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诉乌鸦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5月29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前几天看了一则新闻，深觉有感，在此与发生在28楼的事件“衔接”一下。

话说有名市议员，在巴刹内竖起各部门主管联络号码的告示牌后，向记者透露，往往议员或政府官员都会接到莫名其妙的投诉电话，包括夫妻吵架要人协调、欠大耳窿债也找市议员等，我真的觉得好笑。

看来，民众只要有办法找到一组供投诉的号码，潜意志就会以为是张天赐再世版，要投诉什么都可以。

原本在新政府上任之后，首长担心一开始管不了太多不同政府部门的投诉热线，更担心习惯了“孤岛思维”（Silo Mentality）的公务员，会把人民像球一样踢来踢去，所以就以首长办公室的名义，设了一个客户服务员的职位。

这由一名曾任英文老师、拥有多年处事经验的明月小姐出任。有些人打电话来，其实并不是要投诉或求助，而是他要你聆听他的“高见”，有者更致电来骂前朝或联邦政府，让人哭笑不得。

往往，老板对接洽投诉电话或电邮的同事有相当高的要求。比如说，有人投诉说这条路有很多洞，需要补；除了先查看这路是在市政局管辖还是联邦公共工程局管之外，给予回复的同事，必需知会投诉者：“这是XXX议员负责，我们已经交由他处理。”

如果需要进一步的详情方能行事，也不准以“请联络XXX办公室”，而是发函要政府办公室联系投诉人，给投诉人的信，也必需以主动的方式回应，如“我们的XXX议员（或办公室）将会给您联系”。

由于深明政府部门一直把民众当球踢，所以首长不允许这粒球继续这样被踢下去。虽说这无法成为一个“一站式服务中心”，但至少它能够像一盏明灯，把茫茫然的投诉者引领至正确的部门，以免落得“投诉无门”的地步。

投诉，也要“敲”对的门，比如说，要是发生火灾，打电话给警局并不是最好的建议；同样的，教育是联邦的权限，拿不到JPA奖学金，写信给州政府投诉，我们也没法定权力去交涉啊。

对人的投诉还好，至少我们能够给予解释；明月小姐有次很无奈、好气又好笑地告诉我，有一个民众打电话来，说他很喜欢在浮罗池滑小贩中心吃面，可是有一支灯柱上，常常有一只超级大只的乌鸦站在外边，对着他的炒粿条“鸦视耽耽”，让他无法安心吃。

对方问：能不能叫政府移走那个灯柱，或者是放矮一点让乌鸦不能站，或者是告诉乌鸦不要这样看着他的“盘中餐”可以吗？

我听了也啼笑皆非。曾几何时，政府的投诉热线，竟然变成可以与动物沟通的“桥梁”？

献词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5月22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真不懂是谁发明了献词这个玩意。除了每个团体在出版特刊时，务必征求该团领导人加上当地地方领袖的献词外，每逢佳节或特别的日子，发表献词已经成为政府领袖们一个“例常任务”。

有时我会在思考，一篇耗尽心思撰写的献词，真正很认真去细读的，到底有多少个人？

即使是我的老板林先生的献词，身为新闻秘书，我也是在“大日子”前提醒老板，“XX日是下个星期，记得准备献词”，详读内容后，基于职务范围，需要协助翻译及发稿，就这样而已。

很多政治人物的文告或献词，基于并不是出自其思维本身，因此当记者收到文告再致电欲询问进一步详情时，就会出现支唔以对，甚至言不对“文”的局面。

文告或献词的内容往往能直接反映一个领袖的内涵和思想层次。

也因为这样，即使工作再忙，林先生的文告和献词，都是出自他的脑。有时候，他只花20分钟完成的文告，我们这些“小的”，居然要耗上整句钟来做翻译。

除了早前引起争议的翁前总会长的新年献词外，真想不到，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老板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献词，竟然也成为了民政党认为有争议的献词，还搞到需要去报警的地步。

卫塞节的10天前，基于巫统党报《马来前锋报》制造谎言，称基督徒在密谋成立基督国，甚至要委任基督徒当首相云云，引起众基督教徒的不安。在一个多元社会，这种公开论述是禁忌，但是换成一个前锋报来表述，就似乎成为了“确有其事”的报导。

佛教讲的是和平，基督教何尝不是？但是，锋口冲着基督徒而来的“文战”（由报章撰文发起的，我叫“文战”），一如往昔，反弹的除了国会反对党之外，就只剩下基督徒在与庞大的集团“抗战”，搞到最后，种族极端份子还说要发动圣战对付基督徒，全国居然无动于衷，民政党也没有去报警。

当我在林冠英发表的卫塞节献词内，发现到他引用反纳粹的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1892-1984）的名言时，真的觉得他把两个截然不同的课题，牵连+表达得实在太棒太巧妙了。

他借此名言，来告诉所有不同宗教背景的人，是时候为了和平站起来，反抗使用语言暴力的极端分子，因为这次他们的目标是基督徒，我们如何能够阻止兴都教徒及佛教徒成为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呢？

