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蔡细历的影片

(此文经刊登在2012年2月19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看到这个标题，我知道很多读者在想什么。但是28楼要谈的，是正经事，大家的脑瓜可别“想歪了”。

故事要从今年1月初说起。当时28楼接到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院（ASLI）的论坛邀请，并建议将林冠英与蔡细历的辩论，纳入其中一项“节目”，因此询问我们：林首长愿意跟蔡细历辩论吗？当时的题目是“从两线制变两种族制”。

老板没多加考虑就答应了。不过条件是主持人必需是我们同意的人选，以及有关辩论的过程必需要有其中一家电视台直播，以防在“一个马来西亚国情”下，“不小心”被断章取义（因为我们“经验丰富”，还是小心为妙）。

后来他们又将辩题改成“两线制会否成为两种族制”，当然首长不会“闪人”，但他认为，此目标是冲着华社来，所以要求辩论的其中一个语言必需以华语进行。

不多久主办单位回复称马华要直接用华语辩论。首长欣然接受，主办单位就要首长推荐主持人，他说，“这是马华的场，我们推荐翁诗杰吧！”

电邮传出去不到两分钟，建议就被对方回拒了。我们再推荐的Astro主持人萧慧敏，也硬被标签为“太年轻、经验不够”。于是我们要主办单位尽快呈上主持人及直播的电视台名单。这时，奇怪的事发生了，对方竟然要首长先答应接受辩论，“才来谈其他的细节”。那直播呢？当时的说法是：寰宇是付费电视台，接触群众不够广。那好，RTM拒绝、首要媒体也不播，你还有选择咩？

偏偏在这个时候，主办单位提出要更换辩题为“来届大选，华人何去何从”的要求，在我们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马华总会长直接告诉媒体这个新的辩题、双语的辩论模式，让整个28楼的同事，因为“一转再转”而被搞得团团转。

还好后来我不需负责辩论细节的工作，改为只需收集资料才略为轻松。
虽然我们天天在报纸上也看到蔡总的新闻和专栏，但是文字毕竟是过滤了的传播模式，加上记者采访时“省略”了很多所谓的“讲过了的”新闻，所以都不是“原汁原味”的说词。

辩论的一周前，有一些常常接触蔡总的记者转告我们，称蔡总和首长一样，是会讲华语的“红毛屎”，但是有些词句，要是你不习惯或不清楚对方在表达什么的话，你真的会“会错意的”，到时答非所问，就真的糗死人了。

于是，我们上网找优管（Youtube）中蔡总的演讲。与二毛子的林先生一样，他讲的华语有些字咬字不清、发音不准，但是细心聆听，依然可以了解表达的要点。

与报纸和电视新闻剪接过的片段相比，优管的优点是可以让人从头听到尾，也可以让从来不听蔡总演讲的林先生有机会观察（就像中国羽毛球教练会在比赛前重复播放对手过去的表现一样），理解对方的陈述方式、谴词用字、逻辑等，以便“做好准备”。

最好笑的是，其中一段蔡总在怡保对党员演讲时说：“我现在在骂行动党，他不在不用紧，我知道他的人会播给他听的”，首长在办公室内对着电脑说，“嗯，我在听着。”结果让我们笑翻天。

辩论前的几天，首长如常天天出席会议、出席节目、开记者会、发文告骂国阵的弊端，只在工作结束后（大约七点多八点），才与团队讨论辩论细节（毕竟他是在1991年与翁诗杰辩论后，就从来未曾有机会以华语辩论了）；可是相对的，过去一周，蔡总在报章的新闻少之又少，也许要“闭关练功”？

无论如何，观看蔡细历的演讲影片，属于辩论功课的一种。全国谙华语的人都在等着看一场政治表演秀。林首长这几天来，为自己应邀的辩论做足功课，除了是自我装备，也是一种尊重对手的态度和专业。

这篇文章见报时，辩论也落幕了，两个二毛子以自己最不熟悉的华语辩论，铁定成为本年度政界流传一段时日的讨论焦点。

向百万富翁学习

(此文经刊登在2012年2月12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有跟随行动党新闻的人都知道，八打灵北区国会议员潘俭伟在参政之前，是新加坡最年轻的上市公司总裁。他卖掉公司再参政，拜308一场政治大海啸而当上国会议员。

