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仔文化≠新闻自由

(此文经刊登在2009年7月5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以前当记者的时候，很怕遇到香港来的受访者，不管是商人或艺人，他们都以香港人看记者的眼光来看本地的记者，认为记者都是和香港一样，以“狗仔”方式炒新闻，害我常常要费劲证明大马记者的“清白”。

这个一直让我们引以为傲的传媒文化，却逐渐倾向狗仔的处理方式。很多在过往长期被打压的媒体，在新闻自由的天空刚开放之际，将新闻自由和狗仔文化给混淆了。

最近比较“显著”的“一单”，就是首长在其官邸被白蚁军团侵蛀后，被逼迁离的新闻。新家在那里、邻居是谁、是租还是买的、市价多少钱，乍看之下，还真的会误以为是那一则娱乐新闻呢。

尽管首长办公室连续发出两篇文告，图文并茂地清楚交代事件的经过，包括官邸白蚁为患的实情，以及迁离官邸的日期等，并要求媒体尊重租屋给首长之屋主的隐私权，但是媒体之间的恶性竞争，却让那些“乖乖听话”的媒体，惨遭上司的责备。

翻开一些报章的报导，有从门缝空际拍屋内情景的“艺术照”、有林冠英公子在屋内玩的照片、有官车停放在庭院的，连司机员工也争相上报了，部分的评论还以首长“不透明”形容这次的迁居。

如果因为首长“想”要迁出官邸时，没立刻公告天下说要搬，就是缺乏透明度，那是否意味着他什么时候在那一间超市买了什么品牌的衣服，也应该发一个文告“公告天下”呢？

首长的女儿是否回国了、首长今天有没有厕所，这些都是他和家人的隐私。记者当然有权利发问，但是这些都是与公众利益无关的问题。如果硬要说透明，难道要他完全生活在一间由玻璃打造的屋子，才符合大家心目中的透明度？

这一个星期来，真的辛苦了那些被上司指派驻守首长新家的朋友。他们是满怀抱负、充满理想的新闻从业员，却因为要保住饭碗而沦为狗仔队，漏夜守在新居门口，为的只是上司高层们所谓的一张“独家照片” ......

在A看到B报的第一张照片，怕输心态作崇之下，又指派记者去拍更好的独家照，然后闭门造车，引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说了很多所谓的“内幕”，拿着新闻自由的幌子来进行狗仔文化，还好首长没有在家挖鼻孔时被拍到，否则真的丑态毕露。

我有时候也会变得神经质起来，不知道有一天记者会不会问首长今天穿什么颜色的底裤来上班，而在首长不愿意回答后，就报导“首长在受询及身穿什么颜色底裤时不愿作答，因此，有消息透露，首长连继一个星期都穿红色底裤，相信是为了化解早前的政治危机”？？

很荒谬是吗？首长被逼迁居的新闻，一小部分报章看来是以这种模式来运作， 把别人的隐私当成重要新闻来消费，经验丰富的高层啊，你们可否知道，狗仔文化不等于新闻自由呢？

还我们一片干净、有尊严、专业的新闻天空吧。

汽水盖与空头的关系

(此文经刊登在2009年6月28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7月，原本是一个让人期待的榴连飘香季节，却因为刚好碰上州元首的“牛一”，而搞到政府公务员很烦。

我们烦，并不是因为要替州元首大人庆祝生日，而是被那些排着队想在州元首生日那天，跟州首元首握手和拍照的人“看上”，整天忙着听电话和打发一群毫不认识的人。

记得以前当记者时，常常听到行政议员助理说，每年的5月到7月都是让人讨厌的季节。有人为了一个“荷兰水盖”，在行政议员办公室一哭二闹（只差没有上吊），一些更“经典”的，就是出动年迈的双亲到YB面前泪声俱下“哀求”一个盖子，没完没了。

