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

很多时候,面对感动的场合,不懂应该如何表达谢意,歉意或是接受别人的谢词,一句"无论如何" 代表了千言万语.....

Thursday, March 14, 2013

5年前的激情之后

(此文经于2013年3月10日刊登在《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


5年前的今天,是我在选举前后1个月唯一的休息日。睡到日上三竿,接到黄伟益的电话,他说林冠英想见我,以招揽我进入新的州政府团队。

会面时,林冠英劈头就问,“你忘了啊?你说过,等我们做政府你才加入。现在我是政府了噢。”

这时我才想起,308国会尚未解散时,林冠英曾问过我要不要当候选人。

当时面对辩才一流的党领袖,我知道怎样都辩不过他。于是,就假借“等你做政府先啦”敷衍应对。没想到,真的有那么一天,槟城变天,火箭升天做了政府,而新政府要找我当新闻秘书。

林冠英口才了得,说话诚恳有力,向来视钱如命、代表职工会与资方谈判时斤斤计较的我,却轻易被说服,摇身变成了公务员。没问薪水、没问工作时间、没问工作范围,只因林冠英的一句“你不想为槟城作出改变吗?你在创造历史啊,小姐。”

就这样,我回到报馆打了辞职信,向主管坦诚交代,主任呐喊:“以为我的记者是跟CM熟的,现在变成了CM的员工!”

呈辞在24小时生效,庆幸之前公司欠我的假期太多,扣除了一个月的通知期,馆方还得继续支付我接下来17天的薪金。在一塌糊涂、连文告格式都不清楚的情况下,我就上班了,还有幸成为智囊团漏夜讨论施政演辞的一员。

311日是林冠英宣誓就任首席部长的一天,也是我弃记者战袍、在28楼上班的第一天。那时不认识任何官员,迷迷糊跟着大伙东奔西走,学习当公务员的一切。

新政府的成立,面对很多官僚、很多的不合作,原本轻而易举的事,也得经历“重重挑战”方能完成任务。也因,我们的韧性被当时的环境训练出来了。

以为只有新政府人员忐忑不安,原来原任的职员更不安,司机文员都怕变天,饭碗不保(原来前朝换人,职员是全被洗牌的)新政府即刻宣布,除政治聘用者,行政议员用回班人马,光大办公厅才没陷入“随时丢职”的紧张。

向来在私人界工作的我,首次当公务员,面对的官僚比比皆是,有时被气得血都几乎要爆。但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首长采纳的“赏罚分明”用人之道,好的提拔、坏的去掉,5年下,去芜存菁,不敢说剩下的都是精英,但起码,公务员不敢明目张胆拿人民来发脾气。

相比之5年前,我们可以说,槟州政府属下公务员的态度已大有改善,以前见到记者就闪人的部门主管,现在都懂得回电媒体的询问,从每个月抓到几只老鼠,对餐厅发了几张罚单、到新的交通划,可以答的,他们都会面对,否则就得准备接受长官的“盘问”。

人民用激情投票换政府只需几分钟的时间,而槟政府为了珍惜人民的委托,这5年来,尽力作出各种改变。我们公开招标、分回馈金、绿化政策、种种写不完的以民为本的改变,都是让308改变的激情得以延续的因素。

过去的5年,诚如308开票当晚,我对一名资深党员说的,“你们要做个好政府”般,我阴差阳错成了实践团队中的一员。5年,是我毕业后就职期最长的一份工,却是过得最快、最“不知不觉”的日子。

尽管政治不定因素太多,无论来届大选的结局如何,我可以说:这5年我们没有白过,我们在能力范围内做了可以做的事,至于未来如何,早已此生无

林冠英5年前说得没错:这5年,我们在创造历史。我们用踏实的行动和政绩,来延续308投票成绩出炉那一刻的激情。


对话会见真章

(此文经于2013年3月3日刊登在《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

不知何故,我很喜欢出席对话会,就算坐在一个角落旁听,也“受益良多”。从前当记者如此,现今身为公务员亦然。

一个短短一两小时的对话会,足以体见出席者及“被对话者”的智慧、临场反应、情绪智商(EQ)管理,甚至是目的和居心。

当首长新闻秘书,出席的第一场对话会,是首长与州内厂商代表的对话。一伙人轰轰烈烈发表了很多意见,都是围绕在经商环境、对新政府的期待、对过去的不满等等。当天“制造”最多问题的那个代表,后来成了槟城连续两年注资数十亿的厂家。

接下来,首长陆陆续续接了各方神圣的对话会“战书”。有专业团体、私人俱乐部的,最多则是与非政府组织(NGO)针对各项课题的对话会。

一般上,首长都会要求主办单位允许媒体列席采访。他认为,既然我都无惧于众提问,邀请单位有什么顾忌?再说,这才能符合透明的方向,更不想重复说明同样的事。

曾经在会计师公会的对话会上,发现很多精英,针对当时政府如何打造零赤贫率、资金哪里来等“专业性技术问题”,提出他们的疑惑。当首长耐心地一一说明后,他们恍然大悟的表情,原来,他们是为了厘清心中的疑问而提问的。

有次在一场针对州政府各项政策而设的俱乐部对话会上,出席的部分理事为了俱乐部的土地租赁问题,与首长纠缠不清。当首长将从2008年起的“新闻背景”一一陈述出来后,在场的媒体无不张大双眼。

许多知识份子提问是很“来势汹汹”的。他们会运用他们的知识,以深奥的词句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这时,老板的临场回应,常常让我学习良多。

比如4项道路工程,除了引人注目的海底隧道外,槟岛人口最密集的发林+垄尾,相信直通敦林大道的公路建竣后将会舒缓交通。但每场的对话会,高收入的知识份子往往轻易就漏掉这个地区。

提出的问题,多是围绕在高级住宅区附近。他们建议政府,要提高泊车费、要实施车辆入城收费制、限制车辆进入槟岛北区、建好公共交通等,并以邻国新加坡为例。

林首长的回应,道出槟城草根居民的心声。“我们距离新加坡太远了,我绝对不允许入城收费制!”

我最喜欢的一段话是首长在一场对话会总结前说的:与其在这里一直埋怨政府,不如介绍好的工程师给我们,以改善情况、达致双赢好不好?我们真的很缺这方面的人才。

结果,大家语塞。

是的,发表伟论,比一步一脚印地去执行容易得多。还有,你问题的方向、内容、纠缠的中心点,常常不小心透露了你关心自己多过关心大众利益的“方向”。

这,就是对话会最精彩的部分。

Monday, February 25, 2013

你喂他们吃了什么药?