他今时今日的身家，少说也称得上是百万富翁。可是，这几年来，他往返槟城开会的种种“习惯”，却让我这个公务员大开眼界。

比如，当他坐最早的班机到槟城，而开会时间是11时或12时的话，他就会先查看槟城快捷通几点到，以2令吉70仙的价钱搭巴士到市区开会。会议结束后，就约这边的友好喝茶吃饭，当然，最好的就是你能“顺路”载他到机场。

若他当天下午回，他会先冒险，到巴士站看能否在距离飞机起飞前的１小时左右坐上巴士。有次我问他：“如果还剩45分钟，巴士没来怎么办？”
他潇洒地说，“逼不得已的时候，才坐德士咯。”

曾经有一次，他不只坐巴士到机场，还用手机把2令吉70仙的车票拍了上载到推特，“炫耀”给跟随者看，说“两块七的巴士费，总好过被明砍到满颈血的德士费。”

不巧，同一天，他被人发现在机场啃最便宜的快餐。

有时遇到出坡演讲的日子，他会在推特问：本周六XX地行动党宴会，有谁可以“Tumpang”？

我讲了这么多关于百万富翁的故事，要说的是：从市区到机场的50多令吉德士费，这名百万富翁给不起吗？

这不是给得起或给不起的问题。同样能够准时到机场，为什么要花多出20多倍的钱呢？这时，我终于明白他有钱的理由了。

最后，我才知道他从来没有申报开会的所有交通费。

同样的原则也适合套用在管理政府财务上。从槟城飞往吉隆坡的班机，只有短短的５０分钟，椅子还没有坐热就抵步了，那坐头等舱跟经济舱有分别吗？

当然有啦，价钱咯。一趟来回的经济舱大约400令吉（算马航的，不要用最便宜的廉价航空来讲），而商务舱则是１千多令吉，多出足足三倍。当然，这是政府的钱，可以不用管。问题是，多付的费用，有对人民“附加价值”吗？

还有就是首长的老爷官车，虽然已有20多年车龄，但是在司机悉心照顾下，总算能出得大场面。有人一直说，堂堂一个首长怎能坐老爷车出入？问题是：这车还能走，功能还不错，换一辆，动不动就几十万，这都是人民的钱啊。

有人揶揄槟州政府，怎么这么寒酸，办活动选在政府建筑，连像样的酒店自助餐也没有。问题是，普通外勤自助餐也能吃得饱饱的，为何要花三四倍的钱去定酒店的？

办活动时，我们也寒酸得没有“特别”为相关活动印小册子、做书本、钢笔等过去视为“正常程序”的“附加物”。当然，也害到很多人失去了“赚钱机会”而生政府的气。

钱不是乱花的，应该花的就花，就像扩建道路，联邦不做，我们用州政府的盈余来做；联邦不拨款给华校独中，我们拨款，每年几千万拨出来，造惠的可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啊！

一个富翁之所以持续富裕，是他理财有方，即使有的是钱也斤斤计较、谨慎开支，更何况是政府？而咱们的林首长更胜一筹，他把政府的钱当作自己荷包的钱“心疼”，几年下来，一大堆惠民计划就可以顺利展开了。

做人需要向富翁学习理财之道，当政府更不可不向富翁取经。这是“小的”观察林先生的管理和潘先生的人生而领悟出两者之间的共同点，与大家分享。

旗袍

(此文经刊登在2012年2月5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迈入龙年，相信有遇到我的朋友都会发现，我几乎每天都穿上旗袍上班。28楼的同事们，也在获得老板点头之后，决定从初一到十五，天天穿旗袍，甚至在电梯内，其他部门同事也称赞旗袍漂亮，当中以友族同胞居多。

我们并不是种族至上者。还没有当上公务员之前，我家衣橱真的一件旗袍都没有。当时我认为，只有富太或拿汀才会穿旗袍示人，我们这些“小跑腿”，需要时时满场飞的，穿上窄身旗袍，要如何在老板下令时，在一分钟内跑到他面前呢？