之前听了当成是趣闻来看，现在亲身体会之后，才深知这是很要命的纠缠。

去年民联刚执政时，习惯了旧有方式作业的人，就从3月起，到处打听新政府要员的助理阵容，然后每个助理都接到了很多“镌而不舍”的电话，纷纷要求“水盖”，有者还说之前的XXX拿了他们的什么然后答应今年一定有，所以来向我们“追讨”他应得的那个“盖子”。

过去对这类琐事不屑一顾的在下，一时间也不懂怎么回应。讨表格的人如雪花纷飞般围绕着我们（如果赤贫基金有这等反应就好极了），这些表格，比州立法议会的文件还要多出三倍，要劳累政府高官逐一去翻阅，再一一呈报给州元首作最后的审核工作，想到就无力。

去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两名前政要的身边人，要求我把受封的表格交给他们，因为红色飞机的老板想要推荐他的一名董事。接到电话时我恰好在外，左思右想下，觉得事有蹊跷，明明我也认识红色飞机的人啊，干嘛需要“通过”他们呢？

这时，“空头”两个字不知何故从我脑里飘过（感谢菩萨刚好走过），急忙传了一个短讯给老板，要他转告红色飞机的朋友，别相信有“取表格费”或其他相关的收费事件，以免上了有心人精心策划的饵。也顺便交代办公室的同事，将表格直接传真到对方的办公室。至于有关的人士最后有没有受封，我也懒得去“跟进”了。

由此可见，政府部门的所谓程序，之所以存在这么多让人捞油水的空间，是因为实在有太多让人摸不着头脑、找不到方向的地方。“没有门路”或“不知道”要怎样拿到最基本的表格，造就了很多所谓的“赚吃空头”，也让渴望想摸一摸汽水盖者白白花了冤枉钱。

明明可以从网上下载的表格，为什么要搞到机关重重、非得“过三关、斩四将”似的？表格谁也可以填 ，问题是谁愿意当推荐人，还有州元首是否批准受封呢？只有元首才是最后的把关人啊。

幸运的是，去年州政府决定将受封人士减少之后，很多人知道“机会”少了，更多人知道我们这些小人物是无权推荐或作主后，我们才终于享受了片刻的平静。

唉，汽水盖啊汽水盖，你怎么会成为“空头的来源”了呢？

写剧本，喝咖啡

(此文经刊登在2009年6月21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李光耀到访槟城，率领一众部长官式访问槟州首席部长及行政议员，姑且不论事后一席话而引发的口水大战，事前的准备工作，却让我这个井底之蛙增广了不少“见闻”。

从敲定日期，到作出各式各样的安排（虽然28楼只是负责接待官方首长的一站，却也与新加坡最高专员署“沟通”了好多次），回想起来，我们这批助理，似乎更像写剧本的编剧。

比如，我们需要带专员署的代表参观办公室，需要事先示范李资政一行人怎样从底楼、乘坐哪一架电梯上楼、楼上负责接侍的人应该在那一个方向等候、踏进会议室的次序等，一点疏漏也不行。

有时候事情的发生真的就那么的巧合。新方表示，一行人阵容浩大，所以选择在马来亚银行前下车，而这个光大的“门面”，则刚巧在去年年杪“整容”完毕，展现出其亮丽的一面，恢复了当年光大独有的特质。当然，光大其他的提升工作尚在进行中，我们也有建议新方一行人到复兴后的光大走走，可惜对方行程紧密，无法抽出时间。

一些常来采访的媒体就质问，怎么你们28楼这么得空，为了一个李光耀，就在走廊上挂了这么多画？

非也非也。这真是莫大的误会啊。

28楼走廊变身成为小画廊，其实也有一个故事的。就在5月28日，首长应邀出席槟州博物馆及画廊的一项艺术展时，画廊的主任就在会上说，其实槟州有很多历史悠久的名画，一直尘封在储藏室内，不见天日，主因是没有地方摆放，这些画，有些是出自300多年前槟城名家手下的。