(此文经于2013年2月24日刊登在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新年假期期間,許多投資者及外地人皆騰出時間到檳城一趟,或找上林首長的空檔,吃頓便飯喝個下午茶,也給首長報告報告他們的近況及他們對檳城的看法。

老板在會見了一名來自吉隆坡的律師之后,對我們陳述了對方對民聯領導下的評語。

這名律師說,在308之前,每次需要与檳州發展机构(PDC)預約時間時,至少需要3個月的時間,才能夠給你Block 到一個時間會面。

然后,三催四請拿到預約的日期后,就在從隆往檳啟程的前一天,特別致電相關單位,确認有關的會面預約時間地點。

來到檳城,抵達PDC之后,官員告知“沒有這個Appointment啊。昨天是誰跟你 Confirm的?”

於是,律師被逼從檳城空手搭飛機回首都,再“排多一次”需要3個月的預約。

最近,他又不得不与PDC接洽。讓他驚訝的是,這回,風水輪轉到很離譜。

基于擔心惡夢重演,他先約見PDC。豈料,PDC 官員一周內撥了3次電話給他,要他快快確認會面的日期時間地點。

於是,他問林冠英:“你沒有換人吧?那你到底喂他們吃了什么藥?做么現在變成這么有效率的?”

另一名投資者也向首長陳述了308大選前后,PDC官員截然不同的態度。

308前,投資者到PDC談工業土地事宜,官員態度高傲,愛理不理。曾經有一次,投資者交上一封申請工業地的公函,還親自送到PDC的辦公室。

兩周后需要跟進,打電話去問,整個PDC沒有一個人對此存有任何印象,聲稱根本沒到收到信。

投資者不甘心,將當時送信到PDC時,官員簽收的信件都帶去,官員你看我、我看你,還是堅持:我們辦公室,真的沒有收到這樣的信啊!

你說你說,投資者會氣炸嗎?于是跑到其他州去了。還好,變天變得快,投資者轉回來,獲得貴賓似的禮遇,要什么都OK。

套該投資者的一句話,“現在官員知道,要是他們對投資者不禮、服務態度差的話,只要我們跟首長投訴,他們就完蛋了。”

這話說的沒錯。在剛當首長的時候,林冠英的確三兩天就大發雷霆,因為遇到外資時,他們表達對這個部門的服務不滿、對那個部門的員工態度感到憤怒,結果首長逐一查探,發現投訴者說的都是事實,哪有不發脾氣的理由噢?

為了避免被罵,這些原本樣樣東西都要“Refer to file”的官員,現在已被訓練成即使首長在半夜致電,也有辦法信手拈來整個“故事大綱”,細節都在腦海里。

那,林冠英喂他們的,是什么藥呢?硬要說的話,應該是要求嚴格、做好本份的藥吧?這等的表現,尚未算特优,但至少拉近了与私人界對績效要求的距離。

倒数60天的一堂课

(*此文经于2013年2月17日刊登在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


大年初二的国阵新春大团拜+ PSY 骑马舞演唱会,余波未了,让回乡的槟城人一点都不寂寞,整个春节,除了“几时大选”,捞生和槟城人勇于说不的精神,成为坊间津津乐道的话题。

当天先上载到优管(Youtube)的,是当首相问“Are you ready for PSY?” 群众大大声说“Yes”;可是当首相问“Are you ready for BN”时,录影机听到的都是大大声的“NO”

录影片段上载后,很多人在第一时间转载,顿时,槟城成为人人口中“很有种”的代名词。

也有人问,怎么首相在问了第一次“Are you ready for BN”,得到的回应是“No”之后,他还接下去问两次让他继续尴尬的问题呢?

问题就在这里。首相站在高高在舞台上,与群众有一段距离。而他现在听到的,绝对是处于他身边的声音,也就是国阵其他领袖及有得坐VVIP 棚的人的声音。所以,VIP称听到“Yes” 的声量,是合情也合理的。

不过,站在远处等PSY的群众占会场的大多数。他们听到的,是大大声的“No”。双方都没有撒谎,只是“No” 的片段在面子书疯传了几十个小时后,”Yes” 的才犹抱琵琶半遮脸亮相,必然引起质疑。

群众的反应是不能预料的,得到这等效果,要怪,也只能怪一批抢着拍首相马屁,却又没搞清楚现场状况的“领袖”。若没有地方领袖的进谏(称国阵在槟城支持度高度回流),首相会贸贸然这样问吗?

做为政府官员,看到首相在等PSY 捞生的7分钟长短片后,团队们也就此自我警惕: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以后我们办活动时,必需紧记要安排得宜,以避免窘境重演?

这一堂课,对我们是免费的反面教材,但对国阵以及国家最高领导人,却是何其尴尬的经历啊。

我可以不支持首相纳吉,我可以很讨厌他所领导的贪污腐败的联邦政府,但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们必需尊重纳吉作为马来西亚首相的身份和地位。

官方有礼仪,同样的在这么大的“场”,他以国阵主席及首相身份出席,理应是“最大粒”的一个。仅因临时有部长自作主张,吩咐司仪邀请PSY 上台与嘉宾一起捞生,以“增添光采”,而搞到在台上呆立近5分钟,碰了一鼻子灰。镜头明明白白播着:工作人员把捞生的桌子抬走了,胡栋强叫他们回来,数秒后,首相示意叫工作人员移走捞生桌。

不同于群众对首相大喊“No”的声量,这些邀请PSY 上台捞生搞到首相及众嘉宾苦候不果的“技术问题”,是绝对可以避免的。但却因为“话事人”太多,司仪听了这个的话又要按照那个领袖的吩咐行事,才闹出这个大头佛。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Project,包括新春团拜,虽然有一个筹委会在做,但总指挥永远只能有一个。否则,就在大选倒数60天的时刻,在国家最高领导人身上,闹出了这么让人尴尬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当你把事情“搞得越大”的时候,你必需确保协调工作要完美无暇,否则协调失误带来的负面代价更高。若这只是一般的活动,只有国营电台采访,这些“淤”到发紫的片段,就不会透过人人手上的智能手机录影,广传天下了。

这是一堂很珍贵的课,但对国阵而言,选前这部戏,代价实在有点大。

那间Bilik Gerakan

(此文经于2013年2月3日刊登在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


再多1个月,就是我正式加入28楼工作满5年的日子。这也是我自毕业以来,呆得最长的一份工。

我是在2008311日那天,第一次以职员的身份,跟随老板到28楼上班。在这之前,我也常常到28楼来,不过那时是采访许子根的记者会。

不同的是,由于槟城当时刚变天,海内外媒体云集一堂,平时供记者会用的小会议室,肯定容不下所有的媒体。于是大伙自然找另一间面积最大、位于28楼的Bilik Gerakan (不懂以前命名时,当局是要隐喻为“民政党室”,还是字义上的“行动室”?)。这是一间可以容纳50多人的会议室。

从首长正式宣誓的那一天起,几乎每天都在这间会议室召开记者会、会见各团体代表,召开会议等,当然包括各官方的正式会议在内。

这是当年(2008年)我们加入州政府团队时,28楼内比较“像样”的会议室-- 也即是灯光可以调整、除了中央冷气外具备可调整冷气系统、前排的每个座位都备有手提电脑插头,以及供幻灯片解说(Power Point Presentation)时备用的内置(Build-in)荧幕及连接手提电脑电线系统插座的一间会议室。

最起码,在这间会议室里,我们不会像在办公室里般,不小心勾到凹凸不平的地毯而随时“扑倒”。

就这样,首长和他的团队一直善用现有的资源。直到有一天,一名从前朝就在28楼工作的同事,受其他部门同事的委托,传达了一个讯息,要我转告首长。

她说,这间会议室虽然“身在28楼”,但并不属于首长署的,而是属于联邦的槟州发展局的(也就是早前植物园拱门风波小拿破仑聂阿里管辖的部门)。

同事再说,“要是首长要用也没问题,只要跟州发展局作出申请即可。他们需要记录,因为很多会议也是需要这么大间的会议室召开的。”

我如实秉告,首长听了,反问我,“首长办公室在28楼,为什么在28楼的会议室,首长不可以自由使用,还要‘经过官的同意’呢?”

