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槟城，还有冠英

(此文经刊登在2009年9月20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自从首长在周二出席明信片比赛颁奖礼时，提及不可滥用“槟城”这个品牌后，坊间引起超乎想像的反应，反映了很多槟城人是是关心时事，也反映了更多人是在一知半解之下就大发伟论的。

林先生在致词时提及不准“槟城”被人滥用后，许多在场者皆感到迷惑。 但是，他解释说，为了避免有些人趁机混水摸鱼，借“槟城”的名堂和品牌去捞取本身的利益，提供群众误导性的资讯，才有这番的说法，他也在场提出了“槟城地图”的例子。

事缘许多人以为那是州政府印制的，就按图上的广告找吃喝玩乐的地方，结果却货不对办，闹到议员处，最后，猫政府又一次被逼把这只大死猫啃下。

听了这个“故事”，在场者皆发出很长的“噢”一声（证明他们明白了），过后，长气的首长一一提出可以用“槟城”的名词，计有 “槟城星洲日报”、“槟城福建会馆”、“槟城福建歌王大赛” ，以及各姓氏青年团主办的“全槟儿童欢乐营”等。

林先生强调，只要主办单位清楚列明有关活动的主办人，不会让人“感觉到”或被误导有关活动是由槟政府承办的话，“槟城”二字在任何活动的宣传或命名上，都不是问题。

至于早前已经注册的协会或团体名称，如“槟城记者协会”，也不成问题。

问题是，这长篇大论的解释，若要逐字刊登的话，恐怕一版也填不完。因此，见报的都是精简中的扼要，加上许些重点提示及例子（有点像登讣告般的“尚有侄孙众多，未能尽录，敬请见谅”之感）。

据可靠消息透露，有编辑因为收到记者很长气的这则稿而怨声四起，还好最后大部分都照登。 但偏偏有人看东西只爱看他所爱看的那部分，就加以分析，结果搞到连槟城炒果条和叻沙也被拉下水。当然，隔天我们也接询问电话接到手软，还好提问者都是来找答案而不是来“找揸”的。

再追查下去，原来在1997年起，公司委员会及社团注册局已经不允许注册者使用州名注册了。

首长过后还向我们透露这次行动的因由：他“收到风”，担心一些联邦机构的“槟城分行”，直接使用很“州政府式”的称呼，搞到州民及商家被误导就“大单”了，因为我们已吞不下太多猫了。

再说，很多活动皆很有技巧地误导民众，让人以为那是州政府的活动，以吸引赞助商及人群参与，一旦活动失败，政府又要背下他人的黑锅。

此举主要是提高民众的醒觉。 除了“槟城”二字会被滥用，有些主办单位为了筹钱或“召集人马”，即使首长未回函是否出席，一律大刺刺地透过请柬、布条、横幅，公告天下说林冠英会现身。

曾遇过一个团体，连邀请信都没发给首长就先替首长决定出席，问你怕没？

最近甚至有人利用林冠英的名字登记电邮limguaneng2009@gmail.com，以 Lim Guan Eng Snr 名义发出语无论次的内容，我们却什么也不能做。。。。。。

看来不只“槟城”二字，还有“林冠英”这三个字也深具被利用和被误导的潜能呢！

传统 ？

(此文经刊登在2009年9月13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下个月就是印裔同胞的屠妖节庆典。第二副首长拉玛沙米教授却在庆典前夕，接投诉电话接到手软—原来有人要依据过去的“传统”征收“向市政局申请摊格费”。

每年的屠妖节，小印度的街道都会出现很多临时摊格。根据程序，只要向槟岛市政局提出申请，在没有严重阻碍交通的情况下，一般都会获得批准。

这些看似简单的道理，在“经过”一些“程序”后，原来背后大有来头和故事。

号称代表的组织私自规定，举凡想要申请摊格的小贩商，皆必需“通过”该组织才得以取得临时执照，而“经过”这个“程序”，小贩商需要缴交一笔4个位数、比一个记者的月入还要高的费用。

结果，搞到教授需要召开新闻发布会通告天下说“绝无此事”。尽管当事人一再强调：“这是我们过去的传统”，但是，这“传统”对那些赚取蝇头小利的贩商而言，代价实在太高了吧？

试想像，给了这笔市政局根本都没有要求的费用，他们要卖多少包“慕鲁姑”才能回本？

有时我很怕听到“传统”这两个字。有了“传统”，人们可以把对弄成错，把歪说成正。

比如，一位从事承包商的朋友向我抱怨道，308换了政府之后，每一项工程的批准相当耗时，搞到他们的计划被拖累。

这事态真的很严重。于是我发挥了记者的本性，打破沙锅问到底。 一问再问之下，才发现问题的关键是出在负责的官员不敢根据过往的“传统”悄悄“收贿”，因为他们担心一旦被揭发，不懂林首长会怎样置他们于死地，毕生的退休金就此完蛋，因此也无人有勇气冒险，只有照章行事，一关一关地查，确保无误后才给予批准。

