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也”的一堂课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26月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两周前，当卫生部宣布我来也肉干因防腐剂超标而必需全国下架后，引起全国华人哗然。

对我这人超级爱吃肉干的人而言可是极其震撼的消息啊，前前后后吞进肚子的肉干都不懂有几公斤，看来我的减肥计划应有进展了。

不过，我和同事们在讨论这个个案的过程中，却也从这家私营企业身上，看到了他们的危机处理应对机制。

卫长是在14日上午对记者这么说，我收到新闻短讯时，已是中午时分，可是电视新闻报导，我来也负责人在下午三时许就召开记者会，向消费人作出道歉，并接受消费人的退货。

老实说，这等的时间上的“效率”，除了政治人物，在企业领域是极其少见的，特别是他们“化被动为主动”的局面。

事情已经发生了，伤害已经造成了，品牌已经受到负面的影响了 – 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公司负责人能够在第一时间出来面对媒体（虽然我也不苟同一些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态度成功阻止民众的怒气继续高升。

然后，还“敢敢”给电视台记者和摄影队进入工厂拍摄。接着，再在报章刊登广告，作出道歉及说明退货的方式等，在市场管理，这叫“收拾残局”，或者是把进一步的伤害减至最低。

也许是发现退货的人不多，18日那天公司再宣布，将会销毁所有的产品，接下来的，一切将会通过卫生部的检验才上架。

短短5天，我来也从在媒体上引起全国哗然到悄悄落幕，公司的危机处理意识和行动上的迅速，应记一功，也可当作工商管理学术研究的个案分析。

试想像：要是我来也在事件爆发后，逃避记者的追问，把责任推给外劳，或者是死厚脸皮说他们的产品没有问题是卫生的检验有问题，结局就截然不同了。

转回政治“擂台”，往往很多政客在面对危机时，应对方式却相形见拙，简单的事件越描越黑，搞到课题炒了几个星期还没下画呢。

就以燕燕姐面子书的课题，其实与我来也被下架差不多同期“登陆”，人家的已经下画了，面子书还在继续在面子书上闹得轰轰烈烈呢。

首相大人不知被谁误导，在美国招商时公布了其实不存在的新投资（根据《路透社》报导，摩托罗拉负责人说截至目前为止共在马来西亚投资了40亿，而不是将在槟投资新的40亿）。

林首长连录影都重播了许博士的“扮演顾问角色”、“美国的非比寻常投资”、“两天前通电话”，还有“设立全球中心”等，突然间变成“我都不知有什么投资”，到“给他颜色看”，再到“《路透社》错误报道”，我不知道还会怎样演变下去。

要是每个政客都像“我来也”一样的处理危机，林冠英会少了很多回击政敌的机会。

遇上不懂危机处理的政敌，是祸？是福？

你有双重标准吗？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6月19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这个社会往往是充满矛盾的。尤其是在我出任了政府的小小职员之后，体会更显深 切。

比如说，从民联执政初期，因为国阵一位议员说既然槟城已不是国阵州，就不需要建第二大桥，害到一大投资者临阵退缩，结果州政府再三与联邦交涉，才终于保住二桥。

自此之后，很多联邦与州之间就政策有不同意见的言论，就不时透过媒体浮上台面，很多人感觉这是“很乱”，但是我的老板始终秉持一个原则：就是必需做对人民有利的决定，而不是做对国阵朋党有利的决定。

所以，在联邦也追随州政府脚步实行每周六无免费塑料袋日时，州政府不只欢迎，从首长到议员，没有人说过一句风凉话—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一步是正确的。

最近首相署部长依德利斯来找林首长，说要草拟大槟城蓝图，把槟城打造成续吉隆坡和新山之后的第三大城市。这么好的消息，林首长当然“喷饭” 答应啦，所以就宣布了搁置槟城发展大蓝图，让步给大槟城。

