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英雄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5月30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最近一周，中英文报章大事报导“深沟守护者”-- 也就是那些每天浸在污水中，打捞无良市民所抛的垃圾的员工。基于州政府有意对他们无私的贡献给予奖赏，而让他们在一夜之间，成为城市里的英雄。

当天其中一家报章的标题最抢眼，也引起人们很大的思维震撼。“你抛的垃圾，决定他浸多久”，配上一张市政局员工浸在深沟中的照片。希望那些习惯顺手抛垃圾的人民，以后要乱丢垃圾时，想一想这张照片，再想想你随手的动作，害到人家千辛万苦捡“手尾”的结局。

记得有次我与槟岛市政局前主席陈清水提起闪电水灾的问题时，谈到比起过去，水灾情况似乎有好转了。他给我的答案让我目瞪口呆了好一阵子。

他说，我们呼吁市民别丢垃圾，没用，垃圾一样多，等治水计划吗？至少也要三五年才能建好，于是回到最原始的方式：发现到老天开始下倾盆大雨，而且“雨势”15分钟还没有转小的趋向时，就开始打电话要市局员工出动，到低漥地区穿着雨衣挖水沟里的垃圾。除了巧遇涨潮，一般上这么做，即使是水灾黑区，鲜少会闪电水灾。

天啊，在这个文明的社会，竟然会有此等的怪象发生。从前朝到今朝，为官者无不苦口婆心“劝告再劝告”市民别乱抛垃圾，但是伟大的人民依然把这话当成“耳边风”，你劝你的，我照抛，你“吹”咩？

是的，几十个员工收拾垃圾和捞垃圾的速度，远远比不上150万人民丢垃圾的速度。要学新加坡政府强势执法吗？恐怕你的执法人员也不够呢。

垃圾的根源大家都很清楚，民联政府也发动了很多计划要绿化槟城。这边厢发动千人大清滩，一周后垃圾像长了腿一样，又回来了，满布海滩，扫的人乏力，抛的人依然不当一回事。

在社尾万山前的一场清洁运动，是活动也是转机。那天刚巧有员工在清沟，又刚巧彭文宝和曹观友“硬硬”把记者拉过去拍照，刚好遇到好的记者好的编辑把这新闻“做大”，默默耕耘几十年的清沟英雄才曝光，大家才终于知道人们自私的行为害到人家需要以这种方式来工作。

也许州政府决定颁发的500令吉，对很多人来说只是一个小数目，但至少是肯定这批无怨无悔员工多年来的贡献。

前两天，28楼就此事收到一名署名“愤怒的市民”写给市长、副本呈首长的信。文中他大骂市局不人道，竟然允许员工赤手空拳在毫无装备的情况下去进行脏沟清理工作。

其实，市长曾向部门主管了解，原来市局一直有准备特制服装及手套，不过员工觉得这样工作太不方便也没有效率，所以才选择了赤手空拳。

更绝的是，这名市民在信中还说，这些报章这样刊登这些照片和新闻，有丑化州政府之嫌，所以他建议州政府应该强烈警告媒体，以不重犯。

也许这位市民还活在国阵的思维下吧？媒体不这么大事报导，要怎么“震醒”普罗大众对环境的醒觉呢？大事报导我们感谢都来不及了，还警告什么？

所以说，同样一件事，在不同人的眼里有着不同的诠释。在林冠英的眼中，这报导是协助州政府唤醒那些随手抛垃圾的人“高抬贵手”，于是捞垃圾的工友每人获得500令吉。要是换了一个领导人，也许媒体主管又得忙着喝茶吃饭了。

老板的“空档”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5月23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很多想要邀约林首长的ABCDE，常向我们这些助理打听首长大人的“空档”，只盼能见个5分钟或10分钟。

有时候一些技术性问题，其实并不需要“出动”首长大人就可以解决的，比如购买土地的程序过慢，只要相关的助理跑土地局一趟了解情况，就能够掌握延误的因素，并对症下药。

偏偏还有很多人把首长当成是神医，认为只要有机会见他一面，问题就自动解决。这可为难了我们这些“小的”，因为他的“空档”时段，非常难以掌握。

除了被出席大节目、主要会议填满之外，他常常发出号施令，一时要见这个部门的主管、一时要召见某行政议员、一时又想起某政府相关机构的高官，办公室的人手，都已被训练成能够在“最后一分钟安排”下“完成任务”，好让首长大人脑里所想的政策，能够快快下达给相关的高官。

有时候，我们看到节目表上出现一个小空格时，都不禁开始担心：不懂可爱的老板又有什么“大计”了。通常他也不清楚自己什么时候有空档，有时预料1小时的会议，在20分钟内结束—这意味着：接下来的这40分钟，就“晋身”成为“首长的空档”了。

永远静不下来的林先生，这时就会突然想要做些事、解决一些问题，所以号施令满天飞，助理们的内线电话一个接一个响起，28楼的人跑来跑去，而且，能的话，你必需在2分钟内，出现在他的面前……