我再去查询,同事给的答复是,“噢,不知道,以前都是这样啊~~”

后来,随着媒体人数的增加,加上需要会见很多人的会议也一直增加,所以,尽管有关单位“叮咛”,但大家如常继续使用此会议室(难道要首长去其他楼层“借用”吗?)。

曾经到28楼会见首长,或者是接受表扬状,领取拨款,或者是因被逼迁、水坝课题、豆蔻村课题等而出席会议的民众,应该都与这间会议室“有一面之缘”。
事情的演变到后来,其他部门要用这个会议室,都会主动向28楼的书记登记、订用,以确保没有“撞场”。当然用得最多的,是28楼“最大粒”的林首长。

再后来,聂阿里及联邦部门迁至联邦建筑后,此会议室终于“堂堂正正”地变成属于28楼州政府的-- 虽然有实权的首长,自上任后从未“申请”使用。

再后来,找同事证实,确有此事。事缘会议室地点属于首长署,但基于当时装修先进仪器及设备的钱是由这个联邦机构出的,所以装修好后,他们就变成有“话事权”,即使当时的首长要临时开会,也需要等有关部门的人前来开启锁住的麦克风,会议才开得成。至于为什么林冠英当了首长之后,麦克风就没再上锁,我就不得而知了。

这,就是28楼最大间会议室在改朝换代前后的故事。

你要回到过去吗?

(此文经刊登在2013年1月27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


最近是国阵政府大派钱的季节,因为大选近在眉睫了。

有人说,派钱是林冠英带头的,现在国阵在学;也有人在人云亦云,称这是什么民粹政治。

然而,摆在眼前的事实是,5年来,民联槟州政府,除了派100块(乐龄人士计划、快乐学生计划、单亲妈妈计划、残疾人士援助计划)、200块(宝贝计划),证明给人民看:政府是可以在撙节获得盈余后派钱给人民之外,我们其实也推行了很多“讨人厌”但却是文明国度需要的政策。

政府不是跟人民作对,有些事情,政府怎样都需要去做的。比如说,眼见毫不限制的塑料袋成为阻塞河道造成水灾的元凶时,做政府的,就有必要做出一些政策上的改变。

于是,槟州民联政府从20097月起,推出“每逢周一无免费塑料袋”计划,2010年跃进成为每周三天,2011年则正式成为全马来西亚第一个天天没有免费塑料袋的州属。

这些算是民粹吗?塑胶厂商公会在2010年杪群起炮轰州政府时,今天也在大谈环保的槟州国阵,不只没力挺良政,还多踩一脚呢。才不过3年,国阵联邦政府也在谈无免费塑料袋了。

改革需要努气。要是当时州政府因一时被财大气粗的塑胶厂商“施压”而言弃,就没有今天槟城人连安娣上巴刹也自备环保袋的优良风气了。

除了以实际行动搞环保,为了减缓州内胡乱泊车导致市区交通大阻塞的现象,槟岛市政局从20115月起,实施锁车轮及拖车政策。

只要被执法人员发现违例停车在禁区、繁忙街道、阻塞交通的要道,车轮一律被上锁,开锁费为50令吉。若4小时后车主没出现,车辆会被拖走,届时车主需要缴交150令吉“赎回”轿车。

光大周边的塞车情况,从28楼望下,总能够知悉一二。有时遇到大塞车,我会选择留在办公室处理工作而不是提早离开却卡在车龙中,至少我能够因此掌握邻近的交通情况。

自从推行了锁车轮运动后,虽然不时面对民众的“妈声四起”,但明显的,平时很多因车主贪方便随意在路边“暂时停泊”的情况不再,从前的四车道只剩下两车道的情况也鲜少出现,若无突发事故(交通意外、节庆、公假、雨天),交通自然比过去顺畅了许多。

最近让我纳闷的是,竟然有前朝的代议士跳出来,说头条路商家因市政局不允许车主泊车,生意大跌,因此希望州政府及市政局能够“通融”,让购物的人士可以“暂时”将车子停泊在路边“一阵子”,以“方便顾客”并“不影响生意”等等。

不许在路边泊车所引起的不便,我们理解。因为顾客需要从“只需走10步”变成泊车后“需要走路100公尺才能到”,但是因几名顾客的方便,而牺牲许多其他驾驶人士卡在车龙的时间,公平吗?

一个文明、法治的国家,需要以文明去教育它的人民,而不是为了捞取政治宣传,纵容支持者犯法,甚至要求当局“改条规”来迎合一小撮为了自己方人民。

若是如此,莫非你想要回到过去那个人民可以无法无天泊车,不理因一辆车胡乱停泊导致几公里车龙的“过去”?

槟城已经进步文明了,请不要摧毁民联在备受压力下推行的正确政策好不好?




做你所不敢做

(此文经刊登在2013年1月20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看了槟州国阵主席邓章耀于2013117日于《光华日报》,题为《谁的土地和价值多少?》的文章,搞到我一头雾水,到底他想表达什么?

不谙中文的老板,当天身在外坡,尽管收到我们电邮的全文,但他依然致电问,“我看不明白邓章耀在骂什么喔。”

不明白的,岂只是不谙中文的林首长啊。

邓氏说,“前朝定下发展商必需交地给政府做教育用途的条规,现在林冠英却邀功”。还有就是,“不管土地的市值是5千万还是多少钱,总之政府以1令吉象征式费用买下,只值一块钱而不是5千万。”

最绝的,是他在文中替发展商喊冤,称发展商是损失最为惨重的。还有,就是“在308之后,槟州唯一改变的政策是从发展商手中取得教育用途保留地的主权,意味着发展商必需直接把地交给州政府而不再像以往交给教育部。”

这句蛮有重点的,就是实实在在告诉大家,哪,你们看,以前国阵当州政府的时候,连发展商献出的学校保留地,要建什么类型的学校都需要“看联邦教育部的脸色”,国阵包括马华及民政,是没有“话语权”的,是吗?

