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的激情之后

（此文经于2013年3月10日刊登在《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

5年前的今天，是我在选举前后1个月唯一的休息日。睡到日上三竿，接到黄伟益的电话，他说林冠英想见我，以招揽我进入新的州政府团队。

会面时，林冠英劈头就问，“你忘了啊？你说过，等我们做政府你才加入。现在我是政府了噢。”

这时我才想起，308国会尚未解散时，林冠英曾问过我要不要当候选人。

当时面对辩才一流的党领袖，我知道怎样都辩不过他。于是，就假借“等你做政府先啦”敷衍应对。没想到，真的有那么一天，槟城变天，火箭升天做了政府，而新政府要找我当新闻秘书。

林冠英口才了得，说话诚恳有力，向来视钱如命、代表职工会与资方谈判时斤斤计较的我，却轻易被说服，摇身变成了公务员。没问薪水、没问工作时间、没问工作范围，只因林冠英的一句“你不想为槟城作出改变吗？你在创造历史啊，小姐。”

就这样，我回到报馆打了辞职信，向主管坦诚交代，主任呐喊：“还以为我的记者是跟CM最熟的，现在变成了CM的员工！”

呈辞在24小时生效，庆幸之前公司欠我的假期太多，扣除了一个月的通知期，馆方还得继续支付我接下来17天的薪金。在一塌糊涂、连文告格式都不清楚的情况下，我就上班了，还有幸成为智囊团漏夜讨论施政演辞的一员。

3月11日是林冠英宣誓就任首席部长的一天，也是我弃记者战袍、在28楼上班的第一天。那时不认识任何官员，迷迷糊糊跟着大伙东奔西走，学习当公务员的一切。

新政府的成立，面对很多官僚、很多的不合作，原本轻而易举的事，也得经历“重重挑战”方能完成任务。也因此，我们的韧性被当时的环境训练出来了。

以为只有新政府人员忐忑不安，原来原任的职员更不安，司机、文员都怕变天后，饭碗不保（原来前朝换人，职员是全被洗牌的）。新政府即刻宣布，除政治聘用者，行政议员用回原班人马，光大办公厅才没陷入“随时丢职”的紧张。

向来在私人界工作的我，首次当公务员，面对的官僚比比皆是，有时被气得血管都几乎要爆。但改革从不是一朝一夕的。首长采纳的“赏罚分明”用人之道，好的提拔、坏的去掉，5年下来，去芜存菁，不敢说剩下的都是精英，但起码，公务员不敢明目张胆拿人民来发脾气。

相比之5年前，我们可以说，槟州政府属下公务员的态度已大有改善，以前见到记者就闪人的部门主管，现在都懂得回电媒体的询问，从每个月抓到几只老鼠，对餐厅发了几张罚单、到新的交通规划，可以答的，他们都会面对，否则就得准备接受长官的“盘问”。

人民用激情投票换政府，只需几分钟的时间，而槟政府为了珍惜人民的委托，这5年来，尽力作出各种改变。我们公开招标、分回馈金、绿化政策、种种写不完的以民为本的改变，都是让308改变的激情，得以延续的因素。

过去的5年，诚如308开票当晚，我对一名资深党员说的，“你们要做个好政府”般，我阴差阳错成了实践团队中的一员。5年，是我毕业后就职期最长的一份工，却是过得最快、最“不知不觉”的日子。

尽管政治不定因素太多，无论来届大选的结局如何，我可以说：这5年我们没有白过，我们在能力范围内做了可以做的事，至于未来如何，早已此生无憾。

林冠英5年前说得没错：这5年，我们在创造历史。我们用踏实的行动和政绩，来延续308投票成绩出炉那一刻的激情。

对话会见真章

（此文经于2013年3月3日刊登在《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

不知何故，我很喜欢出席对话会，就算坐在一个角落旁听，也“受益良多”。从前当记者如此，现今身为公务员亦然。

一个短短一两小时的对话会，足以体见出席者及“被对话者”的智慧、临场反应、情绪智商（EQ）管理，甚至是目的和居心。

当首长新闻秘书，出席的第一场对话会，是首长与州内厂商代表的对话。一伙人轰轰烈烈发表了很多意见，都是围绕在经商环境、对新政府的期待、对过去的不满等等。当天“制造”最多问题的那个代表，后来成了槟城连续两年注资数十亿的厂家。

接下来，首长陆陆续续接了各方神圣的对话会“战书”。有专业团体、私人俱乐部的，最多则是与非政府组织（NGO）针对各项课题的对话会。

一般上，首长都会要求主办单位允许媒体列席采访。他认为，既然我都无惧于众提问，邀请单位有什么顾忌？再说，这才能符合透明的方向，更不想重复说明同样的事。

曾经在会计师公会的对话会上，发现很多精英，针对当时政府如何打造零赤贫率、资金哪里来等“专业性技术问题”，提出他们的疑惑。当首长耐心地一一说明后，他们恍然大悟的表情，原来，他们是为了厘清心中的疑问而提问的。

有次在一场针对州政府各项政策而设的俱乐部对话会上，出席的部分理事为了俱乐部的土地租赁问题，与首长纠缠不清。当首长将从2008年起的“新闻背景”一一陈述出来后，在场的媒体无不张大双眼。

许多知识份子提问是很“来势汹汹”的。他们会运用他们的知识，以深奥的词句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这时，老板的临场回应，常常让我学习良多。

比如4项道路工程，除了引人注目的海底隧道外，槟岛人口最密集的发林+垄尾，相信直通敦林大道的公路建竣后将会舒缓交通。但每场的对话会，高收入的知识份子往往轻易就漏掉这个地区。

提出的问题，多是围绕在高级住宅区附近。他们建议政府，要提高泊车费、要实施车辆入城收费制、限制车辆进入槟岛北区、建好公共交通等，并以邻国新加坡为例。

林首长的回应，道出槟城草根居民的心声。“我们距离新加坡太远了，我绝对不允许入城收费制！”

我最喜欢的一段话是首长在一场对话会总结前说的：与其在这里一直埋怨政府，不如介绍好的工程师给我们，以改善情况、达致双赢好不好？我们真的很缺这方面的人才。

结果，大家语塞。

是的，发表伟论，比一步一脚印地去执行容易得多。还有，你问题的方向、内容、纠缠的中心点，常常不小心透露了你关心自己多过关心大众利益的“方向”。

这，就是对话会最精彩的部分。

你喂他们吃了什么药？

（此文经于2013年2月24日刊登在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新年假期期間，許多投資者及外地人皆騰出時間到檳城一趟，或找上林首長的空檔，吃頓便飯喝個下午茶，也給首長報告報告他們的近況及他們對檳城的看法。