直到2009年的新春，我的想法被礼仪部的友族同胞打破了。

那是林首长的新春团拜。整个礼仪部都是马来同胞，不过，男男女女都分别穿上具有华人农历新年味道的唐装或旗袍。说旗袍性感吗？（因为腿部的开叉，有些设计可真的只在臀部下边一点点才“止步”），但是，她们总有策略：曝露的手臂部位“打底”一件长袖衣，裙子内部多穿一件紧身裤，不就行了吗？

有者更花费心思，选购符合政府部门衣着指南的长旗袍或摩登旗袍；更有“创意”的，索性买峇迪布，吩咐裁缝依她们的要求制作旗袍，独具风味。

反之，我们这些在28楼工作的华裔助理，无一身穿旗袍，友族同胞纷纷责问：“Mana u punya Cheongsam?” 我们只能傻笑回应。

第二个新春，我们忙着给首长灭火（因为巫统说民联政府边缘化马来人），也忘了添购旗袍这码子事，直到想起时，百货市场内适合我那肥胖身躯尺寸的旗袍早已售尽，又是挺不好意思地看着友族同事穿上旗袍执行任务。

去年，我吸取“教训”，老早去物色旗袍，总算给我找到两件合身的，不过却只敢在初一及州政府团拜穿上，毕竟首次穿传统服装，感觉怪怪的。

今年，同事发起小型的“穿旗袍运动”，有者只有一套旗袍，就洗了又穿；家里超过一套的，就轮流穿；更幸福的就穿上妈妈亲手制作的旗袍。曾经有一天，整个28楼的华裔女同事都穿上旗袍，好热闹。

28楼最让人窝心的并不只是这些，而是新年长假回来工作的那一天。除了尚在休假的同事，友族同事都很有默契地穿上大红色的衣服来“配合”农历新年，整个28楼红彤彤的一片。

当然，我们的“糕加必”及柑，更是同事们的最爱。而最有假期气氛的，就是在佳节前的收工日。不管是华人的农历新年、马来人的开斋节、印度人的屠妖节，不管工作有多忙，其他种族的同事都会循例在下班前，逐一向即将庆祝佳节的同事祝贺一番，还没有真正放假，心情就让这班同事影响得感染了佳节的喜悦。这种感觉，跟我过去在100%华人机构工作是完全不同的。

此外，开斋节前，到超市“血拼”后，我会向收银员讨“青包”，然后带回28楼给需要包“青包”的同事。而新年前夕，友族同事“血拼”后获得的红包封，也会带回来给华裔同事。这些年来，我们的不同佳节，都是以这种方式度过的，也没有人想过要在谁的佳节给人家送上“白包”。

种族之间的互相了解，并不需要华丽的语言去包装，在一个多元种族的办公室，就这样自然地存在着。间中，还需要“义气”-- 谁过年，其他人就担当起所有的工作，直到佳节结束为止。

团拜

(此文经刊登在2012年1月29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自从在28楼上班之后，每年年初一，都“命中注定”要“牺牲”给首长的新春门户开放。除了28楼的同事，行动党很多服务队队员也自愿“卖力”。

一如往常，同事需在活动前半小时抵达。以为湖内国际体育竞技场会像往年般空空如也，但是小国产车驶入停车场的那一刻，我感觉到“情势不妙”了。

去年的这个时间，我的车子是停在最前几个停车格的。今年，我9点20分到场，可是却得走老远进会场。当时已有很多热情的民众“霸”了风水位，耐心等待节目开始。

此时，餐饮负责人才开始设置食物自助餐，由于节目总筹之一的法利拉，临时入院，由我这个“四不像”的候补替她“看头看尾”-- 因为其他同事已被分配处理固定的工作，如司仪、接待体障团体、招待嘉宾、帮忙派柑、确保食物充足，只有我“最得闲”。

首长9时40分抵步时门口已排满了群众。幸好人手够多，派柑过程尚算顺利。9点50分，民众已经很有纪律地在自助餐前排队，等待领取美食。

虽然距离节目开始尚有10分钟，但基于担心场内无法容下不断涌入的人潮，我们决定先行“开饭”，让吃饱的人能先离开，以便外边排队的朋友有“空间”挤进来。

在PISA内，你无法想像“外面的世界”（停车场处啦）发生什么事。有YB悄悄告诉我们，人龙排得很长，他也不好意思以YB身份插队，岂知一排就等了30分钟，才勉强挤得入场。