看来,州主席真的搞不清楚状况-- 什么是对自己的阵营有利的,什么是不利的,都分不清,拿来乱说一通。莫非你认为:以前国阵州政府该有的权力,被联邦所架空,也算是“伟大的成就”?

那,为何林冠英领导的州政府,可以大喇喇与发展商召开记者会,点名这片12依格、位于西南县黄金地段的地皮,是给恒毅中学和小学呢?

这就是有实权和没有实权的分别。

谁能担保,上缴给教育部的学校保留地,不会在整个过程中,“不小心”被小拿破仑操弄而不给华校吗?那发展商想献地给华校的意愿岂非被典当了?

看看近10年在槟岛人口密集区新建的学校,比如华人人口最多的发林及甘密山,建的都是不是华校。华小和国民型中学呢?Sorry,轮不到你说话。不是吗?一个明德迁校,从2004年大选,“唱”到2008年大选的承诺,直到槟州变天了,才终于落成。国阵,你还好意思讲啊?

说到市值。虽然州政府只付1令吉给发展商,但一片在荒山野岭的地皮,与一片在市中心的地皮,地价可是天壤之别啊。建在西南县正中央的华校,交通方便,虽然州政府只用1令吉购下,但是这并不代表地皮因此贬值成为只值1令吉,它还是5千万啊。2500万的钻石,送给人还是2500万的钻石啊。

要是一个国阵的未来槟州首长,连这基本的经济概念都搞不懂,我们要如何期待他搞什么浩浩荡荡的自由港呢?

这世界最精打细算的是商家。发展商献地,他全亏了吗?你把发展商当白痴了吗?他们至少比国阵更宏观,看到更遥远的经济收益。

献出一片地,他周边的发展计划,在促销的过程中,有了“恒毅中小学就在隔壁街”这个名堂,还担心房屋计划不能卖吗?在市场学,这叫附加价值(value added)。人家老早就用计算机算个够本了,何须你堂堂一个州主席代为喊冤啊?

你说林冠英邀功,实际上林冠英只是在行使他的权力,告诉人民:“我们可以这样做!”(就是直接点名地皮给华校)。

请问邓主席,难道槟州在308变天前,并没有房屋发展计划吗?那以前发展商献地给州政府,怎么不见你们“争取”(这是国阵华基政党的名言)建华校?还是“能不说就不说”?

民联当家,华校年年获得制度化拨款,国阵当家,甭说制度化拨款,连点名要建华校都不敢,你还能期待他们什么?这些历史,回顾起来,可真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啊。

民联,成功做了你所不敢做的。

甘文丁里的威水史?


(此文经在2013年1月13日刊登在星洲日报《28楼》专栏)

早前同事在“网海”中,读到一则有关林冠英在甘文丁扣留营的故事。

这个在网络上流传的故事,是陈述与茅草行动相关的事迹。

当中有三段特别说明林冠英当年的英勇事迹。其中一段大约说有次在面对狱卒的无理欺负时,林冠英虽然手上戴着手铐他举起椅子准备跟狱卒对着干最后狱卒被吓得不敢造次。此事当年在甘文丁传,人人都对林冠英另眼相看连原本以为外表文弱的林冠英好欺负的狱卒,以后见到他都不敢在招惹他。

看了这故事,同事们都觉得奇怪,这么“威水”的历史,怎么没有听老板提过?为何他不曾在任何访问中说起呢?

于是,我们展开了“查询真相”的工作 – 就是找机会直接“访问”林冠英。

原来,传出去的版本并不是事实的全部,但也没有全错,只是有些许出入。

林先生说,刚被关进甘文丁扣留营的第一个星期,盘问官尽问些无聊透顶的问题,如: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这些废话,在IC都有了嘛,还问来干嘛?),还有私生活的细节等。面对如此无聊而又不断重复的盘问,佛都有火啦,更何况是当年尚属血气方刚的林冠英?

盘问不得要领后,盘问官员分成4班,轮流以同样的问题,继续盘问林冠英,48小时不让他睡觉,就一直在重复着“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Girl Friend 是谁?”的问题。当时的盘问者,还是跆拳道高手呢。

忍无可忍到精神几乎崩溃,林冠英发脾气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手指指着盘问官的鼻尖:“是男子汉的,要打就来,我看你是没有籽的!”(他除了用英语“you got no seed”,也以福建话和华语重复)。

被气炸的盘问官的确动怒了,举起拳头就要打林冠英,但拳头在半空停住了,就这样控制住了情绪,没有打下去。然后,他把凝固在空中的拳头力度往椅子甩去,结果椅子就这么给摔断了。(不敢想象,跆拳道高手那一拳要是真打下去,也许林冠英早就“完蛋”了)。

望着天花板上那倒挂在大风扇下的吊钩,林冠英因连续48小时不获准睡觉,结果发高烧,体力不支病倒了。当局担心林冠英要是有什么“冬瓜豆腐”就很难“收拾手尾”,于是,终于“恩准”他有睡觉的权利,并在没有带他去医院或看医生的情况下,给他服了退烧药,终结了一场超无聊的接力盘问。

后来,林冠英就和其他在茅草行动中被扣留的捍卫华教之士一样,在会突然极热极冷的扣留房,度过被扣留的日子。

重见天日之后,脚部长期曝露在突冷突热的环境下,又涨又缩的,结果后遗症就一直跟着他。

1987年的茅草行动,到10年后因替被强奸的马来少女出头,触犯了出版及印刷法令,再度回到牢房,更加剧了其脚伤。

今天看到他走路怪怪、有点跛的模样,就是这样来的。

对很多民众而言,这些是“威水史”,但是对他和家人而言,却是一段不想回忆的往事。

做政府了,还要讨钱?


(此文经刊登于2013年1月6日星洲日报《28楼》专栏)

在行动党还是槟州反对党的年代,三不五时会办筹款晚宴,邀请党内的“大粒人”来演讲,州内许多乡亲父老都会秉着支持行动党壮大的理念,出钱出力以示支持,顺便吃顿简单的晚餐,听听党领袖的精彩演说。

308一场政治大海啸后,槟州火箭升空,摇身当了政府。很多人以为,当了政府的行动党不再需要像过往般寒酸,但事实却恰恰相反-- 行动党主导的政府,与过去挥霍无度的政府相比,寒酸了许多,连一个“制度化拨款给独中”的模拟支票,也仅贴上新的日期贴纸,重复使用,只为省下60令吉。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就会发现,各县署每季举办乐龄回馈金、宝贝计划、快乐学生计划等惠民计划颁发仪式,主办单位完全没有印下日期。为什么呢?这样布条就可以重复使用,一直到有关的布景(或英语称为 backdrop)破损为止。

这些小钱,累积起来可一点也不小,最重要的是,灌输公务员一个概念:可以再循环使用的,就尽量不要浪费。

说回当了政府的行动党,为什么还要每一年“出来”跟民众讨钱?

