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拜

(此文经刊登在2012年1月29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自从在28楼上班之后，每年年初一，都“命中注定”要“牺牲”给首长的新春门户开放。除了28楼的同事，行动党很多服务队队员也自愿“卖力”。

一如往常，同事需在活动前半小时抵达。以为湖内国际体育竞技场会像往年般空空如也，但是小国产车驶入停车场的那一刻，我感觉到“情势不妙”了。

去年的这个时间，我的车子是停在最前几个停车格的。今年，我9点20分到场，可是却得走老远进会场。当时已有很多热情的民众“霸”了风水位，耐心等待节目开始。

此时，餐饮负责人才开始设置食物自助餐，由于节目总筹之一的法利拉，临时入院，由我这个“四不像”的候补替她“看头看尾”-- 因为其他同事已被分配处理固定的工作，如司仪、接待体障团体、招待嘉宾、帮忙派柑、确保食物充足，只有我“最得闲”。

首长9时40分抵步时门口已排满了群众。幸好人手够多，派柑过程尚算顺利。9点50分，民众已经很有纪律地在自助餐前排队，等待领取美食。

虽然距离节目开始尚有10分钟，但基于担心场内无法容下不断涌入的人潮，我们决定先行“开饭”，让吃饱的人能先离开，以便外边排队的朋友有“空间”挤进来。

在PISA内，你无法想像“外面的世界”（停车场处啦）发生什么事。有YB悄悄告诉我们，人龙排得很长，他也不好意思以YB身份插队，岂知一排就等了30分钟，才勉强挤得入场。

有摄影记者向我们展示他们在外边拍到的照片。天啊，怎么一大堆人排在烈阳下（少说也有500公尺）。去年的这个时候，顶多也是排到体育馆门口啊。

眼见“不对路”，于是我们提醒首长握手快一点，让外面的人快快进来。即使首长加速了，也比不上一直涌进来的人潮。

同事建议，不如我们先请老人与小孩通过快速道进来。这一提，不得了，每个人都自认是“老人与小孩”，把原本已够拥挤的通道，挤得更寸步难行。

“第一招”失策，我们再想办法。找来配合度高的管理层，请他们把侧门打开，好让想走捷径的民众先行入场。

于是几位同事，就逐一告诉正在大排长龙的民众：“要先进去会场的，可以走Short cut；想要跟林冠英握手的，就需要到这边来继续排队。”

这么一来，长龙在两分钟内，减了一半，已经没有民众需要撑伞曝晒了。间中，有一两个民众对我说，“那里可以不跟林冠英握手，我从吉兰丹故意来看林冠英的，排队就排队咯！”

还有一个从马来甲来的也一样；而带着一家大小的巫裔妇女，也坚持要跟林首长拿柑，才算没有白跑一趟。但这过程中，至少我们让群众有选择的自由-- 要排队见林冠英还是要先进场。

原本准备的5千多人份，临时加成6千多份，勉强应付。准备超过9千粒柑，一人一粒，派到一粒也没剩，迟来的连柑都没有，扣掉走捷径的，保守估计出席人数肯定超过一万人次，但我们没有算人头的机制，只能告诉媒体：官方数据超过一万人。

首长也被出席人潮“吓到”，并建议明年（如果还是首长的话），就需要预算一万人份，并聘请志愿队维持次序。可是，拍到全场最美的排长龙照片的国阵控制媒体，一如所料，在报导中只字不提人数及盛况。

初四轮到行动党团拜。记者问人头统计。火箭龙头曹先生说，大约1500吧。记者说，人家的5千人都可以报2万了，你这场少说也有3千吧？可是曹先生坚持：我们只点了千多人的食物就是千多人，“报大数”不是我们的作风。

给民众吃喝玩乐的团拜，原来，也有这么多“内幕”的。

派钱的学问

(此文经刊登在2012年1月22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农历新年前的几个星期，不管是媒体或者是老百姓，都在为钱忙。朝野（就是槟城的民联和国阵）都在争相派钱，而符合资格的百姓们则乐开了怀，这边拿了再到那边领，减轻新年负担。

槟城的派钱政策从2009年的100块回馈金的概念开始。5月起登记，第一批的回馈金是在2010年3月杪发出。分钱派钱的过程，也无意中累积了州政府团队在系统化处理分钱方面的经验。