马丁尼莫拉的名言：

起初他们抓共产主义者，我没说什么
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然后他们抓社会主义者，我没说什么
因为我不是社会主义者
再然后他们抓工会会员，我没说什么
因为我不是一个工会会员
然后他们抓犹太人了，我没说什么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最后他们来抓我，
已经没剩下什么人为我说些什么了

这个星期，我成长了不少。原来，在一些政党眼中，发动圣战者是无罪的，吁求和平者才是罪之祸首。虽然我身边还有很多人可以说很多东西，但面对这局面，我真的没办法再说些什么了。

给槟城记者的公开信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5月15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各位前同行们，

当上新闻秘书那一天起，我就开始处处为记者设想：采访这个工作会遇到什么问题、会面对什么官僚；所以，即使老板没有指示，我也自作聪明，自行找各部门沟通，以期你们的采访工作能够更通行无阻。或许，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这三年多来，很多并不在我职责范围的工作，基于我天生“鸡婆”，所以与同事们在处理老板的工作同时，也兼任各种协调和安排工作。

所以，在州元首府举行的活动，记者遇到麻烦，第一个找的，不是负责的官员，而是首长的助理；在州元首封赐的季节，报馆要知道谁受封，也不找州秘书署或新闻部，而是找上我们。

只要还能分身，我们也乐意做个顺水人情，毕竟政府的部门多，要报界在短时间内找到“对的人”并不是一项简单任务。

有时候，部门的官员需要把讯息传达给媒体时，也看在我们与记者较熟络的份上，要求我们私下传达，他们担心，“对外窗口”的工作一旦处理失当，分分钟会引起长官或首长的不满，而我们因比较习惯面对这种场面，“失手”的机率相对比较低。

直到最近的两个星期，我才发现，原来当一切都安排得太好的时候，一点点的瑕疵也会成为一个大课题，甚至让我们这些负责协调的中间人成为群起炮轰的对象。

比如说，这次州议会当局不知何故不再无限制派发停车场的免费停车证，连议员助理的停车证数量也受限，所以我们只有共车或搭巴士到州议会工作。一些记者也纷纷大吐苦水。

过去习惯有停车证，所以记者们不满是情有可原的。我和同事们向记者解释：这在州议会的管辖，不是首长，而他们在做决定时也没有咨询我们啊，我们也是“受害者”呢。不如你们向议长反映好吗？这里是他的“地头”。。。。。

语毕，议长大人从大家面前走过。刚才起哄的10多人，眼瞪瞪看着他从大厅的后方走到前方甚至离开，也没有一个人趋前，把刚才大大声对着我呼喝的不满陈述出来。

我一时傻了眼。他是决策人啊，怎么你们不对他陈述呢？我只不过是一个传讯者，大喊新闻自由的革命份子，不是常说“请勿射杀传讯者”（Don’t shoot the messenger）吗？

更糟糕的是，当我一名同事受礼仪部官员委托，向一位身穿短袖、牛仔裤加运动鞋到州议会采访的记者说明衣装不符合州议会礼议时，对方不只发飙还挑畔他“有本事到外面去”，还骂“这些林冠英身边的狗”，更在面子书上大肆重复污辱，现场目睹的十多位记者，却在新闻自由日选择保持沉默，置身事外，实在让人心寒。

后来，记者找不到议会的流程及议员提问，又来找我们发脾气；冷气不够冷也是我们的事；议会的无线上网上不到，直播音响不够大声，又找我们。

向老板提起时，他说：“都叫你不要这么鸡婆了，你又不听，让部门去负责啦，你干嘛要做这么多？你们只领一份薪水而已。”

自以为曾在报界多年，负责面对媒体绰绰有余，样样大开方便之门，不望回报，起码能够让人心存体谅；事实证明，我太天真了。

身为一个政府官员，我们需要被监督，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成为众人的出气筒及鄙视的对象。我们会继续以专业态度完成所赋予的任务，但，从此-- 只会做好份内事。

谨此知会。谢谢。

连公务员也吼怒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5月8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周四的槟州立法议会，是议员们参与辩论州元首施政演词的日子。议会后，槟州供水机构的总经理查瑟尼气呼呼地找首长告状。

根据首长的“汇报”，查瑟尼对于他所掌管的供水机构PBA被巫统议员诬赖，十分不满，还很生气得闹到首长那儿大告状。

在过去，只有首长被政敌骂了，为了有实在的证据回骂，而要查琵尼帮忙找资料来回应。这次风水轮流转，“局势”竟然倒转过来了。

于是，掌所握了全槟用水资料的查琵尼，在短短的半小时内，挖出了巫统议员沙布丁的水费单（不懂是不是在3年来经过林冠英的“训练”，“骂人证据”竟然能够在瞬间“自动出炉”？）。