先说一个发生在2008年的真实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一名出版旅游季刊的出版人,在民联上台不久后,找上一名行政议员,要求州政府以促销槟州旅游为前提,每季拨款25千令吉,让有关的刊物可以继续出版,以吸引游客。

后来,我们收到消息,出版人指有关行政议员因他有国阵政党背景,拒绝了征求拨款的要求。

于是,我们向该名行政议员查询,才发现了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ory.

话说有关出版人向他征求拨款时,告诉议员:“你每季给我25啦,当你DAP需要钱的时候,我就把这些钱Channel 回给你咯。我们有广告收入,可以Handle 的。”

民联议员的第一个反应是:既然你都“可以Handle”了,那意味着这个出版,其实也不太需要政府的资助吧?

再看下去,你不觉得有问题吗?DAP需要钱,怎可以把从政府那里支出去的钱,Channel给党的用途?这样岂非党政不分?议员先生因此拒绝了这个看起来天衣无缝的“Deal”

对方还说,以前都是这样的嘛,哪里会有问题?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这个,我称为拨款的“黑洞”。难道过去政府的钱可以这样被“channel channel 去”的?到底还有多少单我们所不知道的钱,都被Channel 进这个黑洞?

这是我当公务员初期,真真实实学会“党政要分家”的一堂课。

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行动党当了政府,当家又当权的时刻,还需要办演唱会、西式晚宴、大型筹款晚宴了吗?

原因很简单:行动党并没有把政府的钱,“channel” 给党的用途。政治需要的,摆到明向民众筹Account 分得一清二楚

一些自认有识之士的人认为,行动党都做了政府,还需对外筹款咩?。若以此“逻辑”行事,就以上的那么一单,行动党一年就可以进账10万了,岂需一桌一桌去筹钱筹得这么辛苦?但,请认真思考一下:这是人民改朝换代所要看到的现象吗?

这就是为什么到了执政第5年的今天,槟州行动党还需要“讨钱”来支付党务开支,因为他们不懂得、也不想学国阵那套“Channel钱”的窍门。

Wednesday, January 02, 2013

朋党

(此文经刊登于2012年12月30日星洲日报《28楼》专栏 )


行动党全国代表大会+改选落幕后,整整一个星期多,马来报章,特别是巫统控制的媒体,几乎天天有国阵领袖骂行动党的新闻,从没有巫裔代表票选中委,到不符合“中道大马”理念,到还是种族主义,甚至华基政党也开骂,说代表辩论中丝毫没有提到如何捍卫华族权益,背叛华人。

如果你是清醒的,你会被混淆:到底国阵想要骂的是行动党单一种族呢?还是“不够”单一种族?

更多的新闻,报导国阵领袖称:“若民联入主中央,就会怎样怎样”、“若民联执政柔佛,依斯干达特区没了”云云。

天天看着比马戏团表演更精彩的政治秀时,我们给老板的汇报是:“你所属的政党、你参与的民联,已非当日的吴下阿蒙了。”

不是吗?国家独立了55年,你何曾见过这么多部长级人马,“警惕”人民:“如果中央变天,就会怎样怎样”。行动党创党以来,哪一次的大会,引来这么多的咒骂?理由只有一个,因为你威胁到他的地位。

最常听到国阵领袖说的,莫过于:“若民联执政中央,很多人将会失业。”

这句话,在某个层次上来说,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国阵领袖指的“很多人”,是谁呢?是你我他吗?其实不是的。我们这等小市民,平时正正当当打一份工,影响其实不大。

谁会“遭殃”呢?你看槟城就好了。308之后,州政府旗下的每一项工程都得公开招标,价低者得、高素质者赢。你是谁谁谁的谁,很好,请按照程序竞标,能脱围而出的话,这工程就是你的。

早前退党的某领袖B,就因为首长不愿意让其叔叔以低于市价获得市区店屋管理权,而与州政府“道不同,不相为谋”,投怀别抱,成为频频攻击州政府的要将。

另一名退党的Z,也因为欲委任2块钱公司管理高球场被首长及时揭发,老羞成怒,离开团队,成为敌对阵营攻击民联的重炮手。

这些,都是因为民联领导层对肃贪的坚持,而必需面对的指控。

看回308前的政局。每一个议员拨款,必定被俗称“把政府Account借給社团的好心人”抽取一个20%的“服务费”。他们会告诉你:嗱嗱嗱,某议员拨款几多钱了,要“进”了。可是Hor, 政府的拨款一定要有政府的Account 才可以过账的。

那政府的Account 是怎样申请的呢?噢,很麻烦的,可能要两三年吧,到时候你的拨款还是否Valid,就很难讲了。

So? 怎么办?不用担心,他们有办法。他们找人“借”你们Account, 到时只是需要给一些“手续费”和“服务费”即可,拨款在一个月内搞掂。

逼於無奈、不懂官场事故的社团,往往就这样交出了20%的拨款。不是吗?“亏本”20%,总好过一分钱也没有吧?连当时申请活动基金的记者协会也不例外。有关人士告知:”Law是这样的,钱你要不要?”

308后最大的改变,是“进钱”的方式。只要社团注册与银行户头相符,州财政部在2周至2个月内,必定过账。过账的数目,与信中所写的一模一样,分豪不减。此时时刻,同批社团领导人才恍然大悟:原来拨款可以不用“被抽水”、原来可以拿到“整数”的!

谁会是“若中央变天”后会失业的一群呢?就是这些靠着朋党关系,摇摇脚借个Account 就赚取丰厚收入的人。1万的拨款,轻而易举就赚了2千令吉。这可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薪金呢,他们转眼就赚个盆满。就像AES的承包商,不用公开招标直接获标,变天了,他摇脚就可赚的钱,当然“冻过水”啦!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为何那么担心变天了吗?不是会“乱”,而是口袋会“乱”!

假評論,真廣告?

此文经刊登于2012年12月23日星洲日报《28楼》专栏 )


自從我國人民敬愛的首相在檳州人民敬愛的首長生日天蒞臨檳州后,翻開國內6大中文報,盡入眼簾的,皆是國陣關于自由港的廣告。

保守估計,“財主”在所有華文報刊登一天彩色全版廣告的費用,大約為數萬令吉。一個月刊登十多期,也“才”幾十万Nia,不是很多,只要有的是錢,愛怎么花就怎么花。問題是:你确定那不是民膏民脂嗎?另一疑問:首相抵檳時,只字沒提自由港,怎么首相一走,就天天自由港?想透過廣告,制造些什么“假象”呢?

每天剪報時都會留意到,自從几個月前,很多以奇奇怪怪的名字投稿在報章言論版的人,寫了很多攻擊民聯、林冠英、檳州政府的似是而非評論,都會覺得好笑。

如今,這些評論人幕后的老板,也許發現到許多報章不錄用,于是多天前,索性以刊登廣告的方式,把評論當作廣告登出,以為讀者傻傻地當作是時評員的“高見”,卻未料會裁在廣告字体与整体版面原有設計不符的狀況,西洋鏡沒兩下就被揭穿了。

這還不打緊,有關的“假評論真廣告”評論欄,除了原本奇奇怪怪的筆名,竟然也包括檳州國陣主席鄧章耀以及馬華的陳德欽(相信在接下來的日子,國陣成員黨華裔領袖將“排排隊,登評論”了)。這么一放,豈不是通告全天下的人:之前那些用奇奇怪怪名字投稿的,都是“我干的”?