如何派钱，也伤尽了州行政议员的脑筋。没理由要州议员拎着几万令吉到选区分吧？万一遇到匪徒怎么办？也总不可能要年迈的乐龄人士，先到服务中心拿“100令吉回馈券”再来跟我们兑现吧？这太麻烦了。

最后，首长建议借私营化模式分钱，就是以最方便大家的方式，直接把领钱券+首长的信，寄到乐龄人的登记住址，然后，乐龄人凭券到指定的、离住家最近的马来亚银行分行领钱。

这个“交易”，过程只涉及银行和持券人（虽说钱是来自州政府的盈余）。民联议员只是负责登记、核准、输入电脑，其他的，一律“不关你事”。

至于具有创意的议员服务中心，要在银行外搭棚、要先分号码、要设简单的炒米粉自助餐“招待”乐龄选民，就由他们“自由发挥”。保安问题由银行承担，毕竟是十多万名受惠人噢。

至于乐龄人逝世后的抚恤金，基于人数不算太多，州政府平均每季列常在各县安排简单的仪式，并由首长及当地议员慰问，亲自接触选民 – 因为槟州民联被巫统喉舌报章污蔑及妖魔化，议员必需亲自出马，以行动“解毒药”，让马来村民知道“原来民联很好，不是这么‘臭’的”。

至于今年才开始分发的200令吉宝贝计划，首次在5县分发时，彭文宝的助理雅玲发现，很多宝宝在等候超过半句钟就开始哭闹了，就急讯通知。老板收到简讯，决定提早到场，快快把钱分完，好让宝宝回家睡觉。

首批派完后，我们开始检讨：一个东北县就有千多个宝宝，一个一个叫名来派，排在最后的那个，少说也要等多两三个小时。大人可以等，宝宝可不行啊，我们得想出妙方。

方案是：家长登记后拿号码，主办单位不会逐一叫名字，每批20人直接依号码排队跟州议员拿钱，然后一伙人与首长合照。这一来，原本四小时的节目，可以在一小时半内结束。

虽然场内依旧传来此起彼落的宝宝哭声，但是节目流程快了很多。除了聆听议员们大发伟论的环节外，派钱工作可谓一气呵成，“余兴节目”则是家长排队与首长合照。

上周，我们“试跑”集体分批领钱制，除了快，也要准。迟到的父母甚至连礼堂也不需要进来，直接在登记柜台拿钱就可以“走人”。但是宝宝的妈妈不甘心，一直问议员，钱我拿了，可是那不重要，我要跟林冠英拍照可以吗？

于是，议员趁首长的派钱空档安排她和宝宝与首长合照，才终于“完成任务”。

曾有一个巫裔妈妈，尽管孩子哭到满脸通红，还是硬把双胞胎推给林首长抱抱，说“给CM 抱了以后才能当医生”。林首长有这么“灵”咩？说也奇怪，放在林首长的怀抱中的孩子竟然不哭了，搞到在旁的人也笑了。

派钱，不只是一门学问，也是一个讲求诚意、不断自我检讨的过程。民联槟州的派钱政策，是一项系统化的作业。制度及系统由行政官员订下，公务员执行，模式有了，尽管最初一两次出现混乱，但我们相信，经验的累积，年年一派再派，我们会越做越好。

祝大家新年快乐，年年有余，拿钱快乐！

把睡虫吞下去

(此文经刊登在2012年1月15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精神状态欠佳、睡眠不足、身体抱恙的时候，每个人的“款式”（或统称“Pattern”）都不一样。有人猛打哈欠，有人双眼湿湿，有更多人直接在会议上呼呼大睡。

而我，只要连续两天，睡眠少于五小时，你就会看到我的拇指有很多牙齿印，因为我担心开车时不小心睡着出意外而猛咬手指。要是情况许可，我就索性搭巴士来上班，以保障其他道路使用者的人身安全。

要是当天“运气不好”，需要去开会，就更“大单”了。为了避免自己睡着，我会拼命在会议上发言，希望不会讲话讲到一半睡着去。

再不然，就“眼湿湿”硬撑至会议结束，再投入忙碌的工作里。最怪的是，不管再累再不够睡，只要我还在忙，还在跑来跑去，至少还可以不知不觉做到傍晚的下班时分。

我这等小人物也怕被人“抓到”打瞌睡，更何况是我的老板林首长？

林先生会累到撑不住的时候很“罕见”，因为一般上他都会很把握每一分每一秒，不容自己的时间表上有任何的空档，硬是要把自己的空间给填满才甘愿。

要是一般的工作天还好，一不小心，遇到他吃错东西拉肚子，或者是“斗”不过病魔，或者是乘搭长途飞机回国后休息不足时，那情况可真是大势不妙了。

要是在办公室有个10分钟或15分钟空档，他还可以“交代”最靠近门口的同事，“请在这半小时内别打扰我，我要小睡一阵子”；或者是被医生“命令”：“要是你还想活着的话，现在请回家睡觉休息”，他才心不甘、情不愿，乖乖“听话”不继续做工。