于是，首长就当下建议，不要浪费珍贵的艺术作品，他愿意借出28楼的空间，让这些名画“重见天日”，更派了理大艺术系毕业的助理去挑选首批的作品，结果画画挂上的时候，凑巧就碰上了李光耀到访的日子—真的纯属巧合。

李资政一行人的访问，可以说是依据编好的剧本走，只是我们算不到延迟近一小时的“突发情况”，我们也估计不到，原定5分钟的“四眼会议谈”，会加进了一些高官，更拖至55分钟之久—苦了在场等候的媒体朋友啊。

处在紧张的接侍时刻，我们也见识了高EQ的处理方式。话说就在李资政未抵步的数分钟前，一名疯汉大闹光大，在等候处大喊大叫，要记者质问马新分家的事实，局势一度紧张，大家也担心会否有捉人事件的发生。

这时，一名身穿制服的警官走向疯汉，搭着他的肩膀，说了几句话，两人称兄道弟地走了，场面恢复平静。

到底警官对疯汉说了什么呢？大家都很好奇。事后问同事，原来他只是转移视线地说了一句，“Jom, pi minum kopi。”（走，我们去喝咖啡吧！）

两块钱的咖啡，化解了一场一触即发的风波，让我们不得不称赞高EQ警官的办事智慧。要是507那天站岗的是他，穿黑衣的，都有免费咖啡喝啦！

绿州的由来

(此文经刊登在2009年6月14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去年308 “不小心”当上首长过后，林冠英就时不时找他的“手和脚”（助理啦）来一场脑力激荡，听听大家如何把槟城变得更好的想法。

在被逼“闭关”思考的过程中，多名助理就提出重视环保的概念，以及禁用塑胶袋的看法。大部分的同事认为，要达到绿州的目标，就必需由政府制定一套方案，比如付费，以强制方式逼民减用塑胶袋。

当时的国际油价涨至史上新高，首长不想给人民雪上加霜，唯也对大家作出承诺—环保一定会在本届内执行，但不是2008年，因为他知道，国际油价一定会跌。

从去年杪开始，他就指示负责环保事务的助理，收集和参考世界各国在环保方面的努力，整理一份完整的报告，并拟出建议给槟州的方案。

这计划书也随着与各造的对话会而作出多次更改，州政府更在4月19日，特别主办了一场《应不应禁用塑胶袋》论坛，收集民间的意见。

正当一切准备就绪时，碰到州立法议会召开期间，一伙人，包括首长和一众的助理，刚巧在州议会的办公室内谈话，席间被封为“环保美女”的助理，就建议首长随身携带一个盛食物的餐具以及环保袋，作为领导人的榜样。

那时刚好大家是以围圆圈的方式站着谈话，首长一个一个指向他的助理们，问“哼，你们当我是傻佬啊？带着一个袋子出街？你有这样做咩？”

那个曾当司仪的助理就从身后拿了一个环保袋给首长看，说这是她每天装东西来上班的“包包”。我也从书包里拿出一个供 “血拼”备用的环保袋作 “证据”。

首长不甘心，问我们： “餐具呢？”全部人异口同声答道：“我们放在车上啊！”

嘻嘻，那一次，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林冠英与人争辩后，哑口无言的样子。

没想到，自此之后，首长的环保行径，不只是先锋，更是有点走火入魔。

要是有助理打印给他的演词或资料，忘记印在“再用纸”上，心情好时就啰嗦一番，再不然就是反骂我们，“你不是叫我要环保吗？你看你们，浪费纸！”

再后来，他指示州秘书署发通告，通知各部门复印文件不得印单面，书信来往尽量印双面，能的话用电邮，省纸省时间也省钱。

再再后来，出席节目时主办单位赠送的环保袋，他还交代保镖一定要带回家给公子，因为比较有潮流的味道，小孩子才心甘情愿用环保袋。

那天慈济配合静思语纪念日，拉队访问首长时，一名成员发现了首长桌上的餐具套，露出惊叹的神情，真的“大惊小怪”了。

在公布7月1日起，每逢周一禁用塑胶袋后，很多曾经与首长有过一面之缘的环保份子都纷纷站起来揽功劳（有些经查证后，首长甚至记不起曾见过他们呢）！

不管是谁的功劳，只要槟城成为绿州，槟城人民都应记一功！

震撼 + 刺激的季节

(此文经刊登在2009年6月7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4 月份和 5 月份这炎热的季节，竟然也被坊间称为槟州的“公开招标季节”。这也难怪大众的诠释，谁叫州政府一口气将一大堆管理不当的烂摊子逐一公开招标呢？

