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

很多时候,面对感动的场合,不懂应该如何表达谢意,歉意或是接受别人的谢词,一句"无论如何" 代表了千言万语.....

Monday, March 28, 2011

嘴巴效应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3月27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过去的18天,我请了长假,到台湾参加侨委会主办的短期西式烘焙班。 与其说是“万一”在下届大选,我老板输掉后有个“后备行业”可做,更实际一点来说,应该算是“圆梦”的一个过程。 那是我“想做”了很多年,却从来没有真正采取行动去落实的梦想。 从开始下载表格、线上报到,到抵达桃园机场,直到整个课题的结束,似乎像做了一场梦,但却那么地实在。原来要梦想成真一点也不难,只要“去做”就行了! 从第一天的报到、自我介绍开始,我就向身边来自不同国家的代表说,我姓张,名叫燕芬,来自马来西亚槟城州。告诉你噢,槟城很漂亮的,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槟城的小食跟台湾有得比呢! 就这样,从上课、休息节吃东西、实作课,甚至是出游参观,我的职业病就惯性发作,对不同的学员重复着同样的论调;甚至问自称常受邀 “表演”的老师父:“要是槟城请你去表演,你去不去?” 他先是愣了一下(也许还搞不懂槟城是什么地方),然后我再介绍:“槟城就在泰 国和新加坡的中间”。 结果参访结束后,老师父竟然在60多人的人群中把我找了出来,再递上一张名片,“请多多指教”。 有一名出生在马来西亚,但是30多年前移民到美国的同学问我:“嘿,308变天后,槟城有没有好一点啊?我想回去看看呢!” 就这样,在2个星期的结业礼上,全班56个学员,竟然有三分之一表示考虑会来槟城玩;其中十多个连“良辰吉日”也挑好,连酒店柜台的、教我们做蛋糕的老师也说想来考察考察;这回,轮到我直冒冷汗了—要是他们真的都来槟城,我怎样有时间一一招待啊? 告诉人家槟城有多好,充其量是槟城人的“大槟城主义”在作崇。没想到,我每天在他们耳边重复地讲槟城,也会在潜意识里被吸收,然后就演变成一种“想要来槟城看看”的动力。 现在,我终于明白,我那可爱的老板,为什么可以那么长气地、一次又一次地对着不同的观众群,表达槟城的政绩、槟城的良政、槟城的成就、槟城的好;原来,身边那群看似没有反应的人,其实,都有“听进去”的,至于什么时候化为“动力”,则不得而知了。 原来,“嘴巴的效应”,一点也不输给庞大的广告效应;更重要的是:它是不用本的。

Thursday, March 24, 2011

N个新闻秘书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3月20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当上首长的新闻秘书,都有名字给你叫了,就是大略“包到完”所有有关新闻的事务。

比如说,每天你得看所有的报章(包括网站的),然后汇报给老板新闻重点,连那些小小的sms投诉啦、读者投书也不可以漏掉。

然后,就是负责邀请媒体采访老板的活动。从308过后的“人手式”一张一张传真到每家报馆(天啊,那可是恶梦也,十几家媒体,也要耗掉你整个小时的时间),改为自动群组传真,到今天的省钱省时的电邮通知,短短三年,28楼的小小新闻部,也作出了小小的改革。

讲是小改革,可一年下来,估计省下的电话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遇到“大吉利是”的时刻(就是有人死啦、有大粒人退党啦),我的电话就响个不停。就如首长在记者会上宣布法鲁兹呈辞的那一天,平时不曾采访的也纷纷找上门来,害我接电话接到连吃饭也没空聊。

结果竟然是在首长的一声令下:“吃东西,不准接电话!”我才总算勉强啃完了一餐。

所幸这只是很久才发生一次的“大单”事,否则可真要了我的“老命”(我过了30,是“老女人”啦)。

话说回头,工作比较普通的,是安排首长的节目和行程。除了邀请媒体,我们还得与主办单位协调节目流程表,确保安排妥当,以不拖延双方宝贵的时间。

这些看似简单,但是却锁碎的工作,一般就是“吃掉”我们最多时间的。但是人在28楼,没有选择,只有尽量安排时间,提高效率,扮演好一个“高级杂工”的角色。

每天最娱乐的,就是有名英报的主任,很喜欢在安排记者节目前,摇个电话向我查询首长真正确认出席的节目。

有时候,明明首长的时间只允许他出席三场的活动,首长办公室也是邀请三项活动,可是报馆的采访登记簿,搞不好在4个小时内,会出现十多场林冠英的节目。

记得有次我忙得团团转时,他叩来告诉我:“我今天才知道,原来首长有10多个新闻秘书噢!”

哈?什么?难道首长请了这么多人我不知道的?