老板在會見了一名來自吉隆坡的律師之后，對我們陳述了對方對民聯領導下的評語。

這名律師說，在308之前，每次需要与檳州發展机构（PDC）預約時間時，至少需要3個月的時間，才能夠給你Block 到一個時間會面。

然后，三催四請拿到預約的日期后，就在從隆往檳啟程的前一天，特別致電相關單位，确認有關的會面預約時間地點。

來到檳城，抵達PDC之后，官員告知“沒有這個Appointment啊。昨天是誰跟你 Confirm的？”

於是，律師被逼從檳城空手搭飛機回首都，再“排多一次”需要3個月的預約。

最近，他又不得不与PDC接洽。讓他驚訝的是，這回，風水輪轉到很離譜。

基于擔心惡夢重演，他先約見PDC。豈料，PDC 官員一周內撥了3次電話給他，要他快快確認會面的日期時間地點。

於是，他問林冠英：“你沒有換人吧？那你到底喂他們吃了什么藥？做么現在變成這么有效率的？”

另一名投資者也向首長陳述了308大選前后，PDC官員截然不同的態度。

308前，投資者到PDC談工業土地事宜，官員態度高傲，愛理不理。曾經有一次，投資者交上一封申請工業地的公函，還親自送到PDC的辦公室。

兩周后需要跟進，打電話去問，整個PDC沒有一個人對此存有任何印象，聲稱根本沒到收到信。

投資者不甘心，將當時送信到PDC時，官員簽收的信件都帶去，官員你看我、我看你，還是堅持：我們辦公室，真的沒有收到這樣的信啊！

你說你說，投資者會氣炸嗎？于是跑到其他州去了。還好，變天變得快，投資者轉回來，獲得貴賓似的禮遇，要什么都OK。

套該投資者的一句話，“現在官員知道，要是他們對投資者不禮、服務態度差的話，只要我們跟首長投訴，他們就完蛋了。”

這話說的沒錯。在剛當首長的時候，林冠英的確三兩天就大發雷霆，因為遇到外資時，他們表達對這個部門的服務不滿、對那個部門的員工態度感到憤怒，結果首長逐一查探，發現投訴者說的都是事實，哪有不發脾氣的理由噢？

為了避免被罵，這些原本樣樣東西都要“Refer to file”的官員，現在已被訓練成即使首長在半夜致電，也有辦法信手拈來整個“故事大綱”，細節都在腦海里。

那，林冠英喂他們的，是什么藥呢？硬要說的話，應該是要求嚴格、做好本份的藥吧？這等的表現，尚未算特优，但至少拉近了与私人界對績效要求的距離。

倒数60天的一堂课

（*此文经于2013年2月17日刊登在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

大年初二的国阵新春大团拜+ PSY 骑马舞演唱会，余波未了，让回乡的槟城人一点都不寂寞，整个春节，除了“几时大选”，捞生和槟城人勇于说不的精神，成为坊间津津乐道的话题。

当天先上载到优管（Youtube）的，是当首相问“Are you ready for PSY?” 群众大大声说“Yes”；可是当首相问“Are you ready for BN”时，录影机听到的都是大大声的“NO”。

录影片段上载后，很多人在第一时间转载，顿时，槟城成为人人口中“很有种”的代名词。

也有人问，怎么首相在问了第一次“Are you ready for BN”，得到的回应是“No”之后，他还接下去问两次让他继续尴尬的问题呢？

问题就在这里。首相站在高高在舞台上，与群众有一段距离。而他现在听到的，绝对是处于他身边的声音，也就是国阵其他领袖及有得坐VVIP 棚的人的声音。所以，VIP称听到“Yes” 的声量，是合情也合理的。

不过，站在远处等PSY的群众占会场的大多数。他们听到的，是大大声的“No”。双方都没有撒谎，只是“No” 的片段在面子书疯传了几十个小时后，”Yes” 的才犹抱琵琶半遮脸亮相，必然引起质疑。

群众的反应是不能预料的，得到这等效果，要怪，也只能怪一批抢着拍首相马屁，却又没搞清楚现场状况的“领袖”。若没有地方领袖的进谏（称国阵在槟城支持度高度回流），首相会贸贸然这样问吗？

做为政府官员，看到首相在等PSY 捞生的7分钟长短片后，团队们也就此自我警惕：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以后我们办活动时，必需紧记要安排得宜，以避免窘境重演？

这一堂课，对我们是免费的反面教材，但对国阵以及国家最高领导人，却是何其尴尬的经历啊。

我可以不支持首相纳吉，我可以很讨厌他所领导的贪污腐败的联邦政府，但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们必需尊重纳吉作为马来西亚首相的身份和地位。

官方有礼仪，同样的在这么大的“场”，他以国阵主席及首相身份出席，理应是“最大粒”的一个。仅因临时有部长自作主张，吩咐司仪邀请PSY 上台与嘉宾一起捞生，以“增添光采”，而搞到在台上呆立近5分钟，碰了一鼻子灰。镜头明明白白播着：工作人员把捞生的桌子抬走了，胡栋强叫他们回来，数秒后，首相示意叫工作人员移走捞生桌。

不同于群众对首相大喊“No”的声量，这些邀请PSY 上台捞生搞到首相及众嘉宾苦候不果的“技术问题”，是绝对可以避免的。但却因为“话事人”太多，司仪听了这个的话又要按照那个领袖的吩咐行事，才闹出这个大头佛。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Project，包括新春团拜，虽然有一个筹委会在做，但总指挥永远只能有一个。否则，就在大选倒数60天的时刻，在国家最高领导人身上，闹出了这么让人尴尬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当你把事情“搞得越大”的时候，你必需确保协调工作要完美无暇，否则协调失误带来的负面代价更高。若这只是一般的活动，只有国营电台采访，这些“淤”到发紫的片段，就不会透过人人手上的智能手机录影，广传天下了。

这是一堂很珍贵的课，但对国阵而言，选前这部戏，代价实在有点大。

那间Bilik Gerakan

（此文经于2013年2月3日刊登在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

再多1个月，就是我正式加入28楼工作满5年的日子。这也是我自毕业以来，呆得最长的一份工。

我是在2008年3月11日那天，第一次以职员的身份，跟随老板到28楼上班。在这之前，我也常常到28楼来，不过那时是采访许子根的记者会。

不同的是，由于槟城当时刚变天，海内外媒体云集一堂，平时供记者会用的小会议室，肯定容不下所有的媒体。于是大伙自然找另一间面积最大、位于28楼的Bilik Gerakan （不懂以前命名时，当局是要隐喻为“民政党室”，还是字义上的“行动室”？）。这是一间可以容纳50多人的会议室。

从首长正式宣誓的那一天起，几乎每天都在这间会议室召开记者会、会见各团体代表，召开会议等，当然包括各官方的正式会议在内。

这是当年（2008年）我们加入州政府团队时，28楼内比较“像样”的会议室-- 也即是灯光可以调整、除了中央冷气外具备可调整冷气系统、前排的每个座位都备有手提电脑插头，以及供幻灯片解说（Power Point Presentation）时备用的内置（Build-in）荧幕及连接手提电脑电线系统插座的一间会议室。

