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思想的框框

（此文经刊登在2008年10月26日星洲日报《大北马》的《28楼》专栏）

这一期的《28楼》，就让我们先以一个问题作开始。

“你要做一只听话的狗，还是爱撒娇的猫呢？”

根据统计，大部分的人会选择做猫，特别是曾受到霸权主义欺凌的人。但是所有的人几乎都没有想过，其实他们可以回答“我要做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这就是我们所陷入的框框思维。填鸭式的教育方式，让大家都不自觉地陷入制式思维内，所以企业界才会拼了老命高薪挖角那些可以跳出框框的人才。

同样的原理也套用在政府身上。当一个蛮不讲理的要求被提出时，如果政府跟他讲理，也相等于陷入对方设置的框框中，有理也说不清、辩不赢。

就拿吉打州政府要向槟州政府征收生水费来说好了。吉打政府认为，槟州的生水取自吉打的慕达河，所以槟州政府“应该”付钱，他们也管不了水是上天的恩赐，也不理槟州是在自己的境内取水。

过去，爱护槟州子民的政府当然不屈服于这种说法。于是暴跳如雷、透过媒体喊话、与对方商协、甚至出动首相大人协调，这个课题依然时不时就被挑起。

换了民联的吉打，脑袋也没换，竟然提出同样的要求。不过，这一回，林冠英不谈协商、不需要拉拢民联老大出马，只抛了一句假设性的问题：“如果我们用水要给钱，好啊，那么当你的水流到槟城太多，害我们这里淹水时，是不是也意味你愿意赔偿损失？”

把槟州原本处于的被动局面，这么一反击，倒转为主动。这回倒轮到吉打州拿着计算机，算看收钱比较多还是赔钱比较多了。结果一记回击，让来势汹汹的“讨钱论”就暂告一段落了。

遇到这样不讲理的要求，即使是“应该”温文儒雅的政府也不能再斯文了，所以林冠英不按牌理的回击，跳出了他们的制式思维（英语称为thinking out of the box），相信吉州发梦也没想到林先生会这样回应吧？

其实这也不是首长首次巧妙回应刁难者了。上回出席一个发展商的活动时，像过往对前朝政府一样，他们同样的要求州政府批准中廉价屋涨价，理由是百物通膨，发展商盈利蛋糕被分薄，再不调整价钱，发展商就生存不下去，到时整个州属的发展就停滞不前了。

轮到首长致词时，他先不提涨价，他说，其实政府有绝对的权力立刻实施“先建后售”的政策，但是，因为州政府也体恤发展商的困境，所以暂时没有实施这个政策，因此州政府也希望发展商同样的体恤州内的中下层人民，不要调涨中廉价屋。

结果，没有人敢再提出这个要求了。

看来，政府比任何人更应该具备“跳出框框”的思维，特别是在回应一些单凭理论很难说得赢的课题上。

怪事日记

（此文经刊登在2008年10月19日星洲日报《大北马》的《28楼》专栏）

过去一直以为千奇百怪的事，只有在报馆工作才常常遇到，现在换了工作环境后，才知道什么叫“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也成了繁忙生活的笑料和点缀。

报馆被人闹，有几个可能，一是新闻得罪了某方人马，不满者闹上报馆算账，二是不知所谓的人找报馆出气，搞到大家莫名其妙。

在 28 楼却是另一番风景（不是窗外的风景啦，已经忙到无暇瞄上一眼，真是辜负了槟城的美景），一些人从老公要离婚也找首席部长，一些人则拿着林冠英的照片要索取签名，尤有进者更冒充是投资者，或是首长 N 年前的好朋友，说要和首长见面，害到我们每天过滤杂事都耗掉不少时间。

有一次，当首长在 28 楼召开记者会时，大厅有一个人很紧张地说要见首长，我们问他什么事， 他拿着当天的一份报纸，告诉我们有大事要跟首长讲。

还以为我这个新闻秘书看漏了什么大新闻，原来此君要告的状，是某报把那天的日期日月倒置而已。这件“大事”也要见首长而不是去找报馆，真的让人哭笑不得。

此外，邀请首长出席活动的信件，可以用“如雪纷飞”到 28 楼来形容。单是邀请信的简报，已经是厚厚的一叠，每次决定能否出席，就蛮伤脑筋了。

以前我采访时，总是大骂嘉宾迟大到，害我这个小记者为了区区 20 块钱的 OT 而要等上整个晚上，现在才知道，原来有时候并不是嘉宾要迟到，而是面对一些主人家的盛情难却，明明首长当晚已经要“飞”两场重要节目，主办单位依然表明“等到 10 点也希望首长过来一下” ，眼看节目也相当重要或大型，只有暂且学孙悟空 72 变的功夫，表演表演一下。

