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評論,真廣告?
(此文经刊登于2012年12月23日星洲日报《28楼》专栏 )
自從我國人民敬愛的首相在檳州人民敬愛的首長生日天蒞臨檳州后,翻開國內6大中文報,盡入眼簾的,皆是國陣關于自由港的廣告。
保守估計,“財主”在所有華文報刊登一天彩色全版廣告的費用,大約為數萬令吉。一個月刊登十多期,也“才”幾十万Nia,不是很多,只要有的是錢,愛怎么花就怎么花。問題是:你确定那不是民膏民脂嗎?另一疑問:首相抵檳時,只字沒提自由港,怎么首相一走,就天天自由港?想透過廣告,制造些什么“假象”呢?
每天剪報時都會留意到,自從几個月前,很多以奇奇怪怪的名字投稿在報章言論版的人,寫了很多攻擊民聯、林冠英、檳州政府的似是而非評論,都會覺得好笑。
如今,這些評論人幕后的老板,也許發現到許多報章不錄用,于是多天前,索性以刊登廣告的方式,把評論當作廣告登出,以為讀者傻傻地當作是時評員的“高見”,卻未料會裁在廣告字体与整体版面原有設計不符的狀況,西洋鏡沒兩下就被揭穿了。
這還不打緊,有關的“假評論真廣告”評論欄,除了原本奇奇怪怪的筆名,竟然也包括檳州國陣主席鄧章耀以及馬華的陳德欽(相信在接下來的日子,國陣成員黨華裔領袖將“排排隊,登評論”了)。這么一放,豈不是通告全天下的人:之前那些用奇奇怪怪名字投稿的,都是“我干的”?
這一篇篇對報館而言有如“天降橫財”的廣告,讓我想起2007年檳城環球城中城(PGCC)的實情。
PGCC 當時鬧得轟轟烈烈。NGO天天喊反對,而發展商則每一兩周在檳城舉辦一場盛大的匯報會,然后買下報館若干的主要版位,館方派記者采訪后,所寫的內容,就一律刊登在商家買下的廣告版面。這樣一來,商家即可以避免新聞淪為被“塞版位”,也可以控制出在哪一版,更可以“點”報館記者寫對他們有利的新聞。
奈何,血氣方剛的我和同事,卻敬酒不喝喝罰酒。商家買下的廣告,我們“意思意思”放很多張場面照,解說會內容鮮少刊登。反之,我們在地方版以大篇幅報導NGO黃文強等人在問答環節的精彩記錄片段。
結果,“慘重代价”是,傳出商家抽起所有在《星洲日報》的廣告。令報館“流失”了可觀的廣告收入。
原本我是被蒙在鼓里的。直到2007年開齋節報業假期,采訪部只有我一個人工作,与廣告部同事一起用餐時,對方嘀咕我們的“報導自由”,“害”其原本輕而易舉就可達的業務目標已變得遙遠,我才發現,原來“出事了”。
后來向主任追問,他坦誠Durian Runtuh 的廣告可能從此不再,當時區經理有向報館高層匯報,獲得的回應是“這個廣告,我們還輸得起”。So? 明白啦?經理還交代主任,“這消息,不要讓記者知道,以免他們內疚或難受”。
后來才知道真相的我,感激區經理為了讓我們自由發揮而眼巴巴看着到手的廣告溜走。雖然我不盡認同他的一些觀點,但是情可犧牲廣告收入而放任下屬自主采訪的專業,确讓我肅然起敬。
看回今天,排山倒海的廣告攻擊,越靠近大選,此趨勢絕對會更強烈。對報館而言,天降橫財,豈能說不?這甚至比土墾局的Durian Runtuh 更吸引人呢。
我的問題還是同一個:這筆錢,誰埋單?誰是幕后大老板?這才是重點。
保守估計,“財主”在所有華文報刊登一天彩色全版廣告的費用,大約為數萬令吉。一個月刊登十多期,也“才”幾十万Nia,不是很多,只要有的是錢,愛怎么花就怎么花。問題是:你确定那不是民膏民脂嗎?另一疑問:首相抵檳時,只字沒提自由港,怎么首相一走,就天天自由港?想透過廣告,制造些什么“假象”呢?
每天剪報時都會留意到,自從几個月前,很多以奇奇怪怪的名字投稿在報章言論版的人,寫了很多攻擊民聯、林冠英、檳州政府的似是而非評論,都會覺得好笑。
如今,這些評論人幕后的老板,也許發現到許多報章不錄用,于是多天前,索性以刊登廣告的方式,把評論當作廣告登出,以為讀者傻傻地當作是時評員的“高見”,卻未料會裁在廣告字体与整体版面原有設計不符的狀況,西洋鏡沒兩下就被揭穿了。
這還不打緊,有關的“假評論真廣告”評論欄,除了原本奇奇怪怪的筆名,竟然也包括檳州國陣主席鄧章耀以及馬華的陳德欽(相信在接下來的日子,國陣成員黨華裔領袖將“排排隊,登評論”了)。這么一放,豈不是通告全天下的人:之前那些用奇奇怪怪名字投稿的,都是“我干的”?
這一篇篇對報館而言有如“天降橫財”的廣告,讓我想起2007年檳城環球城中城(PGCC)的實情。
PGCC 當時鬧得轟轟烈烈。NGO天天喊反對,而發展商則每一兩周在檳城舉辦一場盛大的匯報會,然后買下報館若干的主要版位,館方派記者采訪后,所寫的內容,就一律刊登在商家買下的廣告版面。這樣一來,商家即可以避免新聞淪為被“塞版位”,也可以控制出在哪一版,更可以“點”報館記者寫對他們有利的新聞。
奈何,血氣方剛的我和同事,卻敬酒不喝喝罰酒。商家買下的廣告,我們“意思意思”放很多張場面照,解說會內容鮮少刊登。反之,我們在地方版以大篇幅報導NGO黃文強等人在問答環節的精彩記錄片段。
結果,“慘重代价”是,傳出商家抽起所有在《星洲日報》的廣告。令報館“流失”了可觀的廣告收入。
原本我是被蒙在鼓里的。直到2007年開齋節報業假期,采訪部只有我一個人工作,与廣告部同事一起用餐時,對方嘀咕我們的“報導自由”,“害”其原本輕而易舉就可達的業務目標已變得遙遠,我才發現,原來“出事了”。
后來向主任追問,他坦誠Durian Runtuh 的廣告可能從此不再,當時區經理有向報館高層匯報,獲得的回應是“這個廣告,我們還輸得起”。So? 明白啦?經理還交代主任,“這消息,不要讓記者知道,以免他們內疚或難受”。
后來才知道真相的我,感激區經理為了讓我們自由發揮而眼巴巴看着到手的廣告溜走。雖然我不盡認同他的一些觀點,但是情可犧牲廣告收入而放任下屬自主采訪的專業,确讓我肅然起敬。
看回今天,排山倒海的廣告攻擊,越靠近大選,此趨勢絕對會更強烈。對報館而言,天降橫財,豈能說不?這甚至比土墾局的Durian Runtuh 更吸引人呢。
我的問題還是同一個:這筆錢,誰埋單?誰是幕后大老板?這才是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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