最起码，在这间会议室里，我们不会像在办公室里般，不小心勾到凹凸不平的地毯而随时“扑倒”。

就这样，首长和他的团队一直善用现有的资源。直到有一天，一名从前朝就在28楼工作的同事，受其他部门同事的委托，传达了一个讯息，要我转告首长。

她说，这间会议室虽然“身在28楼”，但并不属于首长署的，而是属于联邦的槟州发展局的（也就是早前植物园拱门风波小拿破仑聂阿里管辖的部门）。

同事再说，“要是首长要用也没问题，只要跟州发展局作出申请即可。他们需要记录，因为很多会议也是需要这么大间的会议室召开的。”

我如实秉告，首长听了，反问我，“首长办公室在28楼，为什么在28楼的会议室，首长不可以自由使用，还要‘经过小官的同意’呢？”

我再去查询，同事给的答复是，“噢，不知道，以前都是这样啊～～”

后来，随着媒体人数的增加，加上需要会见很多人的会议也一直增加，所以，尽管有关单位“叮咛”，但大家如常继续使用此会议室（难道要首长去其他楼层“借用”吗？）。

曾经到28楼会见首长，或者是接受表扬状，领取拨款，或者是因被逼迁、水坝课题、豆蔻村课题等而出席会议的民众，应该都与这间会议室“有一面之缘”。

事情的演变到后来，其他部门要用这个会议室，都会主动向28楼的书记登记、订用，以确保没有“撞场”。当然用得最多的，是28楼“最大粒”的林首长。

再后来，聂阿里及联邦部门迁至联邦建筑后，此会议室终于“堂堂正正”地变成属于28楼州政府的-- 虽然有实权的首长，自上任后从未“申请”使用。

再后来，找同事证实，确有此事。事缘会议室地点虽属于首长署，但基于当时装修先进仪器及设备的钱是由这个联邦机构出的，所以装修好后，他们就变成有“话事权”，即使当时的首长要临时开会，也需要等有关部门的人前来开启锁住的麦克风，会议才开得成。至于为什么林冠英当了首长之后，麦克风就没再上锁，我就不得而知了。

这，就是28楼最大间会议室在改朝换代前后的故事。

你要回到过去吗？

（此文经刊登在2013年1月27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


最近是国阵政府大派钱的季节，因为大选近在眉睫了。

有人说，派钱是林冠英“带头”的，现在国阵在学；也有人在人云亦云，称这是什么民粹政治。

然而，摆在眼前的事实是，近5年来，民联槟州政府，除了派100块（乐龄人士计划、快乐学生计划、单亲妈妈计划、残疾人士援助计划）、200块（宝贝计划），证明给人民看：政府是可以在撙节获得盈余后派钱给人民之外，我们其实也推行了很多“讨人厌”但却是文明国度需要的政策。

政府不是跟人民作对，有些事情，政府怎样都需要去做的。比如说，眼见毫不限制的塑料袋成为阻塞河道造成水灾的元凶时，做政府的，就有必要做出一些政策上的改变。

于是，槟州民联政府从2009年7月起，推出“每逢周一无免费塑料袋”计划，2010年跃进成为每周三天，2011年则正式成为全马来西亚第一个天天没有免费塑料袋的州属。

这些算是民粹吗？塑胶厂商公会在2010年杪群起炮轰州政府时，今天也在大谈环保的槟州国阵，不只没力挺良政，还多踩一脚呢。才不过3年，国阵联邦政府也在谈无免费塑料袋了。

改革需要努气。要是当时州政府因一时被财大气粗的塑胶厂商“施压”而言弃，就没有今天槟城人连安娣上巴刹也自备环保袋的优良风气了。

除了以实际行动搞环保，为了减缓州内胡乱泊车导致市区交通大阻塞的现象，槟岛市政局从2011年5月起，实施锁车轮及拖车政策。

只要被执法人员发现违例停车在禁区、繁忙街道、阻塞交通的要道，车轮一律被上锁，开锁费为50令吉。若4小时后车主没出现，车辆会被拖走，届时车主需要缴交150令吉“赎回”轿车。

光大周边的塞车情况，从28楼望下，总能够知悉一二。有时遇到大塞车，我会选择留在办公室处理工作而不是提早离开却卡在车龙中，至少我能够因此掌握邻近的交通情况。

自从推行了锁车轮运动后，虽然不时面对民众的“妈声四起”，但明显的，平时很多因车主贪方便随意在路边“暂时停泊”的情况不再，从前的四车道只剩下两车道的情况也鲜少出现，若无突发事故（交通意外、节庆、公假、雨天），交通自然比过去顺畅了许多。

最近让我纳闷的是，竟然有前朝的代议士跳出来，说头条路商家因市政局不允许车主泊车，生意大跌，因此希望州政府及市政局能够“通融”，让购物的人士可以“暂时”将车子停泊在路边“一阵子”，以“方便顾客”并“不影响生意”等等。

不许在路边泊车所引起的不便，我们理解。因为顾客需要从“只需走10步”变成泊车后“需要走路100公尺才能到”，但是因几名顾客的方便，而牺牲许多其他驾驶人士卡在车龙的时间，公平吗？

一个文明、法治的国家，需要以文明去教育它的人民，而不是为了捞取政治宣传，纵容支持者犯法，甚至要求当局“改条规”来迎合一小撮为了自己方人民。

若是如此，莫非你想要回到过去那个人民可以无法无天泊车，不理因一辆车胡乱停泊导致几公里车龙的“过去”？

槟城已经进步文明了，请不要摧毁民联在备受压力下推行的正确政策好不好？

做你所不敢做

（此文经刊登在2013年1月20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看了槟州国阵主席邓章耀于2013年1月17日于《光华日报》，题为《谁的土地和价值多少？》的文章，搞到我一头雾水，到底他想表达什么？

不谙中文的老板，当天身在外坡，尽管收到我们电邮的全文，但他依然致电问，“我看不明白邓章耀在骂什么喔。”

不明白的，岂只是不谙中文的林首长啊。

邓氏说，“前朝定下发展商必需交地给政府做教育用途的条规，现在林冠英却邀功”。还有就是，“不管土地的市值是5千万还是多少钱，总之政府以1令吉象征式费用买下，只值一块钱而不是5千万。”

最绝的，是他在文中替发展商喊冤，称发展商是损失最为惨重的。还有，就是“在308之后，槟州唯一改变的政策是从发展商手中取得教育用途保留地的主权，意味着发展商必需直接把地交给州政府而不再像以往交给教育部。”

这句蛮有重点的，就是实实在在告诉大家，哪，你们看，以前国阵当州政府的时候，连发展商献出的学校保留地，要建什么类型的学校都需要“看联邦教育部的脸色”，国阵包括马华及民政，是没有“话语权”的，是吗？

