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长也被性骚扰

（此文经刊登在2008年12月28日星洲日报《大北马》的《28楼》专栏）

最近“性骚扰”三个字很火红，使我不得不想起第一次遭首长“训了一顿”的经验。

话说那一天首长甫从外国回槟，立刻赶往一个神坛的仪式。就在仪式完毕，首长正要赶着上官车回办公室时，门外围着一大群的公众，正在等待与首长握手及合照。

为了不想让久候的“粉丝”失望，首长一如往常般，逐个与他们握手问好。

老实说，对于从 308 后一直跟在首长身边的我们而言，这种情况可说相当常见（毕竟当年前首长许子根刚上任时到学校出席活动，也一样很多学生要他签名啊，新首长效应嘛，可惜那时的相机还是贵重物品，不是人人买得起）。

对我这个新闻秘书而言，眼见工作已经完毕，能逃离这些粉丝与老板合照的“框框”范围是最明哲保身之道。于是，就与报界的朋友们走到另一个角落，边讨论早前新闻发布会的内容，边不时“回望”首长被平民“围攻”的程度，以实际行动贯彻“边工作边娱乐”的态度。

就在目睹首长登上官车“绝尘而去”，以为任务“大功告成”之际，可恨的手机铃声却大响。咦，是首长的电话，什么事呢？

他劈头第一句话就很严肃的说，“你这个新闻秘书，怎么没有保护你的老板的？哼！........”

天啊，我到底犯了什么错啊？每次老板讲话都不是这样严厉的口吻的，不是踩到那一条神经线嘛？我的心跳差点停了下来。

我快快地回想，自己是不是真的犯下什么错，害老板一下机就发火？但是，从他抵槟那一刻起，我就不停通过电话汇报几天来的进展，加上记者会上，记者所发问的问题对我而言都算“正常”啊，首长早前也没有交代什么文件需要复印啊。


唉，我真的想不到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

原来，正当首长瞄到我与记者群谈得正开心时，出其不意被2名要求合照的师奶支持者“左右夹攻”兼“揩油水”，腰间瘦得快不见的肥肉被人紧紧拥着，动弹不得，身边的行政议员和助手们不察觉在聊天，保镖也不好意思“动手” ……

首长竟然在光天化日下被性骚扰？做么他没有喊救命呢？是不是有关女性支持者也像所谓涉及性骚扰的闻人一样，只是“过度热情”而已呢？

还好，首长“训斥”新闻秘书，只是想吓一吓人，不是真的发火，反而是借这种隐喻的方式表达他那次“惨痛”且感到不受尊重的待遇。原来，性骚扰的受害者不只是女性，男人在被骚扰时，也一样措手不及。

看来，全球讲究人权的国家，在草拟与“性骚扰”相关的法案时，不应该单纯地将之列为附属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下，反之应该在讲求两性平等的社会上，给予受害的男性绝对的保障。

连首长也被性骚扰，更何况是成千上万为挣三餐而努力的上班族呢？

你内部斗争，不关我事

身为新闻秘书，其中一个任务就是通知报馆老板的节目。

一般上，我们都会在下午5时之前将隔天的节目表传真到报馆。

但是往往事实不能尽如人意。有时候节目时间更改、有时候首长临时针对紧急事件开记者会，加上很多报馆的主管都没有主动检查电邮的习惯，所以，最方便最快速的方法，就是SMS通知。

曾经试过因为身处办公室之外，首长一连赶场未完，用电话逐一通知所有报馆、电视台和媒体，竟然用了一个小时多的时间。更惨的是，地点不明，还要另行SMS地址，结果用了差不多两个钟来“通知记者”。

后来和各媒体的主要负责人取得共识，一些无法避免的最后一分钟通知， 一律用SMS通风报讯。

可别小看这些SMS，华文报6家、英文报3家、马来报4家（扣掉前峰报后，现在外加一个太阳报）、淡米尔报3家、马新社、财经日报、Harakah、电视台4家、网络新闻2家，总共要传出至少24个SMS，一个月下来，手机费可不少。

最糟糕的是，在节约条例下，我这个等级的小官，每月最高只能索回 200令吉的手机津贴。附上电话单那些具体资料，也要一关接一关申请才能依“单”索款，被拒之后再申请（真的脸皮越来越厚） ，有时要花上4个月的时间。

一个媒体机构通知一个负责人，这个道理再也简单不过了吧？有些比较负责任的，就会回复说他收到了。万一有一天没有收到回复，我就会另行再问，看看是不是电话网络出现问题。那些每次都石沉大海的，每次都看到记者隔天有出席采访，就当作都有收到了。

最糟糕的是，有一个超大的机构今天漏了一个首长的新闻，当班的主管打电话来劈头就骂：是不是你不想我们刊登首长的新闻和照片啊？为什么没有通知我们这个记者会？

明明昨天SMS给某位主管啊。对方告诉我，那个人今天病假，所以报社没有人知道。他还责问：为什么你们不会用传真呢。（天啊，周六没办工，难道要半夜叫醒保安开门？而且我们SMS通知了啊）

他说，他的公司每天由不同的主管当值，所以身为新闻秘书，我有义务查出谁是当班主管，誓必通知到他们为止。至于SMS，那不管你的Budget如何，他要我SMS给至少7个人，确保万无一失.....