遇到早前承诺出席的会议或活动，他就无法“逃避”了。堂堂一个首长，总不可能在大庭广众（就是普通的节目或活动上）大打哈欠，或不小心睡着，那可是多么无礼的事啊！

所以，有时我和同事们陪同首长出席活动，又知道他抱恙出席时，我们都会看到林先生那很怪的表情。

正如之前有一名摄影记者在节目进行中（就是余兴节目表演，不是林先生“表演”的时候），跑来问我，“喂，你看，你老板在做什么？”

眼见他双眉皱起、双眼眼白多过眼球、紧闭双唇，可是下巴突然“肿”了起来的怪模样，我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悄悄告诉这位关心老板的朋友，“没什么事啦，我老板他，把瞌睡虫吞下肚子去而已。”

什么？把睡虫吞下去？这是什么道理啊？再看一次，嗯，没错，明明是不够睡时，人类自然的打哈欠动作，但是“酝酿”到一半时，硬被需要撑住的林先生，“活生生”地吞了下去。哈欠打不出来，就换成了一个没有文字可以形容的怪表情。

跟林先生做工以后，我才发现，原来除了演讲和算术，他还有另一个非凡人所能的特长 – 把睡虫也吞下去。

为什么要看《28楼》？

(此文经刊登在2012年1月8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根据大众书局截至去年12月杪的数据显示，小妹的新著《28楼》，在短短的2个月内，全国共卖了1115本。单是槟城，就卖了855本。看好噢，这只是在大众书局的记录，不包括其他书局及火箭在各讲座和宴会的销售记录。

对我这一等的小人物，靠着林冠英光芒，在一间书局就可以卖到破千本，真的要感谢观音（我常常去拜观音的）。

谈到出书，除了正式仪式，这过程我也经历了一些很奇怪却又让我印象深刻的事。

记得在11月初，从雪州推介礼回程中，在飞萤的机上，遇到一名正在读《28楼》的读者。

我是一个不会随便与陌生人讲话的人。那天我在机上看报纸，起飞时报纸落了一地，隔邻座的人替我捡了起来，我转头跟他说声谢谢时，骇然发现，他手中竟然拿着小妹的《28楼》。

那时我脸红了一阵子。到底要不要告诉他，坐在旁边的人，正是此书的作者本尊呢？会不会唐突了些？可是人家真金白银支持本地创作噢，在机上遇到，也算得上是难得的机缘了吧？

于是，我“假假”问：“你有拿到作者的签名吗？”他摇头。我问：“要不要我签给你？”

他翻了封底，对照一下书皮的照片和真人，爆出一句，“咦，怎么不像的？”

我实在没有勇气问到底真人比较美还是照片比较美，已沦为老女人，还是避免尴尬的好。

就这样从吉隆坡聊到槟城，原来去年槟城所获得的122亿投资，让他所服务的公司，得标了几乎所有的大计划，他感觉到这一切都与他“很有关系”，也让工业界受惠广泛。

除了“飞机偶遇记”，上个月，还有一名读者买书后直接跑到光大来，对三楼的保安人员说：“我要上28楼找CM的新闻秘书，我买了她的书，要给她签名。”

忙乱中接到保安的电话，一时回不过神来，“什么？有读者找上门来要签名？”

既然人家“杀到”，加上当时又没有紧急任务在手，就请保安安排她上来。

电梯门打开的那一刻，我刚好走过，看到一家大小走出来，年轻的妈妈手中拎着《28楼》，我“脸皮厚厚”地问：“你是来找我签名的人？”
又是同一个动作，她翻看封底，再看看真人，又是同一句话：“咦，怎么不像的？”