看来，州主席真的搞不清楚状况-- 什么是对自己的阵营有利的，什么是不利的，都分不清，拿来乱说一通。莫非你认为：以前国阵州政府该有的权力，被联邦所架空，也算是“伟大的成就”？

那，为何林冠英领导的州政府，可以大喇喇与发展商召开记者会，点名这片12依格、位于西南县黄金地段的地皮，是给恒毅中学和小学呢？

这就是有实权和没有实权的分别。

谁能担保，上缴给教育部的学校保留地，不会在整个过程中，“不小心”被小拿破仑操弄而不给华校吗？那发展商想献地给华校的意愿岂非被典当了？

看看近10年在槟岛人口密集区新建的学校，比如华人人口最多的发林及甘密山，建的都是不是华校。华小和国民型中学呢？Sorry，轮不到你说话。不是吗？一个明德迁校，从2004年大选，“唱”到2008年大选的承诺，直到槟州变天了，才终于落成。国阵，你还好意思讲啊？

说到市值。虽然州政府只付1令吉给发展商，但一片在荒山野岭的地皮，与一片在市中心的地皮，地价可是天壤之别啊。建在西南县正中央的华校，交通方便，虽然州政府只用1令吉购下，但是这并不代表地皮因此贬值成为只值1令吉，它还是5千万啊。2千500万的钻石，送给人还是2千500万的钻石啊。

要是一个国阵的未来槟州首长，连这基本的经济概念都搞不懂，我们要如何期待他搞什么浩浩荡荡的自由港呢？

这世界最精打细算的是商家。发展商献地，他全亏了吗？你把发展商当白痴了吗？他们至少比国阵更宏观，看到更遥远的经济收益。

献出一片地，他周边的发展计划，在促销的过程中，有了“恒毅中小学就在隔壁街”这个名堂，还担心房屋计划不能卖吗？在市场学，这叫附加价值（value added）。人家老早就用计算机算个够本了，何须你堂堂一个州主席代为喊冤啊？

你说林冠英邀功，实际上林冠英只是在行使他的权力，告诉人民：“我们可以这样做！”（就是直接点名地皮给华校）。

请问邓主席，难道槟州在308变天前，并没有房屋发展计划吗？那以前发展商献地给州政府，怎么不见你们“争取”（这是国阵华基政党的名言）建华校？还是“能不说就不说”？

民联当家，华校年年获得制度化拨款，国阵当家，甭说制度化拨款，连点名要建华校都不敢，你还能期待他们什么？这些历史，回顾起来，可真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啊。

民联，成功做了你所不敢做的。

甘文丁里的威水史？

(此文经在2013年1月13日刊登在星洲日报《28楼》专栏）

早前同事在“网海”中，读到一则有关林冠英在甘文丁扣留营的故事。

这个在网络上流传的故事，是陈述与茅草行动相关的事迹。

当中有三段特别说明林冠英当年的英勇事迹。其中一段大约说有次在面对狱卒的无理欺负时，林冠英虽然手上戴着手铐但他举起椅子准备跟狱卒对着干，最后狱卒被吓得不敢造次。此事当年在甘文丁疯传，人人都对林冠英另眼相看。连原本以为外表文弱的林冠英好欺负的狱卒，以后见到他都不敢在招惹他。

看了这故事，同事们都觉得奇怪，这么“威水”的历史，怎么没有听老板提过？为何他不曾在任何访问中说起呢？

于是，我们展开了“查询真相”的工作 – 就是找机会直接“访问”林冠英。

原来，传出去的版本并不是事实的全部，但也没有全错，只是有些许出入。

林先生说，刚被关进甘文丁扣留营的第一个星期，盘问官尽问些无聊透顶的问题，如：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这些废话，在IC都有了嘛，还问来干嘛？），还有私生活的细节等。面对如此无聊而又不断重复的盘问，佛都有火啦，更何况是当年尚属血气方刚的林冠英？

盘问不得要领后，盘问官员分成4班，轮流以同样的问题，继续盘问林冠英，48小时不让他睡觉，就一直在重复着“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Girl Friend 是谁？”的问题。当时的盘问者，还是跆拳道高手呢。

忍无可忍到精神几乎崩溃，林冠英发脾气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手指指着盘问官的鼻尖：“是男子汉的，要打就来，我看你是没有籽的！”（他除了用英语“you got no seed”，也以福建话和华语重复）。

被气炸的盘问官的确动怒了，举起拳头就要打林冠英，但拳头在半空停住了，就这样控制住了情绪，没有打下去。然后，他把凝固在空中的拳头力度往椅子甩去，结果椅子就这么给摔断了。（不敢想象，跆拳道高手那一拳要是真打下去，也许林冠英早就“完蛋”了）。

望着天花板上那倒挂在大风扇下的吊钩，林冠英因连续48小时不获准睡觉，结果发高烧，体力不支病倒了。当局担心林冠英要是有什么“冬瓜豆腐”就很难“收拾手尾”，于是，终于“恩准”他有睡觉的权利，并在没有带他去医院或看医生的情况下，给他服了退烧药，终结了一场超无聊的接力盘问。

后来，林冠英就和其他在茅草行动中被扣留的捍卫华教之士一样，在会突然极热极冷的扣留房，度过被扣留的日子。

重见天日之后，脚部长期曝露在突冷突热的环境下，又涨又缩的，结果后遗症就一直跟着他。

从1987年的茅草行动，到10年后因替被强奸的马来少女出头，触犯了出版及印刷法令，再度回到牢房，更加剧了其脚伤。

今天看到他走路怪怪、有点跛的模样，就是这样来的。

对很多民众而言，这些是“威水史”，但是对他和家人而言，却是一段不想回忆的往事。

做政府了，还要讨钱？

(此文经刊登于2013年1月6日星洲日报《28楼》专栏）

在行动党还是槟州反对党的年代，三不五时会办筹款晚宴，邀请党内的“大粒人”来演讲，州内许多乡亲父老都会秉着支持行动党壮大的理念，出钱出力以示支持，顺便吃顿简单的晚餐，听听党领袖的精彩演说。

308一场政治大海啸后，槟州火箭升空，摇身当了政府。很多人以为，当了政府的行动党不再需要像过往般寒酸，但事实却恰恰相反-- 行动党主导的政府，与过去挥霍无度的政府相比，寒酸了许多，连一个“制度化拨款给独中”的模拟支票，也仅贴上新的日期贴纸，重复使用，只为省下60令吉。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就会发现，各县署每季举办乐龄回馈金、宝贝计划、快乐学生计划等惠民计划颁发仪式，主办单位完全没有印下日期。为什么呢？这样布条就可以重复使用，一直到有关的布景（或英语称为 backdrop）破损为止。

这些小钱，累积起来可一点也不小，最重要的是，灌输公务员一个概念：可以再循环使用的，就尽量不要浪费。

说回当了政府的行动党，为什么还要每一年“出来”跟民众讨钱？

先说一个发生在2008年的真实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一名出版旅游季刊的出版人，在民联上台不久后，找上一名行政议员，要求州政府以促销槟州旅游为前提，每季拨款2万5千令吉，让有关的刊物可以继续出版，以吸引游客。

后来，我们收到消息，出版人指有关行政议员因他有国阵政党背景，拒绝了征求拨款的要求。

于是，我们向该名行政议员查询，才发现了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ory.