这明明是一个政府部门应有的程序啊，何错之有呢？ 原来，根据过去的“传统”，承包商只要“识做”，很快就可以批准了，而不必像今天一样麻烦，需等十多个部门查上几个星期。对于商家，时间就是金钱，所以他们愿意付钱来换取更快速的批准。

噢，原来“照章行事”也是错的？

难道大家没想过，一旦各部门“习惯”了“不敢冒险”的日子，工作效率提升后，工程的批准时间缩短了，就可以不用花钱了吗？ 为什么“正常”的程序会被一些人视为“不正常”，而缴交“台底钱”的这些人，却一边呛声需要给钱而却在一边厢以实际行动来“贯彻”连他自己也嗤之以鼻的行为呢？

社会学有一个名词称为“社会常规”（Social Norms），指大部分人在做的事，即使是错的，因为大部人在做所以变成对的，反之，对的事要是“支持者”不够多，就无法形成主流。

活在一个对错已经错乱的社会，改革首要的前提，就是有勇气对“传统”说不。

永健， 走好！

永健逝世的消息传来后，我的脑海就不断忆起和他一起为工会奋斗的日子。

是他把我拉进光华日报职工会。那一年，他想要竞选主席，邀小妹当秘书，我也不知何故就这样答应了，结果还一做做到我离职为止。

在这之前，我对职工会的认识几乎等于零。草拟合约的过程，是他一样一样告诉我过去光华的历史，以前怎样的辛酸走来，OT从5块钱起到20块的经过。

还有，我们坐着他的老爷车到各地办事处与同事交流（这是当时最豪华的交通工具，因为其他人都是“两轮王”），从吉打到双溪大年到威南威北威中大山脚太平，都留下我们的足迹。

有的会员很热情，看到我们像看到救星，把他们的诉求和和情况告诉工会，希望能够在新合约中有突破；有些则爱睬不睬的，这些都在我们回程的餐会中成为话题。

还有我们趁农历七月盂兰胜会的OT旺季，召集各地采访部同事展开罢做OT行动，以争取调整OT，因为从1997年至2005年OT从未增加，结果搞到人事部还恫言发律师信给我们这些被标签为“异议份子”的理事。。。。。

最后的最后，我们的抗议成功，馆方愿意妥协，OT从隔年（2006年）起，由原有的20令吉增至28令吉，意外组凌晨OT从25令吉增至35令吉。。。。

整个过程，我们看清谁是人谁是鬼，谁在同事面前讲就天下无敌，遇到人事部连尾巴都不见，当然还有那个每场都是带头人的主席陈永健，永远与我们一起抗战。

2006年馆方突然采取以绩效定花红的制度，搞到很多同事无端端被扣花红，反之表现好的员工却没有额外的花红，办公室怨声载道，又是我们两个带着一大堆的同事找人事部理论。

在一番“协商”后，总经理说，那些认为他们应该拿Full花红的同事可以来登记，让他们的主管解释为何他们被扣，结果十多人写名，后来，除了一小部分不小心有“犯罪记录”让主管抓住的之外，大部分都讨回他们应得的花红。

还记得带领中国代表团参观北马行程时，永健在会议上说，“赞助商包在我身上，策划工作就给年轻人办”。结果他开车兜了一圈，代表的住宿问题就“搞掂”了.

除了对外应付难搞的代表团，我们还得面对工会自家内部的反对党压力，一点小事在吵闹，还好又有主席在，摆平一切风波。

我是血气方刚型的人，遇到不平的事就按奈不住情绪找人理论；而永健也许是年纪比较大，他则是选择心平气和地讲，这样才不至于与馆方搞得太僵，谈判才终于有了结果。

还记得我毕业刚进报馆工作时，永健的名字是“勇剑”，后来改成“永健”之后，我们还以为有新人报到，结果真相大白后，大家就起哄说是不是要永远健康啊，他依然笑笑地附和。

这几个月，好多人走了。先是我的舅舅走了，再也没机会品尝他的冬炎面，接下来我的前同事赵明福也离奇死了，接着我的偶像雅斯敏也走了。

永健走了之后，我爸爸的朋友"无毛老张"在他老板家拿东西时，遇到劫匪被打伤，就这样脑溢血走了。。。。

人生真的无常。要珍惜身边人，要把握机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金钱政治？

(此文经刊登在2009年9月6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作为“大粒人”身边“拎文件”的，很多人都当我们是“传话人”或“代理” （可能前朝是，但现在绝对不是），但是却往往找错对象，拍错马屁。

最“够力”的是，更多人以为我们是有权力代表姓林的先生做出决定，而企图找机会接近我们、请我们请饭，希望能够在老板面前“美言”两句，方便方便。

上班时间需要“应酬”这些以前正眼都不瞧我们一眼的人，还可以依噢两句，最惨的是，连度假也被这个身份拖累，就真的有点“那个”了。

之前好不容易才向老板请了几天假与家人出外走走，竟在外地遇到相识者，原应属一场令人高兴的偶遇，却因对方的一席话而让我沉思良久。

这个相识者“听说”小妹在与火箭最大粒的人工作之后，就问我，“你老板有没有兴趣来这个地头开一个支部？我们可以帮你们搞起来。” 小的就谢谢他，表示将会转告政治秘书，政治的事务交他全权处理。