查琵尼告诉老板（林冠英也是他的老板），其实这家伙每个月的水费单都已经200多块钱了，不是因为供水机构征收了附加费之后才突然之间变成200多块的，他在误导人民，他在误导议会。

他跟林首长说，根据供水机构的资料显示，沙布丁的住家在2010年8至10月的水费单，已经高达255令吉30仙，那是水费附加费生效前的两个月呢。

水费附加费在11月生效后，沙布丁于2010年11月至12月的水费单，竟然减少了，只有228令吉30仙，2011年1月至2月，减至219令吉14仙。

如果说征收附加费能够减少家庭用水量，看来在沙布丁的身上是“生效”了。但是，为什么这个事实，却与沙布丁在州议会参与辩论的内容有这么大的出入呢？

老板说，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巫统，这就是国阵。讲骗话不眨眼”。
于是，林冠英叫查琵尼一起出席记者会，要他把资料准备好，然后替他“出头”。

过去，被骂的只是林冠英，那些针刺不到其他人的肉，所以大家也只是公式化地奉命回应；现在，只因一个巫统议员在议会上的一句诬赖，搞到平时对政治不闻不问的供水机构总经理也“跳”了起来，还找上林冠英，要他代为“出头”，果然“非同凡响”。

记者会上，有记者向首长说，沙布丁称他家只有4个人，为什么水费这么贵？而且，当邻居水管爆裂时水费增高是正常的，怎么水管修好之后，才略降些许呢？

说到这一点，我可要向沙布丁“多多学习”了。我的小康之家，位于中廉价屋的700平方尺单位，一家五口天天煮饭洗澡，每两个月的水费也只是介于13至14令吉。加上我从台湾“偷师”回来后，几乎每个周末都做试验，大锅大盘地大幅度冲洗，水费也才增加不到2块钱，到底沙布丁是怎地样“用水”的呢？我真好奇。

总以为国阵只会搞民联的议员，现在，政治把戏玩无可玩，搞到连一直想把政治置身事外的公务员也吼怒了，国阵，你果然是行的。

振奋剂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5月1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有朋友曾私低下问我：“你的老板既不吃钱，也没有进一步的政治野心，这份工这么低薪（若与私人界同等级相比），他为了什么能这样做下去昵？”

我忘了当时是怎么回答他，应该是那种“只要获得人民的肯定一切都值得”那种很正式很官方的口吻的答法。

直到周四晚上， 我才终于知道，他持续充满活力的理由，就是对于槟城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很容易振奋。

话说周四林冠英战战競競上布城，在首相纳吉及中国总理温家宝的见证下，与北京城建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承建二条要道及横跨槟威的第三通道，也就是从槟岛衔接到威北的海底隧道。

出发前的一天，他很紧张很兴奋整件事的进展，但却更担心“有心人”从中作梗，使合约签署不成；幸庆的是，尽管“案情”反反复复，最后的最后，还是成功签下一纸合约，更在两个国家领导人的祝福下，拍下了对槟城而言历史性的一页。

“成事”之后，随行的同事阿飞就拨电报喜，然后一个接一个的行政议员也纷纷传讯“探听消息”；老板也利用在路上的空档，拼命告诉我们刚才谁谁谁的表情怎样、谁谁谁又很黑脸等。

基于同时有州立法议会，林先生回槟后，就第一时间奔往28楼，还叫了一大伙同事和议员，漏夜呆在28楼听他讲故事。眼见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可是老板不只精神奕奕，还兴致勃勃一再“陈述案情”，我们那千斤重的眼皮一再硬撑，更“惨”的是，我们听完故事后，还得继续工作呢。

在这“单”备忘录成功签署的背后，其实双方已谈了数个月多，巧遇温家宝到访见证，加速了工作，加上不用恰谈过往政治上所要“索取”的佣金，过程当然快了很多。

有时我会很纳闷，怎么林先生早起晚归（只是我们从节目表中知悉的行程），就像当天早上飞往首都，奔到布城签约，然后到吉隆坡召开记者会，再出席会议+晚宴，赶飞机回来槟城后直奔办公室，还可以不停地讲啊讲的。

如果翻开历史，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这么兴奋了。记得在2008年时，当时经过他多月游说的功夫后，一家日本厂决定弃国阵州不投资，转在槟城注资12亿令吉时，也有过类似的情景。

当时我向老板汇报好多好多的坏消息，他都不为所动，还说：“你现在讲什么都没有用啦，我不会生气的，因为我太高兴了，日本人要来槟城投资了，12亿噢 ！”

结果，我要求加薪，在不费吹灰之力下，得逞了。

第二次，也是日本厂，注资22亿，成交后，老板也兴奋了好一阵子，每天向我们陈述如何“扭转局势”，如何谈判成功等细节，兴奋起来还一直比手划脚呢。

而这一次，槟城被中国最著名、声誉最佳的建筑公司看上，都不懂他要兴奋几久了。
这些对槟城未来有着显著意义的个案，在繁忙的政务官务中，成为林先生生活中的“振奋剂”，可以不吃不眠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