我不敢追问，只是哈啦了几句，又赶回去工作了。只是，对她用“玻璃纸”把书包得整整齐齐的，我倒是汗颜又感动 – 这可是我中学很珍惜的书才这么做啊。

话说回头，最近一名高官会见老板时我刚好“路过”，这下才发现，那些有看《28楼》的官员，也“有样学样”地用“28楼式语言”和老板沟通。

比如，遇到老板插嘴时，官员会说，“CM，我还没有讲完，你听我讲先～”、“CM，我告诉你，这个case hor 是这样的.....”、“CM，‘臭人’我们来当，你去见见他们就好了...”等等，《28楼》果然“教坏人家”。

出书的过程，感触最深的，是老板在雪州推介礼时说的那句话：“很多政治人物或他的身边人，往往都是不在位时，才出书来揭发这个揭发那个。《28楼》与别人不同的是，出书的时候，我还是她的老板，我还是槟州首长，爆了一大堆的料之后，我们还得继续回去28楼工作。”

这就是为什么要看《28楼》的原因了。

推翻游戏规矩

(此文经刊登在2012年1月1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个不成文的“游戏规矩”。比如说，记者闲着在警局与警官聊天打好关系时，绝对不可以一屁股坐到警官的桌子上，因为那是警察最大的“pantang”-- 坐在桌子上就意味有大案发生，要坐在桌上“思考对策”。

同样的，在政府也有很多不成文的“规矩”，更多是我初入行时被搞到一头雾水的规矩。

就像第一年当政府时的4月期间，一位社团代表跑到28楼来，把一叠文件交到我手上，说，“嗱，这是我们XX的受封名单，交给你老板！”
我问对方，“这是什么啊？”

对方答：“噢，传统啊，我们XX每年都有几个拿督名额、几个PJK、几个PJM、几个PKT等等，你还新，你不懂的啦，交给你老板，叫他‘照走’就对了。”

如实交给老板时，他反问我：“这个规矩是谁定的？”

我说我不知道，我只是一个传话人，对方这么说，我就这么对你说啊。
老板问，“这是他们之间的游戏规则，关我什么事？为什么我一定要跟？”

于是，结果，大家应该猜到一二了吧？

第二个文化冲突是很多人明知槟城是公开招标之州，明明自己的公司呈上了招标表格，还“心挂挂”地到处找首长的助理“打听”，说什么“看看你们政府是几时要决定的，先让我们见首长，方便做事”。

你这里的“方便”，是“方便”谁啊？通常收到这类的电话，我们只是应酬了事，绝对不会转告。为什么？因为首长未必在招标委员会里，即使会，“万一”他知道某公司有人特意“找管道”做“交代”，他肯定“特别关注”，那么，这家公司在遴选过程中，恐怕“凶多吉少”了。

首长曾经问过同事，“你认为我面对什么挑战时，坚持的成绩最好？”

有同事说是打“无免费塑料袋”之仗时，有人说是法鲁斯副首长丢官时，也有人说是豆蔻村戏码、有人说是马来报指他反回教。我觉得，最大的“成就”，应该是他坚持委任他属意的人选，接任州秘书和州财政司职。

当时首长坚持的人选，不获公共服务局的“祝福”，双方僵持了近3个月多。根据公共服务局的说法，委任高级公务员是该局的绝对权力，轮不到你这个小州的反对党首长“发表意见”。

于是，林先生就翻查公共服务法则，找到一个条文，文内称“每位新就职的州秘书、州财政司及州法律顾问，都必需在首长面前宣誓，才能正式出任该职”。

首长派人传话：好啊，你派你巫统属意的、“从天而降”的州秘书来咯，我到时不出席宣誓就职礼，看你怎样宣誓、看你怎样做州秘书？

双方暗中拉扯、放话，搞到后来，对方实在担心首长不知会出什么招数，结果，事情的发展急速变成“直接通知首长要的接班人”，当时还是市长的再纳，跑来报喜：“首长，我收到JPA的通知，叫我去KL拿信，准备做州秘书！”

有了道地槟城官员升高官，槟城哪一条小路发生什么小事，他们都能如数家珍般连历史也搬出来给首长汇报，看在其他中级公务员眼中，这可是多么有激励的事啊！

“州秘书一定要JPA委任的”，是传统又怎样？过去，只有“从天而降”的朋党才有机会坐上这个高位，今天，谁要是表现好，一有升迁机会，林冠英一定会想到你。结果官员一个接一个升级，有人三年升三级呢。

接下来联邦委任的高官，都是“顺着”林冠英的“意思”，谁说一定要依传统全听JPA的？颠倒传统作业，换回来的，是整个公务员团队士气大增，因为“升级在望”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