继去年的升旗山电缆和瑟福屋后，这两个月的公开招标活动，从康华丽堡、湖内室内体育竞技中心（ PISA ）、威省 拉惹乌达 停车场、升旗山吊桥及 CRAG 酒店、龙狮锦标赛桩台等，的确让我们有点应接不暇。

在接到无数的询问电话后，才骇然发现，原来原本就应该属于“正常程序”的公开招标，在很多感兴趣的“不认识人”的商家眼中，竟然是如斯的“稀有”，在忙 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捧着电话聆听另一端传来的心声倾诉，听得自己真的答不上腔来。

有一位在一项工程中以第二佳条件“落选”的商家，过后致函给州政府，说他很高兴自己“输”了。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堂堂正正有机会参与政府的公开招标工程，看着别人以更吸引人的条件标得工程，他也输得心服口服。

各主要公开招标计划进行中的当儿，州政府很多要职的空缺，也在这个月内获得填补。所以，这批被赋予新任务的公务员们，纷纷在不同的时间内宣誓就职，为新的行政管理层开拓新的里程碑。

从 4 月杪的州秘书，到州财政司、副首长、威省市政局主席，以及周一的槟岛市政局主席及秘书，大都是槟城人熟悉的面孔，也有着卓越的表现。虽然出现一些争风吃醋的风波，最后他们还是能够在主要领导人的祝福下接棒。

“不甘寂寞”的首长林冠英始终认为，除了部门主管的角色外，公务员本身的思维及态度，是决定政府效能的主要指标。于是“创意与革新奖”万元大奖赏的概念就这样诞生了，以激发公务员想出如何省钱、省时及加速传递系统的方案。

连串的“惊喜”宣布后，报界的朋友被一个又一个的大新闻“刺激”得快忙晕了。革新奖还没有在言论空间落幕，又出了一个“廉洁奖”，表扬自动在具备证据的情况下，揭发行政弊端的公务员。

首长这个宣布，并不是因为突然“灵感刹到”而决定的。他私底下告诉我们，一个刚从外坡调来的公务员，因为太忠于职责，想要把陈年旧案的起因由来了解一下，以便更快上手，于是就逐个文件详读翻查，竟然给他不小心查出一个舞弊案，而向领导人汇报。

这样正直、负责任的公务员，竟然在引人诟病的公务员体制中“倘存”，的确让林冠英感动了很久。这样的人，不值得奖励吗？

州政府另一项“刺激 + 震撼”的“壮举”，就是正式展开“向塑料袋说不”的运动，成为今年世界环境日一项历史性的宣布。

欲知“无塑料袋”的内幕消息，请留意下周本栏，以免大家一口气消化不了太多的刺激和震撼。

潮流

(此文经刊登在2009年5月31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去年宣布注资槟城的美国国家仪器（National Instruments）与槟州发展机构于周五早上，正式签署了土地买卖合约。

新闻吸引人的地方，并不只是价值1千万美金的投资额，反之，却是首长自行在会上公开“爆料”的“成交经过”。

林冠英说，那一次美资方面要求紧急会见的时候，他人在首都，惟一最快可以安排的时间，就是抵槟后的第一个地点—槟城国际机场。

这次的会面，让“省钱大王”林首长遇到对手了。堂堂一家美资公司的大老板，竟然也是“Budget”的“同道中人”，出入飞行都以廉价航空为主，有着同样的“理财概念”下，谈判的过程一拍即合，投资的定案在半小时的谈判中敲定、成交。