早在我刚加入时，也是前朝臣子的同事就给了很多提点和“贴士”，她告诉我，通常老板在办公室会忙着见人忙着做事，没时间命令我们这些“小的”做事，所以你必需留意，首长从办公室到节目地点的那段时间，就是他唯一的空档，因为坐在车上什么都不能做，就会想到要打电话给我们交代工作了。

预言果然没错，尽管车程再短，也会在这空际之时接到“圣指”；不过，随着科技的进步，随着首长也带了黑霉手机，他甚至可以无时无刻上网查电邮、回复电邮、看新闻；然后再大发号施令，或者上推特发表感言。

如果查一查他传电邮的时间，大多数都是在车上的空际。再不然，有时候我们给他“报告新闻”后，他会致电了解“进一步详情”。偶尔我们在口述报告的当儿，电话筒那边会出现一些“伴奏音乐”，有时是刷牙声、有时是如厕后的冲水声、有时是洗手洗脸的冲水声…….

当然，没有一个助理胆大包天到敢问首长 “声音的来源”，我们只是暗地里担心：万一手机掉进水里，怎么办？

由于不是每个人的手机都可以上“推特”（Twitter），一些担心自己随时会漏新闻的记者朋友就要求：能不能知道你老板几时上推特留言？

呵呵，这可是天下最限难的任务啊！我们这些“随从”，怎能掌握老板那千奇百怪的“空档”呢？

下次别再问我老板几时有空档，这个问题，难度有点高，也很难“技巧性地回答”。

超级请柬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5月16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28楼每天至少收到上百封信，有的是副本呈给首长，有些是投诉，最多的是邀请首长出席节目宴会周年庆的请柬。

最常见的请柬，就是只负责请首长，却没留下联络人、联络方式的信件，害我们每天凭着小卡上的小线索，在玩寻宝游戏。幸运的话，你在理事会名单上“发现”了其中一两个你所认识的“闻人”，然后就像私家侦探一样，一个一个地查寻，逐一地翻出谁是真正的负责人，才“大功告成”。

最糟糕的是遇到搞派系搞分裂的团体。我们明明跟着信中的联络人，通知首长未克出席，并委派某行政议员后，另一个同一团体的“高层”表示我们没有通知“下文”，或者是A理事找X助理、B理事同时又找Y助理，少了那么一丁点的沟通，28楼真的会被这些人的私人恩怨给倒反过来。

这还不是最遭的。有些人很喜欢玩传话，或“代交”游戏。要请首长，可以用邮寄、传真或电邮寄上正式邀请函，他们偏偏有一套自己的做法，就是喜欢把信交给某某议员代传，或交给他们所认为可以“搞掂”的人“顺便”交来28楼。多次因为“传书”的人一时太忙忘了，结果我们却被逼吃死猫。

有一回首长出席一项活动时，一名社团闻人大大声向首长投诉，说为何那天明明在槟城却不愿意出席他们的宴会，结果整个办公室翻箱倒柜找了一整天，证实根本没有收到邀请信，再次致电有关负责人时，对方才很不好意思地说“噢，其实是我们的总务忘记把信寄出去啦！”我真想X*#%^#~

另一次我收到一封哭笑不得的邀请信，长篇大论说了他们的团体几厉害、成立多少年了，因此希望首长能够抽空前来出席。我由头到尾连找了三次，竟然发现写信人忘了写下最重要的日期、时间和地点，叫首长怎样去啊？

世上怪事无奇不有。前几天首长召集众助理在办公室开会之前，就顺道把握时间翻查所有的来信。刚好翻到一封来自专业团体邀请首长出席周年宴的信件。日理万机的首长虽然有“速读”的特异功能，但是还是被他发现到，对方把Lim Guan Eng 写成了Lim Eng Guan。

于是大家就开始议论纷纷。有人说，连名字都写错，不用去算了吧。可是首长认为应该回信，于是，当下吩咐机要秘书给对方发一封回信，告诉他们“贵会的来信我们收到了，谨此告知，目前的首长办公室，并没有Lim Eng Guan这个人。”

林先生说毕，整个办公室的助理笑到连眼泪都飙了出来，有些人更笑弯了腰，一时无法站起来。真是超级请柬啊！

思维落差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5月9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504这一天，槟州政府在旧关仔角主办了一项仪式简单，但是意义深重的活动。

全国首创的“言论广场”在这里落实了。曹先生依据非政府组织所提呈的建议，将每个周三及周日下午6时至10时，在旧关仔角大草场一角，列为槟州的“言论广场”。

很多出席的NGO们都很兴奋。有很多是争取言论自由争取了近一辈子的朋友。法律界著名的律师苏莱曼，即使是行动不便，还是坚持出席并“坐着”观赏仪式的进行。

这一天，采访的阵容也多了很多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记者。他们前来讨首长的新闻稿时，才知道这大部分的年轻人，其实是网络记者、热衷写部落的份子，或非政府组织本身。他们自备录影器材，把这历史性的一刻记录下来，传播到各角落。

