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前、辩论中、辩论后

(此文经刊登在2012年2月26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引人注目的马华总会长蔡细历对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的辩论，终于落幕了。

上周六，槟城的团队“兵分两路”出发，一部分包巴士，只有我和杰菲里因为“有利用价值”，而陪同老板乘搭飞萤过去（不过，辩论后“没有价值”了，当晚与大伙一齐开心坐巴士回槟）。

才抵达首都，驻守现场的摄影记者已经频频向在场的行动党助理要求，叫林冠英“摆一个波士”给他们下晚报，才到休息室做准备。老板一口答应。

火箭的“大粒人”全部几乎到齐。原本我们建议首长：大家提供要点，首长像每次演讲一样，自己“表演”，肯定会比照稿念更精彩的。这一次，首长摇头，他坚持需要我们给他备稿，理由是：“这是马华的场，他们一定会闹、会乱的，没有稿的话，我怕我骂人太起劲变成乱乱骂，就很难看了，电视机前还有很多人看。如果我读稿的话，就可以确保我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出场前，有人建议首长要够凶、够杀；可是平时最凶的黄伟益，却匆匆赶到，“劝告”老板，“有人转告我，叫我建议你辩论时要斯文点、不要杀太凶，我听说有人要整你。”

黄伟益此言一出，把老板弄得哭笑不得，说，“我有听错吗？黄伟益竟然叫我不要这么凶哦！我有听错吗？”一众助理及议员在旁笑到不能停。这，就是辩论前的“氛围”。

这时，老板引述了美国总统肯尼迪及尼克逊的辩论。尼克逊是那种遇到问题就杀杀杀的人，辩论也如此，但是，肯尼迪则是一个万事以国家前途为先的辩论员。所以，老板的总结是：我不是要赢得这场辩论，我是要赢得整个国家。赢了辩论却输了国家，也是没有意义的。

一如所料，保留给行动党的席位是在很尾端，我们坐在一角，只有靠大荧幕来看老板的表现（早知道在家里看电视机更清楚），而老板从台上，也只能看到坐在VIP席第一排的老婆和陆兆福这两个“自己人”而已，其他的，大家心照啦。

不过这样也好，根据事后老板陈述，他说当蔡细历突然不知何故借辩论“将翁诗杰一军”时，他站在台上的另一端，清清楚楚看到马华诸公对这句“精言”的即时反应。

他说，“廖中莱听到‘口开开’、魏家祥听了‘头底底’、黄燕燕则是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只有我的陆兆福露出惊讶的表情。”

嘿嘿，这就是记者顾着拍台上的人，而无法分心关注的“要点”了。最神的是，入场时马华甲州妇女组主席江雪霞也趋前向首长打个招呼。

在台下，党员鼓噪是正常的。对方讲到过火的地方，行动党座位也有人忍不住起哄，这时，黄伟益好像化身成为联和国和平大使，用他那会杀人的眼神，指示支持者坐下、保持肃静，才没有丢人现眼的录影出现在网络。
辩论结束后，记者会也过去了，首长就“循众要求”到酒店楼下接领“反稀土运动”的备忘录。我们这些从槟城来的“跟班”，人生路不熟，就跟着下楼。奇怪的事这时却发生了。

领备忘录后是晚餐时间，大家已饿到快昏了，正在计划在那里用餐时，首长突然在酒店大厅要点算人头，确保每个职员在他身边，还警告大家不要乱乱跑，“你们看不到咩，那边是他们的人，全部这么凶神恶煞，你们站在那边摇来摇去，我几怕你们会被人家打！”

明明是赴一场文明辩论，搞到我们这些毫无警戒的小助理，不知置身什么境界，不过，最后，大家总算肤发无损地回来了，也让老板放下心头大石。

当天的晚餐，不用说，肯定是林冠英请客，可是吃最少的人也是他，因为他顾着一桌又一桌去分享“辩论心路历程”！其实，到现在，一周了，他还在“分享”呢！

看蔡细历的影片

(此文经刊登在2012年2月19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看到这个标题，我知道很多读者在想什么。但是28楼要谈的，是正经事，大家的脑瓜可别“想歪了”。

故事要从今年1月初说起。当时28楼接到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院（ASLI）的论坛邀请，并建议将林冠英与蔡细历的辩论，纳入其中一项“节目”，因此询问我们：林首长愿意跟蔡细历辩论吗？当时的题目是“从两线制变两种族制”。

老板没多加考虑就答应了。不过条件是主持人必需是我们同意的人选，以及有关辩论的过程必需要有其中一家电视台直播，以防在“一个马来西亚国情”下，“不小心”被断章取义（因为我们“经验丰富”，还是小心为妙）。

后来他们又将辩题改成“两线制会否成为两种族制”，当然首长不会“闪人”，但他认为，此目标是冲着华社来，所以要求辩论的其中一个语言必需以华语进行。

不多久主办单位回复称马华要直接用华语辩论。首长欣然接受，主办单位就要首长推荐主持人，他说，“这是马华的场，我们推荐翁诗杰吧！”