虽然这是我第二次听到首长述说这个故事，但是故事的情节依然充满吸引力。我还很清楚记得，首长第一次他告诉我们“成交在望”时的雀跃心情。

他说，在谈判成交后，最“够力”的是，这名大老板自己爆料，说他在做出决定前，曾经悄悄密访槟城多间大型外资公司的“掌门人”，获得他们的大力推荐之后，才在经济低迷的时刻，敢敢作出这项决定。

这消息听得我们都捏了一把冷汗。我们无法想像，要是其中一家外资稍微叹息的话，1千万美金会飞到那里去。

曾几何时，乘搭廉价航空，竟然也成为谈判的一个优势。

这让我想起去年首长被“揭发” 乘坐经济舱，再被人拍到乘搭红色廉价航空后，市面上引起的谈论。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橙色廉价航空公司也主动联络首长办公室，“询问”可否提供类似企业客户的优惠票价给首长。

原来，“迎合领导人的口味”这套政治哲理，应用在商业方面也一样吃香。领导人若要富贵豪华的话，自然有人送上门。至于“省功一流”的领导人，有人依然找到能够“迎合”的窍门，还把它打造成为时下的一种潮流呢。

说到潮流，就不得不提在一项仪式上发生的事。话说那一天的仪式，首长理应身穿西装出席，却阴阳差错穿上了其中一名赞助商早前送来的T恤，当我们发现时，已经来不及倒头更换了，所以只有“随机应变”。

最经典的是，这不是设计普通的T 恤，其衣领以充满时代感的拉链制造。相信服装设计师想要营造那种很Man的感觉，让人半拉拉链的情况下露出勇态。

岂料，根本没空翻看潮流杂志的首长，却将衣领的拉链拉至颈项处，看起来实在很像准备去潜水的蛙人。正当我们心中大喊不妙时，我竟然发现到，在场身穿同一设计T恤的赞助商公司高层人员们，纷纷“跟随潮流”，把衣领的拉链拉到顶点去，还在合照的时候“以此为荣”呢！

回到办公室，大伙儿笑到飙泪后，我们也理解了一个道理：原来潮流是这样产生的！

法利拉菡妮

(此文经刊登在2009年5月24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法利拉菡妮是我的新同事。不用说，单看名字，你就知道她是马来同胞。

她讲得一口流利的华语，而且，还是与我同一间母校毕业，受华文教育的背景，使到她处事的思考方式与我们很接近。

法利拉菡妮初来报到的时候，很不幸的，就遇上了州立法议会的“繁忙时期”，大家还来不及给她一个适应期，她就被逼与我们一起拼了。

我们对法利拉为何会选择念华小深感好奇，找到答案后，更是笑到不得了--- 原来，她是为了和好朋友念同一所学校，而选择了同善华小。想不到这“误打误撞”的第一步，却是改变她一生的开始。

很多华校生在出来社会工作后，由于接触华语少了，连一句完整的华语都说不出。可是，法利拉不只能够以流利的华语沟通，有时候还会拿着中文报，指着一些深奥的字，问我们是什么意思，同样的，我们想不到国语的正确翻译时，她就是办公室里最好的字典。

更让我大开眼界的是，有一次我们到访她之前工作的州秘书署图书馆，发现到有人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名句，联同国语的近乎完美的翻译版本（Perjalanan beribu batu bermula daripada langkah pertama），大刺刺地贴在显眼的地方，我就跟她说：“哗，这句译得好，我们以后可以加进老板的演词中”。

这时，她才透露：“嘿，其实那是小妹的杰作呢。”

因为她懂华语，有时候大伙儿谈天谈得兴起的，不小心转成华语的“天下”时，也不需要拉Handbrake，反之，她还可以随时“插一上嘴”斗意见，搞到办公室的“香蕉人”沦落得只有听的份儿。