话说有关出版人向他征求拨款时，告诉议员：“你每季给我2万5啦，当你DAP需要钱的时候，我就把这些钱Channel 回给你咯。我们有广告收入，可以Handle 的。”

民联议员的第一个反应是：既然你都“可以Handle”了，那意味着这个出版，其实也不太需要政府的资助吧？

再看下去，你不觉得有问题吗？DAP需要钱，怎可以把从政府那里支出去的钱，Channel给党的用途？这样岂非党政不分？议员先生因此拒绝了这个看起来天衣无缝的“Deal”。

对方还说，以前都是这样的嘛，哪里会有问题？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这个，我称为拨款的“黑洞”。难道过去政府的钱可以这样被“channel 来 channel 去”的？到底还有多少单我们所不知道的钱，都被Channel 进这个黑洞？

这是我当公务员初期，真真实实学会“党政要分家”的一堂课。

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行动党当了政府，当家又当权的时刻，还需要办演唱会、西式晚宴、大型筹款晚宴了吗？

原因很简单：行动党并没有把政府的钱，“channel” 给党的用途。政治需要的，摆到明向民众筹，Account 分得一清二楚。

一些自认有识之士的人认为，“行动党都做了政府，还需对外筹款咩？。若以此“逻辑”行事，就以上的那么一单，行动党一年就可以进账10万了，岂需一桌一桌去筹钱筹得这么辛苦？但，请认真思考一下：这是人民改朝换代所要看到的现象吗？

这就是为什么到了执政第5年的今天，槟州行动党还需要“讨钱”来支付党务开支，因为他们不懂得、也不想学国阵那套“Channel钱”的窍门。

朋党

（此文经刊登于2012年12月30日星洲日报《28楼》专栏 ）

行动党全国代表大会+改选落幕后，整整一个星期多，马来报章，特别是巫统控制的媒体，几乎天天有国阵领袖骂行动党的新闻，从没有巫裔代表票选中委，到不符合“中道大马”理念，到还是种族主义，甚至华基政党也开骂，说代表辩论中丝毫没有提到如何捍卫华族权益，背叛华人。

如果你是清醒的，你会被混淆：到底国阵想要骂的是行动党单一种族呢？还是“不够”单一种族？

更多的新闻，报导国阵领袖称：“若民联入主中央，就会怎样怎样”、“若民联执政柔佛，依斯干达特区没了”云云。

天天看着比马戏团表演更精彩的政治秀时，我们给老板的汇报是：“你所属的政党、你参与的民联，已非当日的吴下阿蒙了。”

不是吗？国家独立了55年，你何曾见过这么多部长级人马，“警惕”人民：“如果中央变天，就会怎样怎样”。行动党创党以来，哪一次的大会，引来这么多的咒骂？理由只有一个，因为你威胁到他的地位。

最常听到国阵领袖说的，莫过于：“若民联执政中央，很多人将会失业。”

这句话，在某个层次上来说，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国阵领袖指的“很多人”，是谁呢？是你我他吗？其实不是的。我们这等小市民，平时正正当当打一份工，影响其实不大。

谁会“遭殃”呢？你看槟城就好了。308之后，州政府旗下的每一项工程都得公开招标，价低者得、高素质者赢。你是谁谁谁的谁，很好，请按照程序竞标，能脱围而出的话，这工程就是你的。

早前退党的某领袖B，就因为首长不愿意让其叔叔以低于市价获得市区店屋管理权，而与州政府“道不同，不相为谋”，投怀别抱，成为频频攻击州政府的要将。

另一名退党的Z，也因为欲委任2块钱公司管理高球场被首长及时揭发，老羞成怒，离开团队，成为敌对阵营攻击民联的重炮手。

这些，都是因为民联领导层对肃贪的坚持，而必需面对的指控。

看回308前的政局。每一个议员拨款，必定被俗称“把政府Account借給社团的好心人”抽取一个20%的“服务费”。他们会告诉你：嗱嗱嗱，某议员拨款几多钱了，要“进”了。可是Hor, 政府的拨款一定要有政府的Account 才可以过账的。

那政府的Account 是怎样申请的呢？噢，很麻烦的，可能要两三年吧，到时候你的拨款还是否Valid，就很难讲了。

So? 怎么办？不用担心，他们有办法。他们找人“借”你们Account, 到时只是需要给一些“手续费”和“服务费”即可，拨款在一个月内搞掂。

逼於無奈、不懂官场事故的社团，往往就这样交出了20%的拨款。不是吗？“亏本”20%，总好过一分钱也没有吧？连当时申请活动基金的记者协会也不例外。有关人士告知：”Law是这样的，钱你要不要？”

308后最大的改变，是“进钱”的方式。只要社团注册与银行户头相符，州财政部在2周至2个月内，必定过账。过账的数目，与信中所写的一模一样，分豪不减。此时时刻，同批社团领导人才恍然大悟：原来拨款可以不用“被抽水”、原来可以拿到“整数”的！

谁会是“若中央变天”后会失业的一群呢？就是这些靠着朋党关系，摇摇脚借个Account 就赚取丰厚收入的人。1万的拨款，轻而易举就赚了2千令吉。这可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薪金呢，他们转眼就赚个盆满。就像AES的承包商，不用公开招标直接获标，变天了，他摇脚就可赚的钱，当然“冻过水”啦！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为何那么担心变天了吗？不是会“乱”，而是口袋会“乱”！

假評論，真廣告？

（此文经刊登于2012年12月23日星洲日报《28楼》专栏 ）

自從我國人民敬愛的首相在檳州人民敬愛的首長生日天蒞臨檳州后，翻開國內6大中文報，盡入眼簾的，皆是國陣關于自由港的廣告。

保守估計，“財主”在所有華文報刊登一天彩色全版廣告的費用，大約為數萬令吉。一個月刊登十多期，也“才”幾十万Nia，不是很多，只要有的是錢，愛怎么花就怎么花。問題是：你确定那不是民膏民脂嗎？另一疑問：首相抵檳時，只字沒提自由港，怎么首相一走，就天天自由港？想透過廣告，制造些什么“假象”呢？

每天剪報時都會留意到，自從几個月前，很多以奇奇怪怪的名字投稿在報章言論版的人，寫了很多攻擊民聯、林冠英、檳州政府的似是而非評論，都會覺得好笑。

如今，這些評論人幕后的老板，也許發現到許多報章不錄用，于是多天前，索性以刊登廣告的方式，把評論當作廣告登出，以為讀者傻傻地當作是時評員的“高見”，卻未料會裁在廣告字体与整体版面原有設計不符的狀況，西洋鏡沒兩下就被揭穿了。