接着，这位仁兄就说，叫你老板别像蓝眼睛那样吝啬啦，不行的。

我很好奇，追问之下，才知道他目前已经在该地设了一个该党支部，因为“不满”领袖而酝酿退出。

最精彩的是，他再三“交代”，说只要姓林的点头，他们就可以开始部署一切的工作，不过，工作归工作，不要“只得个讲字”，少少也应该先丢个几十万过来，有钱才能够叫得动人家做东西嘛。

都怪我见识少，“捉不到球”，我告诉他，钱啊，据我所知，火箭的人到现在都是办晚宴、讲座来筹的，连林先生的选区也一样，那里有钱丢过来啊？

他呵呵笑了几声，说“拿政府的啦！”

虽然没有事先请示上司，但是我还是自作聪明的告诉他，以前火箭骂国阵用政府的钱来搞党政治，没理由现在自己做了政府，却做同样的事啊。那改朝换代来干嘛？

对方的答复更好料，他说，没什么的啦，以前人家拿80%，现在你拿10%咯，人民不会介意的啦！

天啊，这是什么道理？我猛摇头说不行，对方却骂我，说为什么以前他参的XXX党都能在小地方丢钱，你堂堂一州执政者却办不到？ 我语塞。只有声声抱歉。

对方呢喃道，“唉，想不到改朝了，还是前朝那个XXX党好，我们有得分。”

这让我想起一名州议员曾对我说的一番话，真的很“雷同”。他说，其选区内有一些“热心人士”想要开支部，一口开就是$$$$$，他说行动党设支部没这个“传统”，结果一大群的“热血青年”从此不见踪影。

他感叹道，缺乏了金钱好处的政治，即使是当权了，党的势力也无法如预期般一时膨胀起来；但反过来看，这也何尝不是区分正义政治和金钱政治的良好机会？

素质和数量（Quality & Quantity）的分别在此！

流感惊魂

(此文经刊登在2009年8月30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28楼那个壮如牛的同事黄伟益，从上个星期起，就一直发烧不退，一时高烧，退了又烧，结果不得不在补选前夕，传了一则简讯给大家，说“我的病越来越重了，请原谅我无法出席各公开活动。”

病重？有没有这么严重啊？不会是A流感吧？

于是传了一则简讯“询问更多详情”。他回讯道，已经到槟城医院了，暂时无法确定是不是流感，总之医生要他在家“闭关”观察两天，还给了他一些专为A流感疑患的药物。

28楼开始人心惶惶了。虽然说还是在“可能”、“怀疑”的阶段，可是大家已经开始在讨论，要是伟益证实患上流感的话的，那整个28楼岂非要自我隔离两个星期？连首长大人也不例外？

有人很阿Q地说，其实万一“中招”，也不必那么灰心的，起码大家“终于”可以“奉旨”休息两周啊。真的不知好气还是好笑。

虽是“疑症”，同事想要把文件放进他的办公室时，也小心冀冀，有人用脚把半掩的门给踢开，精神过敏又加上有点小感冒的，则“离房三尺”……

若“万一”有人被证实是流感的话，可不简单了。我们所接触过的人，所有一起开会的政府官员，还有那些曾经采访首长的记者，以及记者的同事们，全部都要被隔离啦，再想下去，真的不敢想像了……

四天后，伟益再发简讯“通知”大家，说他进医院了，证实是被毒蚊“吻”了，是骨痛热症，请大家放心。

下班后到医院探他，还以为他病到“五颜六色”了，坐在病床上的他却是精神奕奕的。原来吃了退烧药，剧烈的头痛也消了，反而不习惯一时的闲下来而开始讲笑话逗大家。

最经典的，是他约大伙儿隔天到医院和他一起烧烤BBQ，我们说不行，因为火警会响，他就改成火锅；后来陆续探病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一次又一次地重述他如何从被槟城医院证实“肯定不是骨痛热症”到私人医院逼他立刻入院观察的故事。

隔天，在会议与会议间的空档，首长把握时间到医院探望其政治秘书。踏出办公室就巧遇刚从外回来的同事杰菲里，结果他也被首长“强拉”陪同探望伟益了。

由于伟益 “入驻”双人病房，戴着口罩的林先生一踏入病房，还是被“隔床”的病人认出他，也许是第一次见到首长，他很紧张地轻轻点头示敬，搞到首长也不好意思逗留太久，怕“吓坏”隔床的病人。

证实伟益是骨痛热症而不是A流感之后，大家总算放了忐忑不安的一颗心；伟益办公室的木门，也不必再遭受同事们的“力道十足”的“足功”了。

还好是只是虚惊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