有摄影记者向我们展示他们在外边拍到的照片。天啊，怎么一大堆人排在烈阳下（少说也有500公尺）。去年的这个时候，顶多也是排到体育馆门口啊。

眼见“不对路”，于是我们提醒首长握手快一点，让外面的人快快进来。即使首长加速了，也比不上一直涌进来的人潮。

同事建议，不如我们先请老人与小孩通过快速道进来。这一提，不得了，每个人都自认是“老人与小孩”，把原本已够拥挤的通道，挤得更寸步难行。

“第一招”失策，我们再想办法。找来配合度高的管理层，请他们把侧门打开，好让想走捷径的民众先行入场。

于是几位同事，就逐一告诉正在大排长龙的民众：“要先进去会场的，可以走Short cut；想要跟林冠英握手的，就需要到这边来继续排队。”

这么一来，长龙在两分钟内，减了一半，已经没有民众需要撑伞曝晒了。间中，有一两个民众对我说，“那里可以不跟林冠英握手，我从吉兰丹故意来看林冠英的，排队就排队咯！”

还有一个从马来甲来的也一样；而带着一家大小的巫裔妇女，也坚持要跟林首长拿柑，才算没有白跑一趟。但这过程中，至少我们让群众有选择的自由-- 要排队见林冠英还是要先进场。

原本准备的5千多人份，临时加成6千多份，勉强应付。准备超过9千粒柑，一人一粒，派到一粒也没剩，迟来的连柑都没有，扣掉走捷径的，保守估计出席人数肯定超过一万人次，但我们没有算人头的机制，只能告诉媒体：官方数据超过一万人。

首长也被出席人潮“吓到”，并建议明年（如果还是首长的话），就需要预算一万人份，并聘请志愿队维持次序。可是，拍到全场最美的排长龙照片的国阵控制媒体，一如所料，在报导中只字不提人数及盛况。

初四轮到行动党团拜。记者问人头统计。火箭龙头曹先生说，大约1500吧。记者说，人家的5千人都可以报2万了，你这场少说也有3千吧？可是曹先生坚持：我们只点了千多人的食物就是千多人，“报大数”不是我们的作风。

给民众吃喝玩乐的团拜，原来，也有这么多“内幕”的。

派钱的学问

(此文经刊登在2012年1月22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农历新年前的几个星期，不管是媒体或者是老百姓，都在为钱忙。朝野（就是槟城的民联和国阵）都在争相派钱，而符合资格的百姓们则乐开了怀，这边拿了再到那边领，减轻新年负担。

槟城的派钱政策从2009年的100块回馈金的概念开始。5月起登记，第一批的回馈金是在2010年3月杪发出。分钱派钱的过程，也无意中累积了州政府团队在系统化处理分钱方面的经验。

如何派钱，也伤尽了州行政议员的脑筋。没理由要州议员拎着几万令吉到选区分吧？万一遇到匪徒怎么办？也总不可能要年迈的乐龄人士，先到服务中心拿“100令吉回馈券”再来跟我们兑现吧？这太麻烦了。

最后，首长建议借私营化模式分钱，就是以最方便大家的方式，直接把领钱券+首长的信，寄到乐龄人的登记住址，然后，乐龄人凭券到指定的、离住家最近的马来亚银行分行领钱。

这个“交易”，过程只涉及银行和持券人（虽说钱是来自州政府的盈余）。民联议员只是负责登记、核准、输入电脑，其他的，一律“不关你事”。

至于具有创意的议员服务中心，要在银行外搭棚、要先分号码、要设简单的炒米粉自助餐“招待”乐龄选民，就由他们“自由发挥”。保安问题由银行承担，毕竟是十多万名受惠人噢。

至于乐龄人逝世后的抚恤金，基于人数不算太多，州政府平均每季列常在各县安排简单的仪式，并由首长及当地议员慰问，亲自接触选民 – 因为槟州民联被巫统喉舌报章污蔑及妖魔化，议员必需亲自出马，以行动“解毒药”，让马来村民知道“原来民联很好，不是这么‘臭’的”。