这是什么道理啊？其他报馆也一样每天由不同的人来当班啊，收到SMS的那个，总会主动转发给当天当班的，为什么你不能？

公司有内斗是很正常的事，需不需要搞到我的头上来啊？

此君还恫言要向首长告状，要告就告吧，怕你啊？

拯救首长行动

（此文经刊登在2008年12月21日星洲日报《大北马》的《28楼》专栏）

上期说到“文棍”的死缠烂打，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场白”。遇到像冤魂般的冒牌记者，想要脱身，不只要过滤，还得斗智一番。

首长公务繁重，有选民心疼他到处奔走赴会，而劝告首长减少节目多多休息或办公，但是相比之对着这类似死缠烂打的“文棍”，我更不想首长那宝贵的时间浪费于此。

一次的疏忽，让一个推销 4 万欧元“配套”的英国冒牌记者闯了进来。看着她们“衣光颈靓”加上一个巨型公事包，我的直觉告诉我，我已经嗅到阵阵的“千味”了，我的头皮也开始发麻了。

那一天，首长从早忙到傍晚一场接一场地跑，眼皮都几乎是用撑的。又不幸遇到文棍，我还是先下手为强，于是“提醒”他们：“不好意思，首长 7 时还有另一个重要会议（当时是 6 时 35 分）。访问要快快进行噢！”

踏入会议室，首长整了衣装，问，“可以开始问问题了吗？”（哈，想不到首长“配合度”也蛮高噢 ）。

岂知对方虽然面对时间的局限，还可以一本接一本杂志地拿出来作介绍，我们问：不是讲好不用广告费的纯访问吗？她竟然可以理直气壮说，“我们没说过配套不收钱嘛！”（哇唠！炸到！）

遇到这样的窘境，急智就不得不派上用场了。于是，我私下结合同事们，利用手机的方便，展开一场 “拯救首长”行动。

首先，由同在会议室的“在下”偷偷传简讯给同事“报料”，要求阿黄在一分钟后敲门进来“提醒”首长下一个会议的时间。

遗憾的是阿黄不在办公室。还好他够机警，立刻通知肯定留在办公室陪首长的老翁。三分钟后，老翁出马，轻轻敲门进来，而且还必需以“道高一尺”之势，配上一张节目表，扮成煞有介事加上些许紧张的表情，催促首长应该出发了。

这时保镖的身影在门外若隐若现，我也开始在他们面前假装收拾东西，做到准备出发的模样（这叫认真）。

想不到首长看到我们的神色，也配合得十足，口头上是叫老翁先出去，别打扰，却同时问我们是不是这个节目（连时间地点人物也说出来），再趁对方尚未来得及作出反应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结束了会面，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礼貌地送了对方离开，同事们为“拯救首长计划”的成功而欢呼！

结论：遇到文棍，虽说只要坚持不给钱不签字，他们也无可奈何。但关键的问题不仅在于金钱本身，而是首长的每寸光阴，对槟城人而言是资产，浪费不得。

第一次在没有经过“演习”的情况下，展开的“拯救首长行动”获得相当不错的成绩，此后，“ Rescue the CM ”已经成为办公室另一种层次的“官方术语”了。

文棍

（此文经刊登在2008年12月14日星洲日报《大北马》的《28楼》专栏）

成为新闻秘书后，就不断地接到来自国内外媒体欲约访首长的要求。别以为安排时间访问就可以完成任务，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过滤冒牌记者。

还好记者是我的老本行，单从当事人传来的问题，就可“嗅”到真正“访问的味道”有多浓厚了。

有人的问题像替你宣传的成份高于刁难成份 — 这访问可以免了， 90% 以上是来讨钱的。有人的公司简介多过问题；更离谱的是，有很多是冒用国际知名新闻社的名堂来博取“见面的机会”。