除了华文造谙佳，法利拉菡妮的马来文和英文也顶呱呱，加上在加入公务员行列前，曾经在私人界“打滚”过一段日子，工作效率超高，理所当然成为大家的宠儿。

在很多以华文为主的节目，首长都爱向大家炫耀他有这么一名得力助手，当然，“介绍词”中都加入了“她的华语讲得很好噢”这句话，往往引起全场哗声四起。

有一次，当老板在用华语致词时，一时不察，竟把第三音念成第二音，法利拉很紧张地在我耳边问，“惨了惨了，老板念错了，怎么办？”

再有次，我们边谈边走直电梯，刚好有一批承办茶点的工作人员在内，他们看着我们用华语交谈，一幅不可置信的模样，还问我：“你的朋友是马来人咩？为什么她讲华语的？”

这只是一些小插曲。法利拉加入之后，办公室里的“香蕉朋友”们，终于激起要学华语的热潮。他们试图和法利拉讲华语，不过却常常闹笑话。

比如，今年已荣升57岁的老翁，有一天下班前问法利拉，“Farida，你要回家啦？”她说，“是啊，因为今天我很累了。”

好学的老翁问“What is 累 har？”

笑完了之后，不懂大家是否知道，28楼最有权力的那个，其实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二毛子”呢？

“清白”的代价

(此文经刊登在2009年5月17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当投诉公务员的工作效率已经成为时下的一种潮流，加上大部分人在人生中皆累积了很多碰钉经验，任何人作出投诉公务员的言论，都会一致地获得大众认可，真正有做工的公务员，就往往落得“水洗都不清”的下场。

28楼每天要处理的事成堆成箩，有时候前几天才跟另一些部门闹得不可开交的课题，隔了几天就忘个清光，要几个同事一起想了好久才记得起来。这与以前当记者时，一个月前采访谁都记得一清二楚的情况相比，不懂到底是记忆力衰退了，还是诚如证严法师在静思语中说的“闲人无乐趣，忙人无是非”呢？

在政府部门工作，特别是首长府工作，常常会被一些企图利用关系者投诉而蒙上不白之冤。 比如，明天晚上的宴会，这名与某议员有点交情的邀请者，就会大大声告诉老板说几个月前请柬已经发出，为何效率会这么差，总之他不管，要老板明天一定到。

遇到这样的无赖，要是整个办公室的运作没有一个良好完善的记录系统，那么我们几乎每一天都要被逼吃下几只“死猫”（虽然槟州政府是猫政府，但死猫真的不能吃的）。

通常在翻查收件记录后，往往这些人的所谓邀请信，是通过谁谁谁的谁交来的，有时所托非人，28楼根本没有收到邀请信，或者是宴会日期前的两三天才收到，那时首长的节目表已经排得满满的，分身也乏术了。

要是我们没有每样大小事都记录的话，每天上百上千的来往信件及通话，如何详记呢？

曾经有一次，一个团体要求首长在其刊物上发表献词，我们就要求对方提供相关的资料，结果对方拖了两个月才电邮过来，可是隔天却在宴会上遇到某行政议员时，向对方投诉说我们处理了两个月还未完成。搞到有关的行政议员呱呱大叫。

要不是小妹连几时打电话给有关单位的谁人，甚至连日期时间都记录下来，让对方无言以对的话，这只大死猫，不用说又要我们“生啃”下去了。

为了证明本身的清白，我们这些身兼多职的公务员，必需比任何人更小心，必需处理更多根本没有绩效的记录工作。从收信的日期、第一通电话的时间、接线人的名字、后续工作的演进表等，都要一清二楚逐一记录下来，以保持“清白之身”。

诬赖别人是人的本性，诬赖公务员更是很多喜欢玩“最后一分钟游戏”者的“习性”。只有明确的记录方案，才能免却了写解释信、避过被追究责任，甚至是与对方辩论谁是谁非的时间，可是却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量，浪费公家的时间，却又不得不这么做。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游戏，有小人的地方就有更多的暗箭。官场上的明枪是首长在挡，职场上的暗箭，则需要我们这些小助手去防了。

原来，“清白”，也是要付出很高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