這還不打緊，有關的“假評論真廣告”評論欄，除了原本奇奇怪怪的筆名，竟然也包括檳州國陣主席鄧章耀以及馬華的陳德欽（相信在接下來的日子，國陣成員黨華裔領袖將“排排隊，登評論”了）。這么一放，豈不是通告全天下的人：之前那些用奇奇怪怪名字投稿的，都是“我干的”？

這一篇篇對報館而言有如“天降橫財”的廣告，讓我想起2007年檳城環球城中城（PGCC）的實情。

PGCC 當時鬧得轟轟烈烈。NGO天天喊反對，而發展商則每一兩周在檳城舉辦一場盛大的匯報會，然后買下報館若干的主要版位，館方派記者采訪后，所寫的內容，就一律刊登在商家買下的廣告版面。這樣一來，商家即可以避免新聞淪為被“塞版位”，也可以控制出在哪一版，更可以“點”報館記者寫對他們有利的新聞。

奈何，血氣方剛的我和同事，卻敬酒不喝喝罰酒。商家買下的廣告，我們“意思意思”放很多張場面照，解說會內容鮮少刊登。反之，我們在地方版以大篇幅報導NGO黃文強等人在問答環節的精彩記錄片段。

結果，“慘重代价”是，傳出商家抽起所有在《星洲日報》的廣告。令報館“流失”了可觀的廣告收入。

原本我是被蒙在鼓里的。直到2007年開齋節報業假期，采訪部只有我一個人工作，与廣告部同事一起用餐時，對方嘀咕我們的“報導自由”，“害”其原本輕而易舉就可達的業務目標已變得遙遠，我才發現，原來“出事了”。

后來向主任追問，他坦誠Durian Runtuh 的廣告可能從此不再，當時區經理有向報館高層匯報，獲得的回應是“這個廣告，我們還輸得起”。So? 明白啦？經理還交代主任，“這消息，不要讓記者知道，以免他們內疚或難受”。

后來才知道真相的我，感激區經理為了讓我們自由發揮而眼巴巴看着到手的廣告溜走。雖然我不盡認同他的一些觀點，但是情可犧牲廣告收入而放任下屬自主采訪的專業，确讓我肅然起敬。

看回今天，排山倒海的廣告攻擊，越靠近大選，此趨勢絕對會更強烈。對報館而言，天降橫財，豈能說不？這甚至比土墾局的Durian Runtuh 更吸引人呢。

我的問題還是同一個：這筆錢，誰埋單？誰是幕后大老板？這才是重點。

再循环的宣布

（此文经刊登于2012年12月16日星洲日报《28楼》专栏 ）

首相纳吉于上周莅临槟州，作出被国阵成员党称为“送大礼”的宣布，即中央政府将在槟建2万间可负担房屋，一旦重夺槟城，会考虑落实单轨火车计划。

有好消息，我们当然拍手都来不及。但回想起来，此大礼的“单轨火车”部份，与其称为大礼，更应该说是“尚未实践的承诺”，或者是配合槟州民联政府的环保口号，展开的“再循环宣布”？

在2006年新春期间，也就是6年前，我在前前东家工作时，同事还凭着这篇报导，荣获当时州政府举办的新闻奖呢。一转眼，6年过去了，槟城山河变色，这当中，有两年多是联邦和州政府同属国阵联盟的“风光年代”，可是前首相敦阿都拉承诺的单轨火车，“连影都没”。

从阿都拉到纳吉，领导换了，可是领导要送人民的大礼依旧，说不好听一点，就是再循环的“大礼”。

就在首相抵槟的两天后，报章报导了极乐寺方丈日恒法师说，在极乐寺山脚下进行的花园式停车场，已在2个月前动工，预料新春期间来得及启用。

这个备有400个停车位的停车场，料将舒缓亚依淡在新春期的交通阻塞问题。每年年初一至元宵节，几乎每晚都有数千辆州内外车辆进入。

这个新闻让我百感交集。为什么呢？这里不妨告诉各位一个我在当记者时，靠“捷径”写新闻的方式。

由于我家靠近极乐寺，所以极乐寺亮灯仪式自然是我采访。极乐寺的传统是必需由当代首长主持亮灯仪式。

第一年，我从听致词稿到等着亮灯，都谨慎小心。当时的首长许子根宣布，极乐寺多层停车场计划即将展开，竣工后亚依淡的交通阻塞问题不再。

第二年，我开始发现，除了照片中的人物排列次序，政治人物的演讲是100%重复的（除了年份）。前首长“再循环”了前一年的“宣布”，也即是“多层停车场建好后塞车问题将获解决”。

于是，第三年起，我开始走捷径。出门采访前，“拷备”（Copy）了上一年的新闻稿，在猜想敬爱的首长会否让我的工作更容易时，真的很不妙，让我猜中，于是有关的新闻，我只用10分钟“搞掂”-- 只需重写图片说明，全文依旧。

从《光华日报》年代到《星洲日报》年代，我所采访的极乐寺亮灯仪式新闻，都是“再循环”的料子。可极乐寺的多层停车场，除了成为每年亮灯仪式的“新闻重点”及“重大宣布”外，现实中此“停车场”依然“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林先生走马上任之后，我曾经告诉他：希望你在极乐寺的演讲稿，不要让我每年只须“Copy & Paste”这么容易，否则变天来干嘛？

庆幸的是，林先生没有让大家失望。从观音圣像不需要遮帘的情况下开幕，到当地州议员、市政局、志愿团体在高峰时间指挥交通，已或多或少减缓了交通阻塞的程度。希望明年的新春，在“终于”有了停车场之后，情况可以进一步改善。

很多人常埋怨，林首长很多演讲稿都重复讲。但想深一层，因为对着不同的群体，有很多人是从未听过的。重复槟州政府已实施的利民政策，是希望人民不会漏了“好糠”；重复解释被《前峰报》污蔑的事实，则是借机会把真相说明，但事隔多年依然把同一份“大礼”未加包将就重新宣布，真的只有国阵才做到。

随着极乐寺停车场的落实，前首长的“宣布”总算有了下文，也省却了往后国阵领袖在拜访极乐寺时，“再循环”宣布“若重夺槟政权，将会在极乐寺建停车场”的甜言密语。

生日闹剧

（此文经刊登在2012年12月9日星洲日报《28楼》专栏）

去年老板的生日，面对光大狂人又送模型又送“黄金”，搞到大家为无聊到极的举动空忙碌。

今年，也就是大选前的一年，林先生的日前后，却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件。

首先，早在11月20日左右，一些州政府属下的部门，就“收到风”说首相纳吉在12月8日大架光临槟州丹绒道光马来文化遗产村动土礼。因为节目安排上需要动用到很多部门的人，所以，首长也听闻消息。当时同事们还在调侃：老板，首相是不是要来跟你庆祝生日啊？

