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做公公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6月27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距離檳州元首誕辰越靠近，高官及他身邊的職員，心情都會變得很煩躁。

雖然心情煩躁跟元首誕辰無關，但是，當辦公室近80%接進來的電話，都是詢問他是否有得做“公公”時，搞到每個人患上電話恐懼症，甚至要特別排時間表規定誰在什么時段負責接電話。

其實，有沒有得當公公，應該問自己的女儿、儿子或媳婦才對，但是“此公公不同彼公公”啊，這個“DATO”勳銜，可不是娶了媳婦就有的，必須要由州元首在其誕辰之吉日頒發，才光宗耀祖的。

于是，每個有對外接触的公務員，都很討厭5月中至6月杪這段日子。平時你求他舉手之勞都要命的人，現在換了一副嘴臉，不時想約你吃飯喝茶，還好聲好氣跟你“跟進”，你就知道“另有乾坤”了。

姑且不論一個勳銜對某人是否那么重要，或者是在我國的公務員体制下能夠對經商者帶來的“方便”，單憑這些“准拿督”（就是正在申請，卻還沒有正式批准的）打電話來詢問的態度，實在讓人噴飯。

有人一天叩五次電話來，鍥而不舍地跟進，卻不知道已經干扰了公務員的工作效率，另有一些人，當被告知“我真的不知道你的名字是不是在名單內”時，就對着接電話的人破口大罵，試問，這等人物，即使對社會再怎么有功，你認為值得一封嗎？

要是（我是說“要是”）我手握批准大權的話，凡是粗聲暴語對我職員發怒者，一律取消資格，免得成為下一代的反面教材，就大快人心。可惜我什么都不是，只是一個小助理。

話說回頭，還好我們沒有資格參与所謂的什么封賜小組會議，不然可真忙上加忙。有人追問起受封事宜，一句“我真的不知道，因為我沒負責”，就可以推掉了。

可是，那些小組的委員們，就可憐了。眼見一疊又一疊的文件被搬進會議室，這几乎比半年的行政議會會議記錄更厚，除了一開始的向警方查證有無犯罪記錄，還要向報窮局确認是否破產名單之人，接着要逐一去詳讀“貢獻”的資料……要是這些時間和精神，花在其他招商或更有意義的事上，對全檳人民而言，應該比較有价值，但是你又不能做什么。

考試有臨時抱佛腳的人，原來討勳銜也一樣。一些机构也許是不甘心推荐不同幫派的人，結果等到州元首生日前的兩個星期才把表格交上來，要是最后名單上沒有此君的大名，就正中他計，大可把責任推給州政府。

現在，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沒“負責”受封事件，所以耳根略為清靜了一些，可是還是有新聞界的朋友向着我窮追申請的下落，搞到我精神緊張而發燒了整個星期。

記得308變天不久，一名社會聞人向記者索取了我的手机，向我“討”所謂的前朝答應要給的“拿督”。我告訴對方我真的不知道。對方說“我給了噢，你哪里可以不知道的？”給了什么？表格嗎？“你知道啦！我給了XXX議員的。”

對不起，我真的不明白這等術語，即使你真的“給了”，也是你和他之間的事，不關我事。檳城已經改朝換代了，“游戲規矩”也不同了，如果要依以前的方式討勳銜，去國陣州或向聯邦申請吧！

而且，現在的表格不需要向特定的人“拿”了，直接從网頁下載就可。（一定有人更討厭新政府，因為“砍”了他們的“生財之道”）。

在每個人都搶着要做公公的季節，只有阿Q一些地自我娛樂，比如：有机會看清人生百態，尤其是那批“准公公”們的修養，日子總算嘻嘻哈哈地過去了。

猜字游戏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6月20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最近这个月，老板在办公室的时间可说少之又少。除了忙着在新加坡对着精英演讲、开设槟州旅游及投资办事处，以及到德国出差之外，还要到国会为槟州讨钱，加上霹雳州发生的“突发事件”，因此，我们同在28楼，一个星期可能也见不到一次。

这样一来，在他办公室桌面上堆积的文件和书信，已经像山一样高了。如果加上下周必需出席的统治者会议及国会辩论等，“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正当大家替首长担心他如何能够“收拾残局”，以在他本身规定的时间内回信给投书者时，我们竟然揭发到他惊人的工作速度。