至于今年才开始分发的200令吉宝贝计划，首次在5县分发时，彭文宝的助理雅玲发现，很多宝宝在等候超过半句钟就开始哭闹了，就急讯通知。老板收到简讯，决定提早到场，快快把钱分完，好让宝宝回家睡觉。

首批派完后，我们开始检讨：一个东北县就有千多个宝宝，一个一个叫名来派，排在最后的那个，少说也要等多两三个小时。大人可以等，宝宝可不行啊，我们得想出妙方。

方案是：家长登记后拿号码，主办单位不会逐一叫名字，每批20人直接依号码排队跟州议员拿钱，然后一伙人与首长合照。这一来，原本四小时的节目，可以在一小时半内结束。

虽然场内依旧传来此起彼落的宝宝哭声，但是节目流程快了很多。除了聆听议员们大发伟论的环节外，派钱工作可谓一气呵成，“余兴节目”则是家长排队与首长合照。

上周，我们“试跑”集体分批领钱制，除了快，也要准。迟到的父母甚至连礼堂也不需要进来，直接在登记柜台拿钱就可以“走人”。但是宝宝的妈妈不甘心，一直问议员，钱我拿了，可是那不重要，我要跟林冠英拍照可以吗？

于是，议员趁首长的派钱空档安排她和宝宝与首长合照，才终于“完成任务”。

曾有一个巫裔妈妈，尽管孩子哭到满脸通红，还是硬把双胞胎推给林首长抱抱，说“给CM 抱了以后才能当医生”。林首长有这么“灵”咩？说也奇怪，放在林首长的怀抱中的孩子竟然不哭了，搞到在旁的人也笑了。

派钱，不只是一门学问，也是一个讲求诚意、不断自我检讨的过程。民联槟州的派钱政策，是一项系统化的作业。制度及系统由行政官员订下，公务员执行，模式有了，尽管最初一两次出现混乱，但我们相信，经验的累积，年年一派再派，我们会越做越好。

祝大家新年快乐，年年有余，拿钱快乐！

把睡虫吞下去

(此文经刊登在2012年1月15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精神状态欠佳、睡眠不足、身体抱恙的时候，每个人的“款式”（或统称“Pattern”）都不一样。有人猛打哈欠，有人双眼湿湿，有更多人直接在会议上呼呼大睡。

而我，只要连续两天，睡眠少于五小时，你就会看到我的拇指有很多牙齿印，因为我担心开车时不小心睡着出意外而猛咬手指。要是情况许可，我就索性搭巴士来上班，以保障其他道路使用者的人身安全。

要是当天“运气不好”，需要去开会，就更“大单”了。为了避免自己睡着，我会拼命在会议上发言，希望不会讲话讲到一半睡着去。

再不然，就“眼湿湿”硬撑至会议结束，再投入忙碌的工作里。最怪的是，不管再累再不够睡，只要我还在忙，还在跑来跑去，至少还可以不知不觉做到傍晚的下班时分。

我这等小人物也怕被人“抓到”打瞌睡，更何况是我的老板林首长？

林先生会累到撑不住的时候很“罕见”，因为一般上他都会很把握每一分每一秒，不容自己的时间表上有任何的空档，硬是要把自己的空间给填满才甘愿。

要是一般的工作天还好，一不小心，遇到他吃错东西拉肚子，或者是“斗”不过病魔，或者是乘搭长途飞机回国后休息不足时，那情况可真是大势不妙了。

要是在办公室有个10分钟或15分钟空档，他还可以“交代”最靠近门口的同事，“请在这半小时内别打扰我，我要小睡一阵子”；或者是被医生“命令”：“要是你还想活着的话，现在请回家睡觉休息”，他才心不甘、情不愿，乖乖“听话”不继续做工。

遇到早前承诺出席的会议或活动，他就无法“逃避”了。堂堂一个首长，总不可能在大庭广众（就是普通的节目或活动上）大打哈欠，或不小心睡着，那可是多么无礼的事啊！

所以，有时我和同事们陪同首长出席活动，又知道他抱恙出席时，我们都会看到林先生那很怪的表情。

正如之前有一名摄影记者在节目进行中（就是余兴节目表演，不是林先生“表演”的时候），跑来问我，“喂，你看，你老板在做什么？”