這一篇篇對報館而言有如“天降橫財”的廣告,讓我想起2007年檳城環球城中城(PGCC)的實情。

PGCC 當時鬧得轟轟烈烈。NGO天天喊反對,而發展商則每一兩周在檳城舉辦一場盛大的匯報會,然后買下報館若干的主要版位,館方派記者采訪后,所寫的內容,就一律刊登在商家買下的廣告版面。這樣一來,商家即可以避免新聞淪為被“塞版位”,也可以控制出在哪一版,更可以“點”報館記者寫對他們有利的新聞。

奈何,血氣方剛的我和同事,卻敬酒不喝喝罰酒。商家買下的廣告,我們“意思意思”放很多張場面照,解說會內容鮮少刊登。反之,我們在地方版以大篇幅報導NGO黃文強等人在問答環節的精彩記錄片段。

結果,“慘重代价”是,傳出商家抽起所有在《星洲日報》的廣告。令報館“流失”了可觀的廣告收入。

原本我是被蒙在鼓里的。直到2007年開齋節報業假期,采訪部只有我一個人工作,与廣告部同事一起用餐時,對方嘀咕我們的“報導自由”,“害”其原本輕而易舉就可達的業務目標已變得遙遠,我才發現,原來“出事了”。

后來向主任追問,他坦誠Durian Runtuh 的廣告可能從此不再,當時區經理有向報館高層匯報,獲得的回應是“這個廣告,我們還輸得起”。So? 明白啦?經理還交代主任,“這消息,不要讓記者知道,以免他們內疚或難受”。

后來才知道真相的我,感激區經理為了讓我們自由發揮而眼巴巴看着到手的廣告溜走。雖然我不盡認同他的一些觀點,但是情可犧牲廣告收入而放任下屬自主采訪的專業,确讓我肅然起敬。

看回今天,排山倒海的廣告攻擊,越靠近大選,此趨勢絕對會更強烈。對報館而言,天降橫財,豈能說不?這甚至比土墾局的Durian Runtuh 更吸引人呢。

我的問題還是同一個:這筆錢,誰埋單?誰是幕后大老板?這才是重點。

再循环的宣布

(此文经刊登于2012年12月16日星洲日报《28楼》专栏 )



首相纳吉于上周莅临槟州,作出被国阵成员党称为“送大礼”的宣布,即中央政府将在槟建2万间可负担房屋,一旦重夺槟城,会考虑落实单轨火车计划。

有好消息,我们当然拍手都来不及。但回想起来,此大礼的“单轨火车”部份,与其称为大礼,更应该说是“尚未实践的承诺”,或者是配合槟州民联政府的环保口号,展开的“再循环宣布”?

2006年新春期间,也就是6年前,我在前前东家工作时,同事还凭着这篇报导,荣获当时州政府举办的新闻奖呢。一转眼,6年过去了,槟城山河变色,这当中,有两年多是联邦和州政府同属国阵联盟的“风光年代”,可是前首相敦阿都拉承诺的单轨火车,“连影都没”。

从阿都拉到纳吉,领导换了,可是领导要送人民的大礼依旧,说不好听一点,就是再循环的“大礼”。

就在首相抵槟的两天后,报章报导了极乐寺方丈日恒法师说,在极乐寺山脚下进行的花园式停车场,已在2个月前动工,预料新春期间来得及启用。

这个备有400个停车位的停车场,料将舒缓亚依淡在新春期的交通阻塞问题。每年年初一至元宵节,几乎都有数千辆州内外进入。

这个新闻让我百感交集。为什么呢?这里不妨告诉各位一个我在当记者时,靠“捷径”写新闻的方式。

由于我家靠近极乐寺,所以极乐寺亮灯仪式自然是我采访。极乐寺的传统是必需由当代首长主持亮灯仪式。

第一年,我从听致词稿到等着亮灯,都谨慎小心。当时的首长许子根宣布,极乐寺多层停车场计划即将展开,竣工后亚依淡的交通阻塞问题不再。

第二年,我开始发现,除了照片中的人物排列次序,政治人物的演讲是100%重复的(除了年份)。前首长“再循环”了前一年的“宣布”,也即是“多层停车场建好后塞车问题将获解决”。

于是,第三年起,我开始走捷径。出门采访前,“拷备”(Copy)了上一年的新闻稿,在猜想敬爱的首长会否让我的工作更容易时,真的很不妙,让我猜中,于是有关的新闻,我只用10分钟“搞掂”-- 只需重写图片说明,全文依旧。

从《光华日报》年代到《星洲日报》年代,我所采访的极乐寺亮灯仪式新闻,都是“再循环”的料子。可极乐寺的多层停车场,除了成为每年亮灯仪式的“新闻重点”及“重大宣布”外,现实中此“停车场”依然“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林先生走马上任之后,我曾经告诉他:希望你在极乐寺的演讲稿,不要让我每年只须“Copy & Paste”这么容易,否则变天来干嘛?

庆幸的是,林先生没有让大家失望。从观音圣像不需要遮帘的情况下开幕,到当地州议员、市政局、志愿团体在高峰时间指挥交通,已或多或少减缓了交通阻塞的程度。希望明年的新春,在“终于”有了停车场之后,情况可以进一步改善。

很多人常埋怨,林首长很多演讲稿都重复讲。但想深一层,因为对着不同的群体,有很多人是从未听过的。重复槟州政府已实施的利民政策,是希望人民不会漏了“好糠”;重复解释被《前峰报》污蔑的事实,则是借机会把真相说明,但事隔多年依然把同一份“大礼”未加包将就重新宣布,真的只有国阵才做到。

随着极乐寺停车场的落实,前首长的“宣布”总算有了下文,也省却了往后国阵领袖在拜访极乐寺时,“再循环”宣布“若重夺槟政权,将会在极乐寺建停车场”的甜言密语。



Thursday, December 13, 2012

生日闹剧

(此文经刊登在2012年12月9日星洲日报《28楼》专栏)


去年老板的生日,面对光大狂人又送模型又送“黄金”,搞到大家为无聊到极的举动空忙碌。

今年,也就是大选前的一年,林先生的日前后,却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件。

首先,早在1120日左右,一些州政府属下的部门,就“收到风”说首相纳吉在128日大架光临槟州丹绒道光马来文化遗产村动土礼。因为节目安排上需要动用到很多部门的人,所以,首长也听闻消息。当时同事们还在调侃:老板,首相是不是要来跟你庆祝生日啊?