原来，首长趁着他在槟城的短短两天内，扣除了所有的活动、节目和会议之后，漏夜留在办公室，逐一看完所有的信件，并“留言”给我们，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与其他行政议员的助理一样，很多需要“请示”老板的事，我们都以“留字条”的方式“解决”。第一是老板没时间见你，第二是即使给你有机会见到老板，也是“有他讲没你讲”，如果还要靠“跟老板讲”，最后一切需要老板点头才能行事的事项，就会变得遥遥无期了。

所以，那一天早上，同事“收拾”首长办公室时，拎出来“已解决个案”的信件，保守估计足足有8公斤之重。怀有8个月身孕的法利拉，只有一一委托其他同事协力把文件“扛”出来，再“采取行一步行动”。

那天，整个28楼在问：昨天是谁陪老板处理文件啊？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同事说，他走的时候已经是8时半了，老板说很多东西做不完，不能等了，还叫他先走。至于老板几点离开，应该只有司机才清楚了。

负责回信的两个女同事，在28楼受到首长工作态度的“耳濡目染”之下，竟然也养成“今日事今日毕”的习惯，坚持把工作做完才肯离开。结果一天下来，共回了百多封信，大喊吃不消之余，频频问：“老板是不是超人啊，他怎能一个晚上就做完啊？”

不过，万事也有“意外”发生。一些需要老板修改的演讲稿和信件，偶尔会出席一些比医生还要像医生的字体。这时，整个28楼的“测字精英”就会出动，来“猜猜看”老板到底写什么。

几个英语造诣较好的同事就负责英文版的信件，国语精英就负责国语，有时一封信传了10多人，还是猜不到的时候，只有用“下下策”，就是发电邮件向老板“自首”说真的看不懂你写什么，是不是这个意思等等，然后再等老板的“圣指”。

我以为这只是28才会发生的事。但是有一次，州议会进行之前，各部门同事，包括议会办公室的同事，聚集在46楼“苦拼”并用餐之际，我们也发现到，大部分的公务员们，其实也在玩“猜字游戏”。

因为官员准备的答案，一定要让行政议员和州秘书过目，由于后者工作繁重，因此负责的官员都会以打印在纸上让高高级主管过目及以笔作修改，以加速进度。

这样一来，高官那不一的字体，或龙飞凤舞、或者太专业（比医生更专业），都让不习惯阅读他们手写字体的官员“猜成一团”。

看来，懂得“猜字”，也快成为公务员或官员的必备条件了。

环保漫长路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6月13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上星期配合世界环境日，槟州政府主办了第一次的“环保演唱会”，以再循环物品换取入门票的方式，请来歌手带动年轻人加入环保的行列，把环保活动搞得比嘉年华会更嘉年华会。

说到环保，起先我们还以为是比较年轻一群才会有“认知”。怎知，这边厢环保演唱会才落幕，28楼的CEO就问：“为什么你们不办一个环保主题的爬山比赛，或者是竞跑项目呢？这样才有意义啊！”

搞到负责环保的同事，听了老板一席话后，几乎晕倒，还“哈～～～～”得很长，因为这边还未喘一口气，老板“又”有“新概念”了，差点脚软得站不稳呢。

现年76岁的老翁，也是我们企图灌输环保的对象。他最经典的“一鱼二菜”午餐饭盒，因为每天到楼下用宝丽龙打包，结果遭到众同事的“严厉谴责”、“群起围攻”。我们忍无可忍，索性从家里带了两个“餐盒”给他，要他轮流带着去打包。

有时候他正打包回来，会向我们“炫耀”他也是环保份子，有时候他一时忘了带饭盒，“又”被我们“严厉谴责”一番。

这还不是最难搞的。毕竟28楼的同事，已经有基本的环保概念。我们遵从州秘书推行的“朝向无纸作业”方针，过往需要复印多份的信件，现在只存一份正本，至多印一张保留，其他的都是电子存档，各负责官员只需输入密码就能阅读，而过往要传真的文告啦媒体邀请函等，现在都用电邮，一个年头累积下来，省纸量也相当惊人。

加上老板贯彻的“双面用纸”作风，凡是内部使用的，一律将尚未放进粹纸机的纸再循环使用，比如还需要老板修改和过目的会议记录、致词稿等，有时一改就要改三五次，以一次5张纸为例，我们就省了近20张“新纸”。