第一次 Sense 到这种不寻常的访问，是在首长首次出国时。那时有个碧眼黄丝的美眉，配上劲爆的 36-24-36 三围到首长府要求会见 ，说她专程飞来是访问林冠英。在没有预约，加上老板不在国内，大厅的接待小姐又说不过她的情况下，只好请新闻秘书与她见个面，看看“怎样帮到她”。

一坐下来，她像极直销公司的营业代表，从重厚的公事包内取出一本大册子，从公司的介绍到与所有部长级人马访问的合照，有首相啦、副首相啦、还有前首长等，讲到树上的鸟儿都快飞下来时，我心中的问号却越来越多了。

我少说当记者“行走江湖” 5 年多，怪的是怎么我不需在专访任何大人物之前 “隆重”介绍自己服务的报社，她却这么落力呢？正在纳闷当儿翻看所谓的国际刊物时，骇然发现在上一年的刊物中，出现了熟悉的槟州某局宣传广告。不问还好，列出的所谓价钱表时，吓到我心跳差点停顿。

遇到这些记者，有时只要略为喊穷（州政府惯用的招数），再推说中央旅游部暂停拨款就可以打发掉，但往往另一些却具备了推销员那锲而不舍精神，缠到脱身不了就苦恼了。

最糟糕的是遇到漏网之鱼，即使我们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我们不会赞助广告，也没有资金”，在对方再三保证只是单纯的访问，连问题也草拟得有款有样有深度后，岂知见面第一样事就是打开公事包拿出厚厚的“历史记录”时，我心中就大喊不妙了。

记得有一次，所谓刊登访问稿的条件，竟然要耗资 7 万 5 美元，我直接了当告诉对方，州政府没有钱，这个访问可以省起来了。可是对方却不甘心，他说，不用州政府出的，只要你们愿意盖一个章，我们就可以凭这封信，跟那些有钱的厂家和外资拿钱，州政府也一样可以博得海外的宣传啊！

天啊，你这什么道理？首长要见报，随时开个记者会就行，需不需要花这笔钱啊？更让我目瞪口呆的是，对方理直气壮地说，以前一直都是这样啊，不信啊？我给你看以前有盖章的公函 …….

千术无奇不有，“千”到这种地步，真的让人不禁摇头。所以啊，要是你是厂家或小老板，千万要小心，别上了“文棍”的当！

切记：新政府绝对不会容许厂家的钱被这样浪费掉的！在文棍横行的年代，谁要是接到这种借首长名堂要钱的“空头”，第一件事：记得向首长投报，让我们采取行动！

人情．法治．文明

（此文经刊登在2008年12月7日星洲日报《大北马》的《28楼》专栏）

周三在闹市的头条路，上演了一出由市政局主席带队的“拆除祝寿布条”事件。这原本就不是一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但经典之处，就在于这布条上印着的，正是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笑得超级灿烂的“玉照”，而更叫人拍案叫绝的是，下令拆除者，正是首长大人本身。

自己拆下印有自己“尊容”的巨型布条，的确很有“新闻价值”。隔天各大报章大篇幅报导，引起坊间热烈讨论，内容有褒有贬。褒者认为首长公事公办，没有因为看到印有自己帅样的布条而“网开一面”纵容违例者，贬者则认为首长也太不近人情吧，区区一个祝寿布条，何必做到这么“绝”，还劳师动众博廉价宣传，大演政治秀。

说到这个，就不得不提有关广告公司老板那句万分“无辜”的话：“我以前都曾放过首相、副首相和前首长的布条，只接警告，没有被拆过。”市长再纳的回答更妙：他说，“以前不是我不采取行动，而是有议员从中‘疏通’，动不得。”

记得我初到日本时， 看到人家的市容井然有条，打从心理就钦佩这个国度的礼仪及文化，呆了一个月，更惊叹为何我所居的国家不能如此。一年后，我到澳洲墨尔本考察三个星期，也看到了市民间的自律，想起我们街边那一堆的垃圾，我的心在发毛。

正当我在羡慕他人的同时，我才发现，一个法治的国家需要由法律来鉴定是非，我们除了拥有太累赘的繁文缛节，让想要合法者却步外，也太念“感情”和“人情”，下手执法者面对上头政客的“选票”和“民意”压力下，什么违例违法都暂时抛诸脑后，违规的在得逞后继续招遥，而执法不力的罪名，就继续往“当局”头上套。

回想我们向首长“汇报”街头有个祝他生日快乐的布条时，林冠英正在吉隆坡回槟城的途中。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劈头第一句就是：“有Permit吗？”我当然哑口无言啦，只有在隔天“请教”市长。