几天后1127日和30日,办公室收到了城市发展局(UDA)正式的邀请卡及邀请函,还附上节目表,除了该局主席和首相的演讲,林冠英也“有得讲话”。当局还十分依据官方礼节,先是局主席致词,接着首长,最后当然是全国最“大粒”的首相。

这当儿,还有人传话,称邀请首长出席之举,是获得首相点头的。因为州政府曾协助当地逾千马来家庭处理搬迁问题,以及成立马来文化遗产村的事件,所以连带行政议员及当地议员也受邀。

邀请信收到之后,主办单位非常“大阵仗”。多次致电办公室,询问老板的衣服尺码。为了首相大人莅临,当局还委任了裁缝店专为嘉宾量身制作衣服,当然包括首长的。基于办公室没人知道他目前“改变”多次后的尺码,只有托私人秘书老翁先生将其中一件合身衣交给裁缝“照版做”。

在为衣服忙了多天后,剧情急转直下。123日办公室接到电话通知,说有关节目已取消,并以嘉年华会取而代之。5日上午,办公室收到正式通知。当局“基于无法避免的因素”,取消有关活动。随后,还有人转告,希望除了首长,民联议员也“最好识相”,别出席。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没有人讲,我们也不知道。只能猜,应该是“有人”不希望看到林冠英和首相纳吉排排坐拍照的情景。那这些人是谁呢?就让大家继续猜好了。

于是,126日,有话直说的首长就向媒体示出所有的信件,说明有关动土礼取消、被逼“回避”首相的来龙去脉。

原以为一切到此为止(毕竟只要城市发展局及主办当局不出声就没什么可以跟进的了),可是节目的前一天,才是高潮。

下午3时许,有人说要送节目时须要穿的衣上来。同事迎接后才发现是UDA的官员。带来的,不只是应该合身的特制衣服(毕竟叫裁缝做了,最后一分钟不要林冠英出席,剪了的布料、缝了林冠英大名的衣没得还原啊),还有一个花篮 + “秘密食谱”的巧克立蛋糕,祝贺林冠英生日快乐。

真的啼笑皆非啊。不过,那蛋糕是“真的”,不同于光大狂人的宝丽龙蛋糕,这是真实版“秘密食谱”的,还好来得及阻止快出门购买蛋糕的同事。

老板尔后也亲自致电感谢UDA的“头头”(呵呵,请他出席节目,然后取消,然后送上生日礼物“补偿”?),开心与众同事共切蛋糕,许愿民联迈向布城(最后一句是我自己认为的)。

对一个50岁出头又坐过政治牢的Uncle而言,生日最希望的,就是和家人吃顿便饭。但,谁叫他是林冠英,一个和普通日子没分别的生日,最后也被政治化成为因“ 被逼放你飞机、取消你的邀请”,更“补送”蛋糕和花篮的闹剧。

Tuesday, December 04, 2012

需要Hold住的场

(此文经刊登在2012年12月2日星洲日报《28楼》专栏)


人非草木,不管是铁汉还是硬繃繃的政治人物,只要不是铁石心肠,总会有柔情的一面。

4年前我在这个专栏写过《阿英的眼泪》,陈述首长到北海火灾灾区访问灾民时随口问“你吃饱了吗?”,灾民无力的摇头,让林冠英按捺不住而泪洒当场,成为媒体的焦点,过后有赞也有弹,这里就不多说了。

自此之后,我们常常看到很多悲痛的场面,首长都能够Hold住伤感出席、慰问、处理。

直到本月20日,也即是UPSR成绩放榜的隔天,首长安排了简单的仪式,表扬获得全国优异成绩的特殊学生时,我们Feel到现场漂浮着的情绪。

唯一出席领奖的失明考生杨康润,在出席者询问是否有什么东西要发表时,他徐徐地站了起来,双手往麦克风的方向摸索,然后在家人的协助下,开启了麦克风的电源。

他以国语发表简单、但拥有正能量、感人的谢词。在场的每一位都被他诚恳的声线吸引住了。这男孩好棒啊。泪一直在眼眶打滚。不行,要Hold住,这个场合不能让眼泪缺堤而出。

颁发奖励金时,首长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像拥抱自己的孩子般。这一幕,更是温馨。

仪式过后的午餐时段同,首长悄悄问我们几个同事:“刚才杨康润讲话的时候,你们有觉得很感动吗?”大家猛点头。老板说,不可以哭,更不可以在他们父母面前流泪,所以,我选择给他一个抱抱,这样我才不会哭出来。

原来,首长是这样Hold 住他的眼泪。

但不是每样东西都像眼泪般可以凭个人意识去Hold住的。比如:大便。

最近我频频食物中毒。最严重的一次,是连续4天泻个没完没了,精疲力尽。肚子在绞痛的那一刹那,就只能尽快往厕所冲,以免出了什么“意外”。

我们这等凡人小卒,大可请个几天假好好泻个够本顺便免费减肥,但是像老板这种节目老早排好,又不能场场缺席的大人物,连泻的权力都要放一边。

若是肚子不舒服,遇到“自己人”(党或者是政府)的节目,节目流程表上尚可临时作调整。最糟糕的,莫过于出国演讲,或者是受邀担任论坛主讲人之一时,憋住快破肛而出的排泻物,的确会让人在冷气房里大冒汗。

上回陪同老板出国演讲的两位同事,在出发前已知悉老板稍微不舒服,但是许多人因林冠英答应要来而购票出席,他不能草率“放飞机”,况且,他乐观地以为,只要在飞机上好好休息个8小时,抵步时一切就OK了。

人算不如天算。这次的“肚子不舒服”丝毫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轻。曾经该国留学的同事,到药剂处买了止泻药给老板,可是却没能减轻病情,老板只有抱病上阵。

平日30分钟都不够讲的老板,这次竟然只用8分钟演讲,比主办单位预定的10分钟更短。还有听众投诉他讲得很小声,听不清楚,不像林冠英噢。根据老板陈述:“我一直忍着,不敢太出力讲话,怕我一喊,不小心漏出来就惨了。结果我一直在流汗,你的两个同事也在台下一直为我冒冷汗。”