电邮传出去不到两分钟，建议就被对方回拒了。我们再推荐的Astro主持人萧慧敏，也硬被标签为“太年轻、经验不够”。于是我们要主办单位尽快呈上主持人及直播的电视台名单。这时，奇怪的事发生了，对方竟然要首长先答应接受辩论，“才来谈其他的细节”。那直播呢？当时的说法是：寰宇是付费电视台，接触群众不够广。那好，RTM拒绝、首要媒体也不播，你还有选择咩？

偏偏在这个时候，主办单位提出要更换辩题为“来届大选，华人何去何从”的要求，在我们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马华总会长直接告诉媒体这个新的辩题、双语的辩论模式，让整个28楼的同事，因为“一转再转”而被搞得团团转。

还好后来我不需负责辩论细节的工作，改为只需收集资料才略为轻松。
虽然我们天天在报纸上也看到蔡总的新闻和专栏，但是文字毕竟是过滤了的传播模式，加上记者采访时“省略”了很多所谓的“讲过了的”新闻，所以都不是“原汁原味”的说词。

辩论的一周前，有一些常常接触蔡总的记者转告我们，称蔡总和首长一样，是会讲华语的“红毛屎”，但是有些词句，要是你不习惯或不清楚对方在表达什么的话，你真的会“会错意的”，到时答非所问，就真的糗死人了。

于是，我们上网找优管（Youtube）中蔡总的演讲。与二毛子的林先生一样，他讲的华语有些字咬字不清、发音不准，但是细心聆听，依然可以了解表达的要点。

与报纸和电视新闻剪接过的片段相比，优管的优点是可以让人从头听到尾，也可以让从来不听蔡总演讲的林先生有机会观察（就像中国羽毛球教练会在比赛前重复播放对手过去的表现一样），理解对方的陈述方式、谴词用字、逻辑等，以便“做好准备”。

最好笑的是，其中一段蔡总在怡保对党员演讲时说：“我现在在骂行动党，他不在不用紧，我知道他的人会播给他听的”，首长在办公室内对着电脑说，“嗯，我在听着。”结果让我们笑翻天。

辩论前的几天，首长如常天天出席会议、出席节目、开记者会、发文告骂国阵的弊端，只在工作结束后（大约七点多八点），才与团队讨论辩论细节（毕竟他是在1991年与翁诗杰辩论后，就从来未曾有机会以华语辩论了）；可是相对的，过去一周，蔡总在报章的新闻少之又少，也许要“闭关练功”？

无论如何，观看蔡细历的演讲影片，属于辩论功课的一种。全国谙华语的人都在等着看一场政治表演秀。林首长这几天来，为自己应邀的辩论做足功课，除了是自我装备，也是一种尊重对手的态度和专业。

这篇文章见报时，辩论也落幕了，两个二毛子以自己最不熟悉的华语辩论，铁定成为本年度政界流传一段时日的讨论焦点。

向百万富翁学习

(此文经刊登在2012年2月12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有跟随行动党新闻的人都知道，八打灵北区国会议员潘俭伟在参政之前，是新加坡最年轻的上市公司总裁。他卖掉公司再参政，拜308一场政治大海啸而当上国会议员。

他今时今日的身家，少说也称得上是百万富翁。可是，这几年来，他往返槟城开会的种种“习惯”，却让我这个公务员大开眼界。

比如，当他坐最早的班机到槟城，而开会时间是11时或12时的话，他就会先查看槟城快捷通几点到，以2令吉70仙的价钱搭巴士到市区开会。会议结束后，就约这边的友好喝茶吃饭，当然，最好的就是你能“顺路”载他到机场。

若他当天下午回，他会先冒险，到巴士站看能否在距离飞机起飞前的１小时左右坐上巴士。有次我问他：“如果还剩45分钟，巴士没来怎么办？”
他潇洒地说，“逼不得已的时候，才坐德士咯。”

曾经有一次，他不只坐巴士到机场，还用手机把2令吉70仙的车票拍了上载到推特，“炫耀”给跟随者看，说“两块七的巴士费，总好过被明砍到满颈血的德士费。”

不巧，同一天，他被人发现在机场啃最便宜的快餐。

有时遇到出坡演讲的日子，他会在推特问：本周六XX地行动党宴会，有谁可以“Tumpang”？

我讲了这么多关于百万富翁的故事，要说的是：从市区到机场的50多令吉德士费，这名百万富翁给不起吗？

这不是给得起或给不起的问题。同样能够准时到机场，为什么要花多出20多倍的钱呢？这时，我终于明白他有钱的理由了。

最后，我才知道他从来没有申报开会的所有交通费。

同样的原则也适合套用在管理政府财务上。从槟城飞往吉隆坡的班机，只有短短的５０分钟，椅子还没有坐热就抵步了，那坐头等舱跟经济舱有分别吗？

当然有啦，价钱咯。一趟来回的经济舱大约400令吉（算马航的，不要用最便宜的廉价航空来讲），而商务舱则是１千多令吉，多出足足三倍。当然，这是政府的钱，可以不用管。问题是，多付的费用，有对人民“附加价值”吗？