可是，自此之后，槟城的反对党就一直在搞破坏，说什么不公布槟城发展大蓝图， 装着没看到首长之前的文告，试图破坏槟城与依德利斯的合作关系。

要槟城与联邦合作，不是国阵一直来呼吁的吗？怎么当槟州展示诚意要合作时，你却来唱反调？你到底要怎样啊？是不是要搞到计划完蛋了才甘心呢？

除了具有政治目的的攻击，民间也常常有这种矛盾。

民联政府上台后要公开招标，除掉前朝贯彻的朋党主义，大家纷纷赞好，说终于有一个对全民公平的政策了。

可是，当这些人的谁谁谁有份参与招标时，话锋就截然不同了。他们会通过认识“里面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咖哩菲”助理），要求我们在老板面前美言几句，让这些公司“比较有机会”。

都说是公开招标了，谁得标是招标局的决定嘛，况且林冠英也不一定有在会议内，即使有，我们也从不曾跟老板提及。要是有人敢敢这么提，相信这间公司的机会更微，因为你刺激到他的神经线了。

唉，之前你不是大赞没有朋党吗？怎么现在却想靠关系而不是实力拿到工程？

也有人认为，首长官事繁忙，不应该出席这么多节目和宴会。好，我们记录在案。可是，当这些人所服务的公司，或者是所参与的团体有活动时，就千吩咐万交代，希望首长能在百忙中抽空出席。

叫首长减少出席活动的人是你，现在诚邀他出席的也是你，怎么这么矛盾啊？

州政府展开锁车轮行动，以减少交通阻塞问题，人人赞好。可是，当这些人的车也被锁而需付罚款时，又是政府遭到“妈妈声”的咒骂。

记得有次首长带领一众官员、非政府组织及媒体乘搭巴士，遇上交通大阻塞，卡在车龙中动弹不得整个钟。车上有人对我说，“你看，每个人都很自私，一人一辆车，不塞才假。”

抿心自问，若不是配合这项与首长搭巴士活动，巴士上有谁不是一人一车？

结论是，当你客观地评论一件事时，你是理性的；但是，当这事牵涉到你的个人利益时，立场和观点也不一样了。双重标准就是这样“诞生”的。

抢版位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6月12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作为新闻秘书，我的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建议”老板（还是英文的“Advice”比较传神，听起来比较有feel）如何配合媒体的运作，达到双赢的效果，或俗一点来说，就是“抢版位”。

比如说发生重大事件后，媒体纷纷征询不同政治背景领袖的“一两句话”。别小看这“小小的平台”，对于被限制的在野党领袖，这搞不好就是你的名字唯一有缘上封面的时刻。

新闻是与时间在赛跑，过了截稿的“黄金时段”，什么都是假的，除非你是首相，媒体必需刊登你的大新闻，否则睬你都傻。所以，要是在下午4时半，大家准备放工时，老板突然有灵感要开记者会，都会被我们多番阻止。

与世界上任何一种货品一样，要在报章上抢到好版面，也必需兼顾市场学上的供应与需求之密切关系。比如说，若某天刚好是财政预算案出炉的日子，即使州政府有再厉害的良好施政，顶多也只有“咸饼”般大的版位给你“应酬应酬”，更甭说获得读者的关注了。

所以说，当遇上成绩放榜的日子、世界大天灾、奥沙玛被歼灭，或是星星党内烽火连天的时候，你会发现，首长在报章上失踪了。因为在这“紧要关头”去抢版位只会落得没瘾的地步，就暂时闪开。

新闻有分淡季和旺季。遇到超级新闻淡季时，无厘头的新闻也可以成为封面，这是从政者必需明白的事理。平时多做工，遇到淡季，就可以每天一政策地大事宣布。

要在评论课题时出位（出在显著的版位啦），也需要附合一般大众脑里的想法，以引起共鸣（比如说一马电邮，首长说雅虎和谷歌都有免费的，为何还要付钱？），如果讲出大快人心或者是超“抵死”的言论，肯定获得编辑的“青睐”。

除了硬绷绷的新闻和文告大战外，政治人物往往成为一些媒体邀稿的对象。媒体当然有绝对的权力，以有关专栏的可读性、受欢迎程度及作者的知名度，来衡量是否继续邀稿，或是版位编排等。