原来是有十多个组织,“代表”新闻秘书邀请媒体,指首长将会出席他们的节目。所以他才揶揄我说那些人都是首长的新闻秘书。

话虽是这么说,但是,大部分团体应该是在决定邀请首长出席时,也顺道致函媒体“参与其盛”,才会出现 N个新闻秘书的局面。

遇上总社设在槟城的报馆还好,那些办事处的,加上主任才三几个人工作,肯定无法逐一出席采访,在取舍的时候,就得先沟通沟通,以免被N个新闻秘书混淆了。

最要紧的是,被分配到节目的记者,也会先致电“确认”首长是否出席他被指派的节目,以做好心理准备(因为可能“买一送三”,甚至是“买二送七”),要准备写新闻写到下班呢!

给首长的信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3月13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每一天,28楼都会收到上百封给首长的信。有邀请信,有求助信,形形色色,从传真到邮寄,快邮到电邮都有。

办公室里的“手和脚”,每天都在忙着处理信件。有人负责登记来信,分类,再电子存档,然后原有的信件就在分类之后,交由首长过目。之后又有人负责回信,登记回信记录等等。

不说你不信,原来28楼的CEO,曾经因为官员没有把所有的信件交给他过目而发火;那,他真的有时间把信件一一看完咩?

且让我们看看一个例子。那是一封老板吩咐同事额外给我副本的信件。
这是由一个小市民寄来的感谢信。我也忘了他的姓名,虽然只有短短的5、6段文字,却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在信中感谢首长,然后述说他的故事。他说,曾经在2009年的某日,就这样以个人的身份(那种什么都不是,没有协会,没有名衔,也不是“大粒人”的一个人),写了一封投诉信给首长。

他当时说,发现在E Gate有一间夜店,每天营业到超过了政府规定的时间,还有很多看法等,希望政府关注云云。

信中说,虽然他没有接到由首长林冠英的亲自回信,但是让他感到惊讶的是,有天他突然收到地方政府的行政议员曹观友给他的信件,大略说州政府收到他的投诉,目前的进展如何如何等。

原本以为是官腔的应酬,岂料,回信的前几天他路经该店,发现有关店面,已改租给家庭式餐厅。也就是说:他的投诉有效!政府有听到!

信件末段说,“我从来没想过,我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Nobody)写信给政府,真的有人回信,也真的被正视的。谢谢您林首长。”

他早前的投诉信,对28楼的同事来说,也许不过是万中之一的信,没什么出奇;但是,对于一个普通老百姓而言,意义就不只是这样了。

这也许就是他们几经思考,内心几番挣扎之后,才成功动笔写给高官的信。而这么一个“有交代”的回函,却涵盖了他的心声、他与政府高官接触的经验,还有就是那种无形,但是却让他感受得到的“与政府的衔接”。

这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说起来也过程一点也不简单。首先,首长看了他的信,需要交代由曹观友处理。办公室就发信转告曹观友,然后曹先生就得指示他的官员展开调查。明察暗访之后,还得先发警告信。期限过后,又一轮的明察暗访。又下一步的行动,直到今天的结果。这一切一切,需要以法制行事,绝不能一步登天,否则被业主反告就惨了。

一封信,让他感动,但是背后的学问却是很长的资料。也庆幸他没有被有动机的政客纵容而向政府施压或天天开记者会,否则,对民联政府而言,或许又是一场疲于奔命的灾难了。

不管你是“乜水”,只要你那有理的信寄到28楼,那个CEO肯定会看到、摸到、感觉到你的心声,然后再给你一个让你看到、摸到、感觉到的答复。

巴士紧急会议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3月6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3月1日大清早,川行威省至峇六拜工业区的 BEST免费巴士的正式开跑。这对州政府而言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天—鼓励民众改用公共交通,能否成功,就看这里了。

4人共车来到停车场,已是早上6时20分,可是,整个停车场空荡荡的,只有区区的三四辆车,情况真的“很不妙”啊。

快步走到候车亭,也是小猫三两只。槟城快捷通加上政府的官员,还多过真正来乘免费巴士的人。不是嘛?免费的噢,怎么没有人呢?

于是,我立刻给老板“打小报告”(sms啦,字小就叫小报告)。回讯字眼是:“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开始。”虽是冷冰冰的手机,我却感觉到阵阵的失落和失望。

再试探去问那些穿着工厂衣的人,每个都给予很正面的反应,表示欢迎。但为什么这么少人呢?这个省钱如命的州政府,好歹也每个月丢了16万令吉呢!

原来,第一天出现的,都是同事们的“白老鼠”。 “我的朋友叫我先来 try,如果没有迟到的话,他们才来。”

7时10分挥旗礼。首长选择坐上最多人的 BEST A路线,也只有11名乘客。他不只逐一向大家握手问好,连谁在哪一家工厂工作,也记得一清二楚,一一向媒体汇报。

一路上,巴士通行无阻,直到驶入皇后湾广场前的木寇山码头,车辆开始缓慢了。我心想:这是正常的,交通瓶颈。

可是20分钟过去了,巴士才走不到半公里。老板从后边的乘客席,走到司机旁观察情况。长长的车龙,全部动弹不得。刘镇东说,消息指英特尔工厂前有车祸,才发生不久,所以塞车。

老板问:为什么会这样的?我耸耸肩,告诉他:“啾,我以前驾摩托,在这里上班时还不是一样?一有车祸,或者是下雨,可以转来转去的摩托都要迟到半小时了,更何况是车。”