还有就是首长的老爷官车，虽然已有20多年车龄，但是在司机悉心照顾下，总算能出得大场面。有人一直说，堂堂一个首长怎能坐老爷车出入？问题是：这车还能走，功能还不错，换一辆，动不动就几十万，这都是人民的钱啊。

有人揶揄槟州政府，怎么这么寒酸，办活动选在政府建筑，连像样的酒店自助餐也没有。问题是，普通外勤自助餐也能吃得饱饱的，为何要花三四倍的钱去定酒店的？

办活动时，我们也寒酸得没有“特别”为相关活动印小册子、做书本、钢笔等过去视为“正常程序”的“附加物”。当然，也害到很多人失去了“赚钱机会”而生政府的气。

钱不是乱花的，应该花的就花，就像扩建道路，联邦不做，我们用州政府的盈余来做；联邦不拨款给华校独中，我们拨款，每年几千万拨出来，造惠的可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啊！

一个富翁之所以持续富裕，是他理财有方，即使有的是钱也斤斤计较、谨慎开支，更何况是政府？而咱们的林首长更胜一筹，他把政府的钱当作自己荷包的钱“心疼”，几年下来，一大堆惠民计划就可以顺利展开了。

做人需要向富翁学习理财之道，当政府更不可不向富翁取经。这是“小的”观察林先生的管理和潘先生的人生而领悟出两者之间的共同点，与大家分享。

旗袍

(此文经刊登在2012年2月5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迈入龙年，相信有遇到我的朋友都会发现，我几乎每天都穿上旗袍上班。28楼的同事们，也在获得老板点头之后，决定从初一到十五，天天穿旗袍，甚至在电梯内，其他部门同事也称赞旗袍漂亮，当中以友族同胞居多。

我们并不是种族至上者。还没有当上公务员之前，我家衣橱真的一件旗袍都没有。当时我认为，只有富太或拿汀才会穿旗袍示人，我们这些“小跑腿”，需要时时满场飞的，穿上窄身旗袍，要如何在老板下令时，在一分钟内跑到他面前呢？

直到2009年的新春，我的想法被礼仪部的友族同胞打破了。

那是林首长的新春团拜。整个礼仪部都是马来同胞，不过，男男女女都分别穿上具有华人农历新年味道的唐装或旗袍。说旗袍性感吗？（因为腿部的开叉，有些设计可真的只在臀部下边一点点才“止步”），但是，她们总有策略：曝露的手臂部位“打底”一件长袖衣，裙子内部多穿一件紧身裤，不就行了吗？

有者更花费心思，选购符合政府部门衣着指南的长旗袍或摩登旗袍；更有“创意”的，索性买峇迪布，吩咐裁缝依她们的要求制作旗袍，独具风味。

反之，我们这些在28楼工作的华裔助理，无一身穿旗袍，友族同胞纷纷责问：“Mana u punya Cheongsam?” 我们只能傻笑回应。

第二个新春，我们忙着给首长灭火（因为巫统说民联政府边缘化马来人），也忘了添购旗袍这码子事，直到想起时，百货市场内适合我那肥胖身躯尺寸的旗袍早已售尽，又是挺不好意思地看着友族同事穿上旗袍执行任务。

去年，我吸取“教训”，老早去物色旗袍，总算给我找到两件合身的，不过却只敢在初一及州政府团拜穿上，毕竟首次穿传统服装，感觉怪怪的。

今年，同事发起小型的“穿旗袍运动”，有者只有一套旗袍，就洗了又穿；家里超过一套的，就轮流穿；更幸福的就穿上妈妈亲手制作的旗袍。曾经有一天，整个28楼的华裔女同事都穿上旗袍，好热闹。

28楼最让人窝心的并不只是这些，而是新年长假回来工作的那一天。除了尚在休假的同事，友族同事都很有默契地穿上大红色的衣服来“配合”农历新年，整个28楼红彤彤的一片。

当然，我们的“糕加必”及柑，更是同事们的最爱。而最有假期气氛的，就是在佳节前的收工日。不管是华人的农历新年、马来人的开斋节、印度人的屠妖节，不管工作有多忙，其他种族的同事都会循例在下班前，逐一向即将庆祝佳节的同事祝贺一番，还没有真正放假，心情就让这班同事影响得感染了佳节的喜悦。这种感觉，跟我过去在100%华人机构工作是完全不同的。

此外，开斋节前，到超市“血拼”后，我会向收银员讨“青包”，然后带回28楼给需要包“青包”的同事。而新年前夕，友族同事“血拼”后获得的红包封，也会带回来给华裔同事。这些年来，我们的不同佳节，都是以这种方式度过的，也没有人想过要在谁的佳节给人家送上“白包”。

种族之间的互相了解，并不需要华丽的语言去包装，在一个多元种族的办公室，就这样自然地存在着。间中，还需要“义气”-- 谁过年，其他人就担当起所有的工作，直到佳节结束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