眼见他双眉皱起、双眼眼白多过眼球、紧闭双唇，可是下巴突然“肿”了起来的怪模样，我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悄悄告诉这位关心老板的朋友，“没什么事啦，我老板他，把瞌睡虫吞下肚子去而已。”

什么？把睡虫吞下去？这是什么道理啊？再看一次，嗯，没错，明明是不够睡时，人类自然的打哈欠动作，但是“酝酿”到一半时，硬被需要撑住的林先生，“活生生”地吞了下去。哈欠打不出来，就换成了一个没有文字可以形容的怪表情。

跟林先生做工以后，我才发现，原来除了演讲和算术，他还有另一个非凡人所能的特长 – 把睡虫也吞下去。

为什么要看《28楼》？

(此文经刊登在2012年1月8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根据大众书局截至去年12月杪的数据显示，小妹的新著《28楼》，在短短的2个月内，全国共卖了1115本。单是槟城，就卖了855本。看好噢，这只是在大众书局的记录，不包括其他书局及火箭在各讲座和宴会的销售记录。

对我这一等的小人物，靠着林冠英光芒，在一间书局就可以卖到破千本，真的要感谢观音（我常常去拜观音的）。

谈到出书，除了正式仪式，这过程我也经历了一些很奇怪却又让我印象深刻的事。

记得在11月初，从雪州推介礼回程中，在飞萤的机上，遇到一名正在读《28楼》的读者。

我是一个不会随便与陌生人讲话的人。那天我在机上看报纸，起飞时报纸落了一地，隔邻座的人替我捡了起来，我转头跟他说声谢谢时，骇然发现，他手中竟然拿着小妹的《28楼》。

那时我脸红了一阵子。到底要不要告诉他，坐在旁边的人，正是此书的作者本尊呢？会不会唐突了些？可是人家真金白银支持本地创作噢，在机上遇到，也算得上是难得的机缘了吧？

于是，我“假假”问：“你有拿到作者的签名吗？”他摇头。我问：“要不要我签给你？”

他翻了封底，对照一下书皮的照片和真人，爆出一句，“咦，怎么不像的？”

我实在没有勇气问到底真人比较美还是照片比较美，已沦为老女人，还是避免尴尬的好。

就这样从吉隆坡聊到槟城，原来去年槟城所获得的122亿投资，让他所服务的公司，得标了几乎所有的大计划，他感觉到这一切都与他“很有关系”，也让工业界受惠广泛。

除了“飞机偶遇记”，上个月，还有一名读者买书后直接跑到光大来，对三楼的保安人员说：“我要上28楼找CM的新闻秘书，我买了她的书，要给她签名。”

忙乱中接到保安的电话，一时回不过神来，“什么？有读者找上门来要签名？”

既然人家“杀到”，加上当时又没有紧急任务在手，就请保安安排她上来。

电梯门打开的那一刻，我刚好走过，看到一家大小走出来，年轻的妈妈手中拎着《28楼》，我“脸皮厚厚”地问：“你是来找我签名的人？”
又是同一个动作，她翻看封底，再看看真人，又是同一句话：“咦，怎么不像的？”

我不敢追问，只是哈啦了几句，又赶回去工作了。只是，对她用“玻璃纸”把书包得整整齐齐的，我倒是汗颜又感动 – 这可是我中学很珍惜的书才这么做啊。

话说回头，最近一名高官会见老板时我刚好“路过”，这下才发现，那些有看《28楼》的官员，也“有样学样”地用“28楼式语言”和老板沟通。

比如，遇到老板插嘴时，官员会说，“CM，我还没有讲完，你听我讲先～”、“CM，我告诉你，这个case hor 是这样的.....”、“CM，‘臭人’我们来当，你去见见他们就好了...”等等，《28楼》果然“教坏人家”。

出书的过程，感触最深的，是老板在雪州推介礼时说的那句话：“很多政治人物或他的身边人，往往都是不在位时，才出书来揭发这个揭发那个。《28楼》与别人不同的是，出书的时候，我还是她的老板，我还是槟州首长，爆了一大堆的料之后，我们还得继续回去28楼工作。”

这就是为什么要看《28楼》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