由于这项仪式是在槟州立法议会其间进行，我们忙于议会的工作，一时忘了在第一 时间把首长的演讲稿上载到州政府的网站及电邮给在隆的外电新闻从业员，结果老板的手机被轰到差不多要爆炸，每个都是在追演讲稿的记者。

仪式的前一天，首长在草拟演讲稿时，有问及“言论广场”是否享有免控权。地方政府大爷曹先生在电话中对老板说：警察不是我们州政府的权限，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阻止警方对群众采取行动，但至少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让人发表言论的空间。

于是在致开幕词时，首长当然表明：相信很多会上来这里演讲的内容，都可能是批评州政府的。我或许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我也相信发言者都是成熟者，他们懂得为自己的言论负起责任。

仪式后，一名马来报的记者跑过来问我：“刚才首长说可以在这里自由发言，但是我想问，哪一个单位将会针对发言者采取行动呢？”

我以为她听漏了首长的演词，于是就重复一次：州政府没预设体裁、没有限制，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地方讲了什么话，也不会被州政府对付，除了警方—因为警方不是我们控制的范围。

岂料，她再三问我：比如，一个人要是说了一些对州政府伤害的话，那一个部门负责对他们采取行动啊？不可能没有吧？

我斩钉截铁地回答她：“没有人会因此被采取行动的！”

她带着纳闷的眼神，半信半疑地走了。

看着她的背影，我想起某政党的喉舌《前锋报》在“言论广场”开幕的前一天，大事报导“言论广场是林冠英的政治舞台？”，全文访问一名自称是马来西亚遗产协会槟州分会秘书。他相信，此广场将被“某方面”利用作为挑起敏感课题、破坏联邦政府的政治轨道，还说民联不应该要求内政部采取行动对付频频破坏种族和谐的《前锋报》。

一个“言论广场”，未开幕就先掀起敌对阵营的“讨伐”，由此可见，尽管你多么努力在改变一个社会的言论自由模式，还是会遇到思维上与你存在着太大落差的群众，依然以为他们还活在操控言论的政府里。

美丽和成功的背后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5月2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两个星期前，槟州政府联合州内各大非政府组织及企业，主办了一项被称为相当成功的海滩清洁运动。

除了平面媒体大幅度报导从垃圾堆中成功挖出的内衣、铲泥机的轮胎及冰箱外，隔天电台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歌颂”这项壮举（通常是批评政府，这“歌颂”真的让人一下子适应不来）。

成为茶余饭后的话题后，今天我想在这里向大家揭露一些我的同事环保美女在整个筹备工作的过程中，心情起伏的点滴。

虽然我不是“主谋”（活动的策划单位啦），但是我们“同事同心”，她每次开会遇到挫折，都会向我们发牢骚或分享，所以我也知道了很多当中的“内幕消息”。

当初步会议召开时，理大一名在环保很专业的教授就在会上建议：如果这个清洁运动涉及1千人，若主办单位为每个参与者准备罐装水的话，那么我们就不经意制造了1千个垃圾，与我们的活动宗旨背道而驰。

拥有环保意识的出席者都非常认同这个做法。但是要怎么执行呢？又开始议论纷纷了。有人说，难道人家免费来帮你捡垃圾，你连一瓶水也不请人家喝咩？

结果不懂是哪一位“英明的”建议，我们通过各管道促请参与者自行携带水罐来，主办单位找赞助商准备饮水机，问题不是解决了吗？

好，Next item。食物。如果罐装水是垃圾的话，那么赞助早餐面包的1千个塑料袋，也一样制造了1千个垃圾噢？怎办？

所幸的是，最后大家决定跟赞助面包的厂家“商量”，“研究”看是否有其他的管道。结果，对方同意将新鲜烘好的面包，直接摆在篮子上，派人送过来场地，整个过程一个塑料袋也不需要。不过，前提是参与者吃面包之前必需要先洗手。

虽然召集参与者的过程面对诸多障碍，但是环保美女在首长的工业助理杰菲里的配合下，也成功让许多跨国公司点头参与，再加上国州市议员的召兵买马工作，才成功筹成“千人清滩”的壮举。

唯一让环保美女纳闷的是：很多跨国公司决定派队参加时，她预料对方只是向她索取基本资料如报到地点、时间、形式等，但是往往很多人打电话来，第一个问题竟然是：“请问每一个人的报名费是多少钱？我要看我的Budget够不够。”

开始时环保美女被突如其来的问题吓坏：怎会呢？你愿意派队出来做苦工，我们已经求之不得了，怎敢收费？

后来她跑来问我：“以前槟城办类似的活动，是不是有收报名费的呢？不然为什么每一个人都问同一个问题？”

由于我也是308后才成为“政府的手和脚”（kakitangan kerajaan），所以恕我无法给予正确的回复。

无论如何，清滩运动的成功，让环保美女在28楼兴奋了整个星期，相信其他参与工作的幕后人员，也感染到这份获得公众认同的喜悦。尽管筹备的背后苦水连篇，但是媒体的赞美，让大家开始在期待下一场的“清滩大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