几天后的11月27日和30日，办公室收到了城市发展局（UDA）正式的邀请卡及邀请函，还附上节目表，除了该局主席和首相的演讲，林冠英也“有得讲话”。当局还十分依据官方礼节，先是局主席致词，接着首长，最后当然是全国最“大粒”的首相。

这当儿，还有人传话，称邀请首长出席之举，是获得首相点头的。因为州政府曾协助当地逾千马来家庭处理搬迁问题，以及成立马来文化遗产村的事件，所以连带行政议员及当地议员也受邀。

邀请信收到之后，主办单位非常“大阵仗”。多次致电办公室，询问老板的衣服尺码。为了首相大人莅临，当局还委任了裁缝店专为嘉宾量身制作衣服，当然包括首长的。基于办公室没人知道他目前“改变”多次后的尺码，只有托私人秘书老翁先生将其中一件合身衣交给裁缝“照版做”。

在为衣服忙了多天后，剧情急转直下。12月3日办公室接到电话通知，说有关节目已取消，并以嘉年华会取而代之。5日上午，办公室收到正式通知。当局“基于无法避免的因素”，取消有关活动。随后，还有人转告，希望除了首长，民联议员也“最好识相”，别出席。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没有人讲，我们也不知道。只能猜，应该是“有人”不希望看到林冠英和首相纳吉排排坐拍照的情景。那这些人是谁呢？就让大家继续猜好了。

于是，12月6日，有话直说的首长就向媒体示出所有的信件，说明有关动土礼取消、被逼“回避”首相的来龙去脉。

原以为一切到此为止（毕竟只要城市发展局及主办当局不出声就没什么可以跟进的了），可是节目的前一天，才是高潮。

下午3时许，有人说要送节目时须要穿的衣上来。同事迎接后才发现是UDA的官员。带来的，不只是应该合身的特制衣服（毕竟叫裁缝做了，最后一分钟不要林冠英出席，剪了的布料、缝了林冠英大名的衣没得还原啊），还有一个花篮 + “秘密食谱”的巧克立蛋糕，祝贺林冠英生日快乐。

真的啼笑皆非啊。不过，那蛋糕是“真的”，不同于光大狂人的宝丽龙蛋糕，这是真实版“秘密食谱”的，还好来得及阻止快出门购买蛋糕的同事。

老板尔后也亲自致电感谢UDA的“头头”（呵呵，请他出席节目，然后取消，然后送上生日礼物“补偿”？），开心与众同事共切蛋糕，许愿民联迈向布城（最后一句是我自己认为的）。

对一个50岁出头又坐过政治牢的Uncle而言，生日最希望的，就是和家人吃顿便饭。但，谁叫他是林冠英，一个和普通日子没分别的生日，最后也被政治化成为因“ 被逼放你飞机、取消你的邀请”，更“补送”蛋糕和花篮的闹剧。

需要Hold住的场

（此文经刊登在2012年12月2日星洲日报《28楼》专栏）

人非草木，不管是铁汉还是硬繃繃的政治人物，只要不是铁石心肠，总会有柔情的一面。

4年前我在这个专栏写过《阿英的眼泪》，陈述首长到北海火灾灾区访问灾民时随口问“你吃饱了吗？”，灾民无力的摇头，让林冠英按捺不住而泪洒当场，成为媒体的焦点，过后有赞也有弹，这里就不多说了。

自此之后，我们常常看到很多悲痛的场面，首长都能够Hold住伤感出席、慰问、处理。

直到本月20日，也即是UPSR成绩放榜的隔天，首长安排了简单的仪式，表扬获得全国优异成绩的特殊学生时，我们Feel到现场漂浮着的情绪。

唯一出席领奖的失明考生杨康润，在出席者询问是否有什么东西要发表时，他徐徐地站了起来，双手往麦克风的方向摸索，然后在家人的协助下，开启了麦克风的电源。

他以国语发表简单、但拥有正能量、感人的谢词。在场的每一位都被他诚恳的声线吸引住了。这男孩好棒啊。泪一直在眼眶打滚。不行，要Hold住，这个场合不能让眼泪缺堤而出。

颁发奖励金时，首长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像拥抱自己的孩子般。这一幕，更是温馨。

仪式过后的午餐时段同，首长悄悄问我们几个同事：“刚才杨康润讲话的时候，你们有觉得很感动吗？”大家猛点头。老板说，不可以哭，更不可以在他们父母面前流泪，所以，我选择给他一个抱抱，这样我才不会哭出来。

原来，首长是这样Hold 住他的眼泪。

但不是每样东西都像眼泪般可以凭个人意识去Hold住的。比如：大便。

最近我频频食物中毒。最严重的一次，是连续4天泻个没完没了，精疲力尽。肚子在绞痛的那一刹那，就只能尽快往厕所冲，以免出了什么“意外”。

我们这等凡人小卒，大可请个几天假好好泻个够本顺便免费减肥，但是像老板这种节目老早排好，又不能场场缺席的大人物，连泻的权力都要放一边。

若是肚子不舒服，遇到“自己人”（党或者是政府）的节目，节目流程表上尚可临时作调整。最糟糕的，莫过于出国演讲，或者是受邀担任论坛主讲人之一时，憋住快破肛而出的排泻物，的确会让人在冷气房里大冒汗。

上回陪同老板出国演讲的两位同事，在出发前已知悉老板稍微不舒服，但是许多人因林冠英答应要来而购票出席，他不能草率“放飞机”，况且，他乐观地以为，只要在飞机上好好休息个8小时，抵步时一切就OK了。

人算不如天算。这次的“肚子不舒服”丝毫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轻。曾经该国留学的同事，到药剂处买了止泻药给老板，可是却没能减轻病情，老板只有抱病上阵。

平日30分钟都不够讲的老板，这次竟然只用8分钟演讲，比主办单位预定的10分钟更短。还有听众投诉他讲得很小声，听不清楚，不像林冠英噢。根据老板陈述：“我一直忍着，不敢太出力讲话，怕我一喊，不小心漏出来就惨了。结果我一直在流汗，你的两个同事也在台下一直为我冒冷汗。”

好不容易“挨”到他讲完，快快坐回座位，终于“可以靠坐下的压力，把它压住了”（这是老板亲口说的噢）。

不用说，这是林首长此生最难熬的一场演说。

当一名领袖，不只要Hold得住个人情绪、Hold 得住个人情感，也要Hold得住即将破肛而出的排泻物，以超人意志力战胜生理状态。

从BBC 信用危机谈起

(此文经刊登在2012年11月25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

两周前英国广播公司（BBC）因其王牌节目《新闻之夜》单凭受害人一面之词，影射保守党前财务长麦卡尔平是娈童狂，而逃不过停播命运，也砸烂了BBC公信力的金字招牌。

《东方日报》报导，节目中尽管没有提到性侵者的名字，但“撒切尔时期的保守党政客”，就足以让人联想到保守党的前议员麦卡尔平。过后受害者才惊诧发现，麦卡尔平的照片与他在1990年时看到警方提供的照片是不同的。于是发表声明，向麦卡尔平表示歉意。