好不容易“挨”到他讲完,快快坐回座位,终于“可以靠坐下的压力,把它压住了”(这是老板亲口说的噢)。

不用说,这是林首长此生最难熬的一场演说。

当一名领袖,不只要Hold得住个人情绪、Hold 得住个人情感,也要Hold得住即将破肛而出的排泻物,以超人意志力战胜生理状态。

Tuesday, November 27, 2012

从BBC 信用危机谈起

(此文经刊登在2012年11月25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


两周前英国广播公司(BBC)因其王牌节目《新闻之夜》单凭受害人一面之词,影射保守党前财务长麦卡尔平是娈童狂,而逃不过停播命运,也砸烂了BBC公信力的金字招牌。
《东方日报》报导,节目中尽管没有提到性侵者的名字,但“撒切尔时期的保守党政客”,就足以让人联想到保守党的前议员麦卡尔平。过后受害者才惊诧发现,麦卡尔平的照片与他在1990年时看到警方提供的照片是不同的。于是发表声明,向麦卡尔平表示歉意。
BBC内部调查指《新闻之夜》犯下不能接受的错误-- 连最基本的事实都没有去查证。
我看到这个新闻,干笑了很多声。文明国果然是文明国,人家是“受到国会议员及群众压力”而面对生死存亡的大关。
反观一个马来西亚,口口声声“捍卫新闻自由”,那些被政党所控制的媒体,面对的“压力”并不是来自读者或听众,而是政党老板。看到分别了吗?
比如说,莱纳斯稀土厂已经来了。中文报大多数封面高调报导,而巫英媒体,有者不是小得可怜,则是连影都不见。后来,听说在受到“压力”之下,连中文媒体也需要学懂“收敛收敛 ”,以免遭受“不测之风云”,这就是一个马来西亚特殊国情,越靠近大选,动作就越多。
BBC 因为犯下“没有查证”的错误而面对群众压力。看我们的《马来前峰报》、《新海峡时报》,或者是很喜欢更改记者新闻的众多《星报》编辑,它们不只是不求证,有者连澄清也不刊登,或者是扭曲您的声明,还摆一副“你能对我怎样”的姿势,只因一切有后台做靠山。尽管首长已经赢了两场官司,但是这些媒体的陋性依然。
媒体是第四权。我们绝对不认同国阵政府现今钳制新闻自由的作法。但新闻自由不代表媒体就此受赋予撒谎的自由。你可以有立场,但是不代表你可以随意“看一个影,生一个仔”地做新闻。政治人物应受到监督,同样的,第四权的媒体也得被专业监督。
一些有政党倾向的媒体工作者,借工作上的便利,以一些所谓的“爆料录音”(其实只是记者会内容)来供给政敌故作玄虚地大炒一轮。东窗事发、真相大白后,虽然引起部份有良知的同行不满,但号称代表国内媒体的四大专业机构,却噤若寒蝉,连一篇像样的谴责文告也没能发出。
说实在的,如斯事件,若发生在欧美先进国,是一项对媒体业严重的信任危机。但马来西亚国情不同,媒体官官相护是常态,习惯就好。
一些对民联持有成见的媒体,也可以无视(或选择失忆)联邦政府钳制新闻自由的丑行(包括打电话“劝告”总编辑、“提醒”尽量不要刊登财政预算案起价的新闻、甚至308之前,一名记者作了民调,抽样问读者希望谁是槟首长人选,丁福南因他排名相当后,而致电报馆指示隔天早报需抽起这则封面),反而选择以人多之势,抨击民联议员助理在社交网站公开批评媒体不专业报导的真实案例。
怕国阵,欺民联,是某些媒体惯性的欺善怕恶行为。欺负惯了,有人开始担心,“万一”民联执政中央,秋后算账时怎么办?

站在新闻自由的立场,我情可天天在社交媒体跟你针对媒体专业操守而笔战,也丝毫不想、更绝对不会仿效国阵那种“在你面前笑脸迎人、豪不吝啬请吃大餐”,却背地里以恶法来“控制”你新闻内容的伪善作法。
4年前,我们跟曾遭出版与印刷法令迫害的老板说过,如果民联执政中央,就必须完全废除这个恶法,政府不能存有要求申请出版准证及撤销媒体执照的权力,否则,这才是真正对不起媒体啊。
一个新闻绝对自由的国家,媒体的公信力和生死存亡,是在公众手上,不是由高官政客操控的。

Monday, November 19, 2012

只为让人生无憾

(此文经刊登在2012年11月18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 



那天遇到一名与我年龄相若、但年资比我高的同事。聊起工作,从私人界转投公共领域的她,提到两者最大的不同点是:在公共服务领域,处理人民投诉,占了工作70%以上的时间,同样的职位,要比私人界难当许多。

这一点我绝对感同身受。每天电邮给首长、各行政议员及市政局的投诉,即使没有上百,至少也有数十封。因此,虽然公务员有邮箱容量限制,但比较“大粒”的主管,邮箱是无限容量的。

有时,我们因工作结识的人直接向我们投诉,或是首长交代处理个案时,间接地成为了“投诉部官员”。由于首长下令的“no wrong door policy”,也即是说我们收到投诉,不能再像前朝般把投诉者当人球踢来踢去,我们得负责把个案交给我们所知道的负责人。

有时,负责的官员在接到投诉时会以“这么芝麻绿豆的投诉,也要处理咩”来回应。

是的,站在工作量繁重的公务员之立场,这些都是芝麻绿豆。垃圾清理的时间啦、违例车辆停泊在住宅区啦、邻居的狗破坏环境幽静啦、对无车日的埋怨啦、对公共交通的看法等等。

但是站在市民的角度,这就不是芝麻绿豆了。首先,一个市民需要鼓起很大的勇气来作投诉,其次,这是他亲身与政府机构接触的少数机率。官员如何面对、处理,就成了此君唯一“接触政府的经验”了。对政府的满意度或不满的累积,一切都从这里开始。

这就是为什么,除了无理取闹、“找碴”或找“空头”的个案,每天同事们都花上不少时间回复投诉。能解决的,就交部门处理,再交代投诉者;有难度的,要给一个解释,说明现状、建议的方案等;遇到非常负责任的官员,他们甚至在隔天就亲自下场,即使一时改变不了现状,起码人民的不满减轻了。

有时,你会读到报导称某某问题已经XX年了不能解决,民联用XX个月解决了。这不是Credit也不是炫耀的本钱,只是一个政府本应执行的任务啊。

更讽刺的是,偶尔在报章上看到落选的前朝代议士,对着媒体或民众说,政府应该怎样怎样,这个部门应该怎样怎样,我们若是中选就怎样怎样。我的疑问是,你们有些做了5年,有些10年,有些当了15年的YB,怎么以前不做呢?

其实,我“明白”的。当YB,有很多应酬,很多宴会,很多官方节目和会议要出席,那个时候这么忙,当然无暇思考、无暇沉思啊。输到清光后,时间多了,当然也茅塞顿开,体恤民意了,奈何已时不予我,再多的理想,也只是空有理想,无缘实践,一切只是空悲切,懊悔过去没把握当权的良机去实践、处理、解决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拼了老命,趁“有生之年”(就是尚在执政之际),良策要快快做,觉得对的也要快快做,以免以后“空遗恨”。

结果,人民看到了槟城天天无免费塑料袋政策、颁发勋衔给清道夫、制度化拨款给学校、分100令吉回馈金给乐龄人士残障人士单亲妈妈、除贫计划、建脚车专用道等。

下届大选,不管人民是否再给委托,这4年,民联已在能力范围把理想化为行动,把问题化为解决方案,为的,只是不要让人生有任何遗憾,特别是当朝时就应该做政府应该做的事,而不是等到失去权力、沦为在野党后,才来继续发一场“执政时要落实什么政策”的春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