市长回复“证实没有准证”后，首长就立刻指示市长去拆下布条。我们对首长的决定有点错愕，“自己拆自己的台”，不是嘛？岂知首长瞪了一下，没有人敢再出声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 ，原来首长在周二上午出席全国地方政府国家理事会会议时，因为非法布条课题，让他“糗”尽全场。大会汇报2007年全国非法布条数据，槟城荣登榜首，全州只有10%布条是合法的，全国领导人都在暗笑，林先生就在当下指示市长除了必需承认问题的严重性外，应该加强行动了。

还没踏到槟城的土地，就刚巧发生了违例布条祝寿事件，抢眼的林冠英玉照早已吸引了不少目光，因此，林冠英借机会将之作为一个“杀鸡儆猴”的公众教材，第一次让槟州人民见证了什么是真正的“法治”。

当然，违例布条拆下后，街头其他同样的布条也需要有同等的对待，更不可忽略的是解决当前申请程序方面的问题。

如果我们继续讲人情、讲感情，那法律要来干什么？一个法治的国家没有法治而转成人治，要如何迈向文明呢？

领袖除了领导迈向一个大方向外，也应该具备冒着流失选票，甚至是被倒台的风险去告诉选民什么是“对的”，而不是一味被所谓的民意和选票牵着鼻子走。

出国公干

（此文经刊登在2008年11月30日星洲日报《大北马》的《28楼》专栏）

投入社会大学以来，已经不只一次出国公干。不过，最近的厦门四天之行，却是我第一次和老板一起出差（过去都是单枪匹马，“自己搞定”的）。

出发前，办公室的翁先生千吩咐万交代，一定要好好照顾首长，包括记得带送人的纪念品啦、首长的名片啦、如果回程班机有更换记得通知等，一个小细节都不放过。

四天的行程都是紧密的，从早餐后出发到晚餐结束为止，除了时时注意首长是否有何吩咐，还要不时点算记者人数，以免“走失”了任何人。当然，还得替老板拎文件、纪念品、资料等，这时才感叹自己为何没有三头六臂。

此行更惊叹的是中国人在文宣方面的遣词用字，竟然可以包装得这么优雅、这么具吸引力。每次到访的单位，都在文宣工作上下了不少的功夫，难怪首长也要“偷师”，叮咛我们学一学人家的华语词句用法，或许对往后到中港台招商时可派上用场。

我们也从探亲的路程上，见识了中国官方的排场。从警员开路带领以首长为首的团员到抵目的地外，沿路更有公安站网岗封路，沿路的公安人数加起来，搞不好还多过槟岛东北县的所有警员。据说，这是中国官方接待外国部长级人马的“礼仪”。

虽然这次的行程主要宗旨并不是招商，但是举凡一有机会开口说话，林冠英总不忘大力推介槟城，推销到连阿都玛力行政议员都知道“清真”两个字就是Halal。

探亲无疑是整个行程中比较人性化的一天，也是团员们最开心的一天（这句被主任删掉）。而在一些比较轻松的场合，首长更亲自举起相机替家人拍合照（拍得美不美暂且不在这里评论啦），而在乘坐小型旅游车游览园博园时，首长因不要让夫人被烈阳晒到，更主动对调座位......

一场接一场的拜会、对话、参观、餐宴，实在是另一番的见识。体验到中国官家的十多道菜式豪宴、官方的排场、厦门城市规划背后的推手。当然也在非正式场合，见识了公公级闻人的借酒行凶行为（刊登的版本竟然变成“见识了平时一副严肃脸孔者的幽默、搞笑的一面）。原来，官式活动需谨慎以免出差错仅仅是出差公干的列行任务，更巨艰的挑战在于如何一关又一关地安然渡过。

回程最伤脑筋的，就是如何安排中国官方代表赠送的礼品。份份都是巨型，样样都是易碎，既不能托运，要手提却才骇然发现自己“不够手”。终于明白老板要“小的”随行的用意，所幸槟城的媒体同业以及随团的金牌司仪有恻隐之心，在背着沉重的手提电脑之余，还一人一件地帮忙拎，否则我这个女流之辈都不懂要如何完成任务（这段也不知何故被删）。

说到这个，就不得不感激拿督李永光的拔“手”相助。惯于穿梭槟厦两地的他，除了亲自协助再三弄好易碎礼品的盒子外，更频频出面向机场及航空公司人员交涉，要求他们在飞行其间“关注国礼”，更在首长于机场接受记者访问时，主动替我“看顾”礼品。

从来都不觉得与老板出差是值得高兴的事，这次的经验更加应证了这一点。惟往往是工作在身，没有选择。

不过，此行也算有收获，就是我发现到年届60的李永光（勿怪我泄密），竟然除了会玩MSN外，还会上网QQ聊天、Skype，实在让我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