这里，不得不提一桩“专栏奇遇记”。话说林首长每两周在星洲全国版也有一个小小的“发挥的空间”，当时负责的主编再三提醒我这个“接洽人”：“记得跟林冠英讲，我们要特别的东西，不要重复他在记者会上的新闻，也不要文告式的文章hor”。那好，没问题，反正文章是小的传，QC 也是小的负责，近两年来相安无事。

首长有时到外坡出席党领袖的活动时，遇到一些粉丝，他们竟然可以对林冠英专栏里的段落倒背如流，倒是首长尴尬地愣在现场，不懂该怎么“表态”好。

写文章和写文告一样，要靠心思、靠思路、靠文笔，最重要的是内容。专栏和市场上的任何一件货品一样，要如何“销”出去需费脑筋，跟不上潮流就很快被淘汰，受不受欢迎与党职官职绝对无关。

有了专栏，并不代表你写的东西是“有料到”或是深受欢迎的。要是不择手段抢了窗口，脑子却无法带给读者眼前一亮的内容，是会“害”刊登的媒体被读者责骂的。

拿号码，看医生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6月5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每次在医院要看医生，第一件需要做的事，就是领号码，然后在医生的诊病房外，等候被“传”。

同样的，在28楼，虽然我们未设医院号码呼叫系统，但是同样的“领号码”现象，几乎天天在28楼上演。

有时在“紧要关头”，从商家、投资者、高官到职员，大家都急着需要见首长时，就会在首长的大门前，排着长长的等候队伍，俨如医院诊病房外般“壮观”。

一般来说，照次序的话，官位最高的那个，或者是首长最急着召见的那个，会有插队的“优先权”。这方面，最“大粒”的，除了两个副首长和议长之外，就是州秘书大人了，若有例外，肯定是带来上亿投资的厂商代表。

遇到一大堆同等级官员求见时，就以“先到先得”的“金科玉律”为定案。遇到首长差不多要赶飞机的时候，排队见他的人就越心急如焚，万一错过时机，就千舟已过万重山，要等到首长回程才有缘相见了。

每次见到一大伙公务员+高官排队时，我们就知道，同在28楼工作的这一天，搞不好除了记者会的半句钟，我们根本没机会跟老板汇报任何进展。这时，就需识相地“让开”，先处理其他事务。

一般上，“拿号码”的现象，往往在首长踏进办公室、第一个会议还没有开始的那段“黄金时段”发生。有时候，我们会先向保镖“探听军情”，比如以交通灯的红橙绿三种颜色，来探听老板当天的心情。

比如说，要是红色的话，就是前锋报又来玩种族课题，老板准备应战了；或者是哪一个人闯了什么“大祸”，这时最好别提要求加薪拨款的“敏感课题”了。如是橙色，还有试探的余地，要是大绿灯，就是几乎“有求必应”的“良机”。有了这些“心理准备”，见老板时就比较容易“讨价还价”了。

记得有一次，当大伙儿在其办公室内排队等候查询节目进展兼报告各项事务时，环保美女见首长有在办公室，就敲门进来，双脚还没有站稳就急着给首长报告资料，但又不很清楚当天的“交通灯颜色”，气氛真的有点紧张。

这时，首长正在批文，突然抬起头来，以很严肃的口气对环保美女说：“去那边拿号码排队等，你怎样可以这样插队看医生的？”

气氛一时解冻不说，所有在老板办公室内的同事们，都在第一时间内笑到飙泪。原来，我们每次背地里说好像在排队看医生的事，老板竟然神通广大到了如指掌，还借轻松开玩笑地“告诫”同事们：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背后讲什么！

这还不是最经典的。在除夕的前一天，按照华人传统，老板都会派收工红包给员工们。首长也不例外。不过，他的方式，真的比看医生还要像看医生。

红包准备好之后，他先叫最资深的得力助手进去，给了红包，吩咐他传第二个人进去拿红包。就这样，同事们一个接一个地敲门进去，笑嘻嘻领着红包出来，“看医生”竟然也可以这么开心—这就是我们埋头苦干的动力泉源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