BBC内部调查指《新闻之夜》犯下不能接受的错误-- 连最基本的事实都没有去查证。

我看到这个新闻，干笑了很多声。文明国果然是文明国，人家是“受到国会议员及群众压力”而面对生死存亡的大关。

反观一个马来西亚，口口声声“捍卫新闻自由”，那些被政党所控制的媒体，面对的“压力”并不是来自读者或听众，而是政党老板。看到分别了吗？

比如说，莱纳斯稀土厂已经来了。中文报大多数封面高调报导，而巫英媒体，有者不是小得可怜，则是连影都不见。后来，听说在受到“压力”之下，连中文媒体也需要学懂“收敛收敛 ”，以免遭受“不测之风云”，这就是一个马来西亚特殊国情，越靠近大选，动作就越多。

BBC 因为犯下“没有查证”的错误而面对群众压力。看我们的《马来前峰报》、《新海峡时报》，或者是很喜欢更改记者新闻的众多《星报》编辑，它们不只是不求证，有者连澄清也不刊登，或者是扭曲您的声明，还摆一副“你能对我怎样”的姿势，只因一切有后台做靠山。尽管首长已经赢了两场官司，但是这些媒体的陋性依然。

媒体是第四权。我们绝对不认同国阵政府现今钳制新闻自由的作法。但新闻自由不代表媒体就此受赋予撒谎的自由。你可以有立场，但是不代表你可以随意“看一个影，生一个仔”地做新闻。政治人物应受到监督，同样的，第四权的媒体也得被专业监督。

一些有政党倾向的媒体工作者，借工作上的便利，以一些所谓的“爆料录音”（其实只是记者会内容）来供给政敌故作玄虚地大炒一轮。东窗事发、真相大白后，虽然引起部份有良知的同行不满，但号称代表国内媒体的四大专业机构，却噤若寒蝉，连一篇像样的谴责文告也没能发出。

说实在的，如斯事件，若发生在欧美先进国，是一项对媒体业严重的信任危机。但马来西亚国情不同，媒体官官相护是常态，习惯就好。

一些对民联持有成见的媒体，也可以无视（或选择失忆）联邦政府钳制新闻自由的丑行（包括打电话“劝告”总编辑、“提醒”尽量不要刊登财政预算案起价的新闻、甚至308之前，一名记者作了民调，抽样问读者希望谁是槟首长人选，丁福南因他排名相当后，而致电报馆指示隔天早报需抽起这则封面），反而选择以人多之势，抨击民联议员助理在社交网站公开批评媒体不专业报导的真实案例。

怕国阵，欺民联，是某些媒体惯性的欺善怕恶行为。欺负惯了，有人开始担心，“万一”民联执政中央，秋后算账时怎么办？

站在新闻自由的立场，我情可天天在社交媒体跟你针对媒体专业操守而笔战，也丝毫不想、更绝对不会仿效国阵那种“在你面前笑脸迎人、豪不吝啬请吃大餐”，却背地里以恶法来“控制”你新闻内容的伪善作法。

4年前，我们跟曾遭出版与印刷法令迫害的老板说过，如果民联执政中央，就必须完全废除这个恶法，政府不能存有要求申请出版准证及撤销媒体执照的权力，否则，这才是真正对不起媒体啊。

一个新闻绝对自由的国家，媒体的公信力和生死存亡，是在公众手上，不是由高官政客操控的。

只为让人生无憾

(此文经刊登在2012年11月18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 

那天遇到一名与我年龄相若、但年资比我高的同事。聊起工作，从私人界转投公共领域的她，提到两者最大的不同点是：在公共服务领域，处理人民投诉，占了工作70%以上的时间，同样的职位，要比私人界难当许多。

这一点我绝对感同身受。每天电邮给首长、各行政议员及市政局的投诉，即使没有上百，至少也有数十封。因此，虽然公务员有邮箱容量限制，但比较“大粒”的主管，邮箱是无限容量的。

有时，我们因工作结识的人直接向我们投诉，或是首长交代处理个案时，间接地成为了“投诉部官员”。由于首长下令的“no wrong door policy”，也即是说我们收到投诉，不能再像前朝般把投诉者当人球踢来踢去，我们得负责把个案交给我们所知道的负责人。

有时，负责的官员在接到投诉时会以“这么芝麻绿豆的投诉，也要处理咩”来回应。

是的，站在工作量繁重的公务员之立场，这些都是芝麻绿豆。垃圾清理的时间啦、违例车辆停泊在住宅区啦、邻居的狗破坏环境幽静啦、对无车日的埋怨啦、对公共交通的看法等等。

但是站在市民的角度，这就不是芝麻绿豆了。首先，一个市民需要鼓起很大的勇气来作投诉，其次，这是他亲身与政府机构接触的少数机率。官员如何面对、处理，就成了此君唯一“接触政府的经验”了。对政府的满意度或不满的累积，一切都从这里开始。

这就是为什么，除了无理取闹、“找碴”或找“空头”的个案，每天同事们都花上不少时间回复投诉。能解决的，就交部门处理，再交代投诉者；有难度的，要给一个解释，说明现状、建议的方案等；遇到非常负责任的官员，他们甚至在隔天就亲自下场，即使一时改变不了现状，起码人民的不满减轻了。

有时，你会读到报导称某某问题已经XX年了不能解决，民联用XX个月解决了。这不是Credit也不是炫耀的本钱，只是一个政府本应执行的任务啊。

更讽刺的是，偶尔在报章上看到落选的前朝代议士，对着媒体或民众说，政府应该怎样怎样，这个部门应该怎样怎样，我们若是中选就怎样怎样。我的疑问是，你们有些做了5年，有些10年，有些当了15年的YB，怎么以前不做呢？

其实，我“明白”的。当YB，有很多应酬，很多宴会，很多官方节目和会议要出席，那个时候这么忙，当然无暇思考、无暇沉思啊。输到清光后，时间多了，当然也茅塞顿开，体恤民意了，奈何已时不予我，再多的理想，也只是空有理想，无缘实践，一切只是空悲切，懊悔过去没把握当权的良机去实践、处理、解决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拼了老命，趁“有生之年”（就是尚在执政之际），良策要快快做，觉得对的也要快快做，以免以后“空遗恨”。

结果，人民看到了槟城天天无免费塑料袋政策、颁发勋衔给清道夫、制度化拨款给学校、分100令吉回馈金给乐龄人士残障人士单亲妈妈、除贫计划、建脚车专用道等。

下届大选，不管人民是否再给委托，这4年，民联已在能力范围把理想化为行动，把问题化为解决方案，为的，只是不要让人生有任何遗憾，特别是当朝时就应该做政府应该做的事，而不是等到失去权力、沦为在野党后，才来继续发一场“执政时要落实什么政策”的春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