真的丑态毕露。

我有时候也会变得神经质起来，不知道有一天记者会不会问首长今天穿什么颜色的底裤来上班，而在首长不愿意回答后，就报导“首长在受询及身穿什么颜色底裤时不愿作答，因此，有消息透露，首长连继一个星期都穿红色底裤，相信是为了化解早前的政治危机”？？

很荒谬是吗？首长被逼迁居的新闻，一小部分报章看来是以这种模式来运作， 把别人的隐私当成重要新闻来消费，经验丰富的高层啊，你们可否知道，狗仔文化不等于新闻自由呢？

还我们一片干净、有尊严、专业的新闻天空吧。

汽水盖与空头的关系

(此文经刊登在2009年6月28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7月，原本是一个让人期待的榴连飘香季节，却因为刚好碰上州元首的“牛一”，而搞到政府公务员很烦。

我们烦，并不是因为要替州元首大人庆祝生日，而是被那些排着队想在州元首生日那天，跟州首元首握手和拍照的人“看上”，整天忙着听电话和打发一群毫不认识的人。

记得以前当记者时，常常听到行政议员助理说，每年的5月到7月都是让人讨厌的季节。有人为了一个“荷兰水盖”，在行政议员办公室一哭二闹（只差没有上吊），一些更“经典”的，就是出动年迈的双亲到YB面前泪声俱下“哀求”一个盖子，没完没了。

之前听了当成是趣闻来看，现在亲身体会之后，才深知这是很要命的纠缠。

去年民联刚执政时，习惯了旧有方式作业的人，就从3月起，到处打听新政府要员的助理阵容，然后每个助理都接到了很多“镌而不舍”的电话，纷纷要求“水盖”，有者还说之前的XXX拿了他们的什么然后答应今年一定有，所以来向我们“追讨”他应得的那个“盖子”。

过去对这类琐事不屑一顾的在下，一时间也不懂怎么回应。讨表格的人如雪花纷飞般围绕着我们（如果赤贫基金有这等反应就好极了），这些表格，比州立法议会的文件还要多出三倍，要劳累政府高官逐一去翻阅，再一一呈报给州元首作最后的审核工作，想到就无力。

去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两名前政要的身边人，要求我把受封的表格交给他们，因为红色飞机的老板想要推荐他的一名董事。接到电话时我恰好在外，左思右想下，觉得事有蹊跷，明明我也认识红色飞机的人啊，干嘛需要“通过”他们呢？

这时，“空头”两个字不知何故从我脑里飘过（感谢菩萨刚好走过），急忙传了一个短讯给老板，要他转告红色飞机的朋友，别相信有“取表格费”或其他相关的收费事件，以免上了有心人精心策划的饵。也顺便交代办公室的同事，将表格直接传真到对方的办公室。至于有关的人士最后有没有受封，我也懒得去“跟进”了。

由此可见，政府部门的所谓程序，之所以存在这么多让人捞油水的空间，是因为实在有太多让人摸不着头脑、找不到方向的地方。“没有门路”或“不知道”要怎样拿到最基本的表格，造就了很多所谓的“赚吃空头”，也让渴望想摸一摸汽水盖者白白花了冤枉钱。

明明可以从网上下载的表格，为什么要搞到机关重重、非得“过三关、斩四将”似的？表格谁也可以填 ，问题是谁愿意当推荐人，还有州元首是否批准受封呢？只有元首才是最后的把关人啊。

幸运的是，去年州政府决定将受封人士减少之后，很多人知道“机会”少了，更多人知道我们这些小人物是无权推荐或作主后，我们才终于享受了片刻的平静。

唉，汽水盖啊汽水盖，你怎么会成为“空头的来源”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