车越塞,老板的脸越黑。有记者窃窃私语说糟了,怎么你们没拜神,第一天就出师不利。我说,即使今天开车上班也是迟到啊。

后来,塞了足足40分钟。快捷通的CEO基于首长还的很多节目,建议稍改计划,让我们转乘随后的一辆巴士回威省,给上班的朋友继续路程。

另一辆巴士是快捷通专用来搞活动用的,后座是可以开会的沙发式、面对面座椅。除了YB和高官,一些记者也“坐在一起”。

回程的路顺畅了不少。但是反方向的车辆却从桥中间塞起。望向窗外,首长对掌管交通管理的曹观友说:“这样塞法,也不是办法。虽然我们不能避免意外的发生,但我们总不能坐视不理。”

于是,又把市政局最有经验的拉贞叫去,说要召开紧急会议。这里有威省市局的阿头(月中就是财政司啦),加上各级官员。首长问,槟威两地各20人组成一个交通纠察队,有什么状况立刻出动疏散交通,有问题吗?

没异议?好,一致通过!结果,就是隔天报章上出现的“10分钟敲定成立交通纠察队”的宣布。还是在巴士上那种。

除了省钱,我那天才知道首长也省时间到利用巴士上的空闲片段开会,还想出了新方案呢!

说回免费BEST。从第一天的68人,到第二天135,第三天197,第四天的215,虽然距离目标尚很远,不过我们也放下心来;同事更天天上佳礼论坛,看看工程师们的留言。有人说巴士上有美眉,不错;有人说很准时,也有人说路途长等等。

周五发现B路线的巴士暴满。一查才知,原来有家工厂为了鼓励员工改乘巴士,提出“只要坐BEST的,送一件夹克”呢!

Thursday, March 03, 2011

五点才开工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2月27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我在州秘书署的一位朋友,最近被调升至槟州经济发展单位,担任一个部门的副主任。

她与我是大学同届同学,她主修金融,而我是选市场管理。她是公共服务局遴选的铁饭碗公务员,而我则是政治委任的公务员。

前几天因为在26楼出席一项会议,就顺道“参观”她的新办公室,也聊起工作近况。

不聊还好,一谈起来,才知道原来此君调到新部门后,下班时间已从原本的傍晚7时许,“调整”至晚上10时过后。

一是尚未完全熟悉新环境,二是从踏入办公室的那一分钟起,就不断地出席会议、与其他同事协调,忙着处理紧急事务。结果一天下来,真正开始做工的时间,就是一般公务员下班的5点正。

咦,怎么这论调这么熟悉呢?呵呵,原来这是在我刚上任新闻秘书时,政治秘书黄先生曾经跟我说过的对白啊。

不是吗?每天8时半进办公室,然后同事就过来问东问西这事要怎么处理怎么回答公众的询问(还好有同事,不然每个电话都是我们接就累死了)。接着出席老板的活动,一来一往就几个钟,但这不代表你手头上其他工作就可以搁置。

碰到政敌乱放消息时,就是恶梦的开始。你可以全天候在接听记者的电话,等到大家的截稿时间结束时,也就是你放工的时间了。几十个电邮等着你回复,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你得逐一查看,以不漏了紧急要件。

有时真的不得不佩服那些高级公务员。就拿乔治市世遗办事处总经理麦姆娜来讲,每次老板突然心血来潮,说要参观一间复修成功的老屋时,都是由我与她接恰的。

从“收到通知”到“正式节目时间”,只有少于12小时。可是,身为两个孩子的妈妈,每次她非但没有埋怨,还尽力去安排。在短短的两句钟内,她可以一边开会一边作安排,然后只是交代:那张小姐,你记得邀请记者噢,我晚上准备好资料再电邮给你。

每次都是介于凌晨二时半至四时接到她的电邮,然后第二天7时就接到电话:你有收到吗?隔天的巡视,她依然是精神奕奕地陪同首长走老屋。

另一个不得不佩服的高官,就是即将升任州秘书的法立占。连续两年的财政预算案,都是他与林先生两个人漏夜留在办公室“熬”出来的。

去年11月,当我在凌晨4时半接到首长的来电,说“请处理翻译,我的预算案电邮了”时,首长说,他有叫法立占先回家,有问题他会叩,但是法立占说不要,他要陪首长一起,才能展示团队精神。就这样,两个男人连夜工作,把厚厚的预算草似了出来。

像我这种年过30岁的老女人,每一次漏夜工作,即使涂上再厚的化妆品,还是遮不住深深的熊猫眼,然后就是一整天的精神恍惚。可是这些年过半百高官,从麦姆娜到法立占到我的老板,不懂他们吃了什么保养品,却能够精神奕奕工作到晚上,不得不佩服。

同样是五点开始一天的工作,但是我试过晚上从州政府的网上提出申请(那种需要州秘书批准的),隔天清早的7时正,就记载着州秘书再纳网上的批准公文。

难怪这些高官会在短短的几年内一升再升,工作效率+工作能耐,都是所有人学习的榜样。五点才开始工作,对他们而言,算得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