但是，事实往往不如人意。有时只是主办单位的一厢情愿，出席者并不知道筹委会的“用心良苦”，结果林先生就因此在街坊的“路边社消息”，吃了不少的野味（死猫啦）。

要怪，就怪现今的科技不够发达，否则，复制 3 个林冠英，“正版”的林冠英留在光大办事，一个在槟岛出席宴会，一个在威省，另一个在行动党总部，就不用 72 变了。

虽然这只是笑料，然而有一个真人真事，就是在不用复制林冠英的情况下，也能让他“一身现二场”。

话说有两个团体在同一间餐厅办宴会， A 组织邀请首长出席， B 组织知悉后，透过餐厅的安排以及双方的“协商”下，大家达成协议，“共用”首长林冠英 — 也即是说，各自先进行各自的仪式，当首长致词时，间隔的屏风就拉开，那两场宴会的出席者，都可以在不需要复制林冠英（或不用他飞奔两场）的情况下，“公司”聆听林首长的“高见”。

当我们听到这个建议时，第一个反应是“咁都得？”，哈，果然是怪事一桩，但是怪得来却也够创意。

谁说“协商”只会“越协越伤”？看你怎么“协”而已！

禁止上厕所

有那一个上司可以这么野蛮，禁止员工上厕所小便呢？

但是我不会到劳工局去告他。

这是发生在2007年屠妖节那天的事。全体星洲北马同事浩浩荡荡出发，参加公司的报宴。
无聊透顶的宴会进行半途中，我和阿雯正尿急想要上厕所救火，却被霸道的主任阻止，命令我们必需坐下，迟些才可以“尿尿”。

当时我们很气，怎么主任这么过份，连小便也不准，当我们是一年级的小学生咩？

接着，就听到司仪报告：“现在我们颁发优秀员工奖，得奖人是槟城办事处的记者陈云清！”

一阵嘻哈狂欢，北马的那三四桌几乎吵到不得了，管他什么表演节目，我们陶醉在自己的天下，整群人围着阿清就这么一杯接一杯地灌他。

灌酒阵容从槟城同事到总社同事，从主任到总编辑，从9点一直灌到宴会结束为止。

酒量向来不赖的阿清，竟然在车上就倒了。她的同房室友未归，结果醉倒在我们的房间内，搞到高层们个个漏夜探班，才来自责不应该灌到这么尽。

一年，很快就过了。现在同事们已经正在策划这个屠妖节如何赴隆参加报宴，然而我却还要思考如何写演讲稿，真的是“物是人非”，感慨良多。

当老板不在时……

（此文经刊登在2008年10月12日星洲日报《大北马》的《28楼》专栏）

以前小学的作文课，每次写“当妈妈不在家时”，都是一个痛苦无助的经历。自从踏进社会后，老板不在已经变成打工一族最期待的日子，不过，这个哲学在28楼却未必应验。

林冠英从开斋节前的9月杪到台北，回国后的不到48小时，又飞到中东去召商，整整有差不多10天不在州内。正常人的逻辑思维，肯定觉得我们终于难得可以偷个半日闲，不用跟着首长像救火般到处乱奔跑。

但是事实往往并不是想象般乐观。首长才飞到台北，我们还来不及担心他会不会被台风吹走的时候，槟城的老天又不给脸下起了连绵大雨，大家在未搞清楚况状时，首长已经透过手机发出指示，要A做什么、B做什么，然后每隔一两个小时一个简讯追问进展，直到槟城真的风平浪静后，我们的手机才终于有得休息。

林首长回到槟城时，正值开斋节期间，许多同事也“配合”首长的出国，请假庆佳节，结果办公室的杂务要务都由区区几个人包办，寂静得有点可怕，工作量比起平日还要多。

首长从中东回来之前，槟城也发生了一些需要跟进的课题。我们只有“据实报导”，把新闻内容一一向老板汇报，所幸有科技的发达，可以透过手机短讯或电邮（不然传真可不知要浪费多少钱了！），我们接到回复时，往往都是当地时间凌晨时分，有时还附上了要发给报馆的文告，所以-- 最压力的时候是隔天清晨查阅电邮的时候，因为首长的 “电子圣指”有多少个，真的要问问自己的运气了。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的“电子圣指”不只是向28楼的人发出，还包括各不同部门的主管啦、职员等，远在千里的老板，却牢牢地控制着槟城的局势，让我真的不得不怀疑：首长是不是把遥控器也装到行李箱去？