偶尔“旧纸”供不应求用完后，逼不得已只有拿“新鲜纸”时，老板又会瞪住问“做么没用Recycle paper？”

28楼已经被训练成省纸大王，但是其他的政府部门，即使是书面通知出了，口头劝解了很多次，老脑袋的公务员，依然难改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维，就是“凡是要交给主管的，必需用最厚的纸，双层空行，打成大大个字”等，不清楚状况的人，有时真的会误以为他的亲戚就是纸厂的供应商呢！

比如，在州议会期间，州议会办公室一名非常有责任感的职员阿末，自动请缨要协助我们复印首长的演辞给记者。第一次我们“忘记特别交代”，结果印出来的版本，字体和用纸张数，和林首长手上的那份一模一样，共60多张厚厚的一叠，我们心疼之余，只有默默希望别让省惯了的首长看到，否则又有人挨骂了。

过后，每次阿末主动要帮忙时，我们就会一再而、再而三地重复：“首长的原稿字体比较大是因为他站着念怕他老花眼看不到，但是给媒体的字体可以略为缩小，记得前后印双面.......”

有时语毕，我感觉自己比76岁的老翁还要罗嗦、还要唠叨，复又重复的。过后的几次，阿末开始适应了新政府的作风，我还没有开口，他就会说：“印双面、不空行、字体小些，对吗？”

可不是，一份60多页的讲稿，花些心思，分给30个记者的每一份只需用15至18张纸，一个人省了40张纸，一次就省了1千200张纸！

虽然要达到真正环保的路还很漫长，但是希望政府部门有多几个阿末，即使是续承了彭文宝的“长气袋”独家秘笈，我们也不介意。

阿英谈老豆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6月6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近期内阁改组后，因马华总会长老蔡的儿子有机会当上副部长，引起了舆论界意见纷纷。

政坛上，很多人都没有一个当总会长的爸爸，所以潜意识里都觉得有父荫就犹如有特权，不只起步的挫折少了，也没有人敢欺负你，我国政坛历史上更有父子皆为首相的案例等等，怎教人不眼红呢。

由于毕业后与我同期受聘的一名同事，恰巧其父亲也是公司的经理，上述的心态，我绝对明白，也感同身受。

当时，我这个“阿猪阿狗”以具工作经验为由，要求起薪多50块，公司称没这个案例。经理的孩子一来报到，整个制度立刻调薪100块，结果旧人比新人低薪。加上其他福利机制的“随机应变”，让我一踏进社会工作，就很快地从“没有裙带关系”的挫折中“迅速成长”。

有一个“大粒人”的爸爸，虽说未必表示此君从此平步青云，但至少路上的野草都被砍尽了，走的是略为平坦的道路—这是我从自身的经验而得到的领悟，直到林先生不小心透露了一段不为人所知的辛酸后，我才从另一个角度看“关系”。

之前我也有听说林吉祥的孩子的坎坷求职命，后来诸事八卦的我，找了一个机会向林首长求证时，才成功“套”到这个料。

那时他刚考获澳洲摩纳斯大学会计经济学位。在当时是非常抢手的社会新鲜人，同系同学纷纷在半个月内寻得一工半职。

唯独他一个，求职信寄了几十封，等了两个月多，一通面试的电话也没接到。左思右想之下，于是试试在履历表上的“父亲姓名”一档，从原有的“Lim Kit Siang”，改为“KS Lim”，结果立刻“有消息”，对方还要他立刻上班。

上班的短短一个星期内，部门主管和同事们都对他的表现赞不绝口。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了公司高高层的一封解雇信，赔他一个月的薪金，要他立刻“走人”。

年少时的林冠英也不是好欺的，追根究底下，主管坦诚：“对不起，我们不能继续请你，因为你是林吉祥的儿子。”

结果大学毕业后满怀壮志的第一份工，就只因为他的爸爸是林吉祥而“玩完”了。

林先生愤怒了好一阵子，却不懂怎么把真相告诉老豆。后来的后来，老爸还是知道了，也暗地里伤心了很久。

这是我唯一亲耳听到林冠英谈爸爸的一次—这可是以前当记者时怎么也挖不到的“料子”啊，感觉真的酸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