不过，首长不在，办公室的气氛也无需跟着他紧凑行程般紧张。所以，你会看到莎菲亚姐每天趁我翻阅中文报时，总爱向我“秀”几个她看得懂的中文字，其他的马来同事也会作状看华文报，然后指着他们认识的“图中人”，要我们解释新闻写什么。

开始时，我以为可以敷衍的带过解说即可，但是却面对同事们 “严厉谴责”，说什么整千字的报导不可能这么短，结果我只有乖乖地一五一十 “报”了完整的新闻，让大家知道华文报写了什么，大家才心甘情愿地继续发表伟论。

同样的，也托多元种族同事的福气，今年的开斋节，我就吃了不少的糕饼，今天A同事带一盒老婆自制的糕饼来，明天有B同事妈妈的杰作，再加上老板从外国买给同事们的整箱手信，这些食物让我们足足吃了一个星期，也暴肥了不少。

老板不在的“真空期”，虽然大家也不见得空闲，但是悬着未处理的文件一大堆，还有很多需要首长过目批准的事情更无法进行，逼使他一下飞机就直赴办公室批阅公文，然后又指示大家“追算”整个星期的工作量（唉，可惜不是调薪般让人振奋）。

当老板不在的时候….. 并没有像中好玩，特别是随时“杀到”的“电子圣指”，分分钟比首长的口传“圣指”更多，加上那堆一口气“追算”的工作量，问你怕没？

要怎样证明？

（此文经刊登在2008年10月5日星洲日报《大北马》的《28楼》专栏）

檳州政府在2周前推介《無線檳州》，計劃在24個月內為檳州人民提供免費無線寬頻服務后，掀起了“無線電波輻射”或威脅健康的討論。

雖然檳州子民，特別是收入在中下階層者對這項免費計劃大大讚賞，但也同樣的面對了一些非政府組織代表的反對意見。

以林冠英為首的州政府認為，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其他國際權威報告，都顯示無線科技沒有對人體健康构成任何危險，也沒有科學證据證明這對人體有害。但是，反對者也持堅：政府必需提出證據，以證明無線是無害的。

這就好像到底應該要被扣留的犯人，證明他們是無罪才獲釋放，還是應該先證明他有罪，才逮捕他們呢？

不過，上述的“要求科學證明”，看來比起常發生在28樓那些無理的“證明”事件，只屬小兒科。

有一次，一位完全沒有預約的學院代表，直接闖上28樓。

此人一到，就大喊要見CM。職員告訴他，首長不在，根據行程表，首長整天都在外有活動或會議。他以為我們這些小職員“仙”他，硬說要見高級主管。結果出動了機要秘書后，他還指着人家的鼻尖，說行動黨的首長辦事處不友善，還問機要秘書在首長辦事處辦公多少年了。

當吳先生說：“我從敦林（蒼祐）的年代做到現在”時，我看到他稍微發紫的臉，真想笑出來（還好不是翁先生出馬，此君可是從更早的王保尼年代服務迄今呢！）。為了掩飾他的丑態，他竟然要我們證明首長真的不在辦公室。

難道要保鏢用GPRS拍下首長在另一個現場的照片給一個不知何故闖上28樓的人，才叫證明？

更讓人抓狂的一次，是首長因行動黨在首都的代表大會，而取消了數月前答應出席的一項活動。活動前約兩周已通知主辦單位，并委派另一名行政議員代表首長出席。

結果有關負責人“鍥而不舍”追問的功夫，讓我這個前記者大嘆不如。連續一個星期，每天每隔一小時一個電話的“逼供”行動，讓全辦公室的人避之則吉。大家也是在忍無可忍向同事牢騷幾句時，才揭發她頻密的撥電次數，以及近乎瘋狂的追問行動。顯然的，全辦公室都成為受害者。

我“中招”的那一次，是正趕在各報截稿時間前翻譯首長的文告。當時禮貌回應說：“根據最新的記錄，首長因有要事無法出席，不過已經派XXX行政議員代表。”

她顯然很不滿這個答覆。她說，她有證據證明首長答應出席，就是數月前首長府的回函。她還要我提出證据證明為什麼首長不能出席，要給她充份的理由，否則她是不會相信的──即使她已經收到另一封說明首長無法出席的書信。

連珠炮似的“審問”，讓人疲累，可辦公室的電話又不能不接聽，結果工作效率就被一個要求“證明”的人搞砸了，還得自我催眠快快恢復狀態呢！

看來，28樓真的需要添購一台時光機，時時向不速之客“證明”首長未來所在的地理位置，也“證明”我們這些打工的，沒有說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