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利拉菡妮

(此文经刊登在2009年5月24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法利拉菡妮是我的新同事。不用说，单看名字，你就知道她是马来同胞。

她讲得一口流利的华语，而且，还是与我同一间母校毕业，受华文教育的背景，使到她处事的思考方式与我们很接近。

法利拉菡妮初来报到的时候，很不幸的，就遇上了州立法议会的“繁忙时期”，大家还来不及给她一个适应期，她就被逼与我们一起拼了。

我们对法利拉为何会选择念华小深感好奇，找到答案后，更是笑到不得了--- 原来，她是为了和好朋友念同一所学校，而选择了同善华小。想不到这“误打误撞”的第一步，却是改变她一生的开始。

很多华校生在出来社会工作后，由于接触华语少了，连一句完整的华语都说不出。可是，法利拉不只能够以流利的华语沟通，有时候还会拿着中文报，指着一些深奥的字，问我们是什么意思，同样的，我们想不到国语的正确翻译时，她就是办公室里最好的字典。

更让我大开眼界的是，有一次我们到访她之前工作的州秘书署图书馆，发现到有人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名句，联同国语的近乎完美的翻译版本（Perjalanan beribu batu bermula daripada langkah pertama），大刺刺地贴在显眼的地方，我就跟她说：“哗，这句译得好，我们以后可以加进老板的演词中”。

这时，她才透露：“嘿，其实那是小妹的杰作呢。”

因为她懂华语，有时候大伙儿谈天谈得兴起的，不小心转成华语的“天下”时，也不需要拉Handbrake，反之，她还可以随时“插一上嘴”斗意见，搞到办公室的“香蕉人”沦落得只有听的份儿。

除了华文造谙佳，法利拉菡妮的马来文和英文也顶呱呱，加上在加入公务员行列前，曾经在私人界“打滚”过一段日子，工作效率超高，理所当然成为大家的宠儿。

在很多以华文为主的节目，首长都爱向大家炫耀他有这么一名得力助手，当然，“介绍词”中都加入了“她的华语讲得很好噢”这句话，往往引起全场哗声四起。

有一次，当老板在用华语致词时，一时不察，竟把第三音念成第二音，法利拉很紧张地在我耳边问，“惨了惨了，老板念错了，怎么办？”

再有次，我们边谈边走直电梯，刚好有一批承办茶点的工作人员在内，他们看着我们用华语交谈，一幅不可置信的模样，还问我：“你的朋友是马来人咩？为什么她讲华语的？”

这只是一些小插曲。法利拉加入之后，办公室里的“香蕉朋友”们，终于激起要学华语的热潮。他们试图和法利拉讲华语，不过却常常闹笑话。

比如，今年已荣升57岁的老翁，有一天下班前问法利拉，“Farida，你要回家啦？”她说，“是啊，因为今天我很累了。”

好学的老翁问“What is 累 har？”

笑完了之后，不懂大家是否知道，28楼最有权力的那个，其实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二毛子”呢？

“清白”的代价

(此文经刊登在2009年5月17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当投诉公务员的工作效率已经成为时下的一种潮流，加上大部分人在人生中皆累积了很多碰钉经验，任何人作出投诉公务员的言论，都会一致地获得大众认可，真正有做工的公务员，就往往落得“水洗都不清”的下场。

28楼每天要处理的事成堆成箩，有时候前几天才跟另一些部门闹得不可开交的课题，隔了几天就忘个清光，要几个同事一起想了好久才记得起来。这与以前当记者时，一个月前采访谁都记得一清二楚的情况相比，不懂到底是记忆力衰退了，还是诚如证严法师在静思语中说的“闲人无乐趣，忙人无是非”呢？

在政府部门工作，特别是首长府工作，常常会被一些企图利用关系者投诉而蒙上不白之冤。 比如，明天晚上的宴会，这名与某议员有点交情的邀请者，就会大大声告诉老板说几个月前请柬已经发出，为何效率会这么差，总之他不管，要老板明天一定到。

遇到这样的无赖，要是整个办公室的运作没有一个良好完善的记录系统，那么我们几乎每一天都要被逼吃下几只“死猫”（虽然槟州政府是猫政府，但死猫真的不能吃的）。

通常在翻查收件记录后，往往这些人的所谓邀请信，是通过谁谁谁的谁交来的，有时所托非人，28楼根本没有收到邀请信，或者是宴会日期前的两三天才收到，那时首长的节目表已经排得满满的，分身也乏术了。

要是我们没有每样大小事都记录的话，每天上百上千的来往信件及通话，如何详记呢？

曾经有一次，一个团体要求首长在其刊物上发表献词，我们就要求对方提供相关的资料，结果对方拖了两个月才电邮过来，可是隔天却在宴会上遇到某行政议员时，向对方投诉说我们处理了两个月还未完成。搞到有关的行政议员呱呱大叫。

要不是小妹连几时打电话给有关单位的谁人，甚至连日期时间都记录下来，让对方无言以对的话，这只大死猫，不用说又要我们“生啃”下去了。

为了证明本身的清白，我们这些身兼多职的公务员，必需比任何人更小心，必需处理更多根本没有绩效的记录工作。从收信的日期、第一通电话的时间、接线人的名字、后续工作的演进表等，都要一清二楚逐一记录下来，以保持“清白之身”。

诬赖别人是人的本性，诬赖公务员更是很多喜欢玩“最后一分钟游戏”者的“习性”。只有明确的记录方案，才能免却了写解释信、避过被追究责任，甚至是与对方辩论谁是谁非的时间，可是却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量，浪费公家的时间，却又不得不这么做。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游戏，有小人的地方就有更多的暗箭。官场上的明枪是首长在挡，职场上的暗箭，则需要我们这些小助手去防了。

原来，“清白”，也是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州议会比一比

(此文经刊登在2009年5月10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槟州立法议会才结束不到两个星期，霹雳州就发生了史上最乱的立法议会，连一家华文报的社论，也以讣告式的黑底白字“无言哀乱象”来形容，无言得很“认真”，也十分有创意。

立法议会是最高的机构，在过去，普罗大众对州议会的印象，都蒙上一层的纱，像雾里看花，越看越花（眼花的花啦），除了被逼采访的记者之外，州议会对大部分的人而言，几乎是一个“生人莫近”的地方。

除了由回教党执政的丹州之外，在 308 政治大海啸之前，马来西亚没有一个国阵州属的立法议会是通过网上直播的方式“公诸于世”的。 308 过后，由民联执政的雪州、槟州和霹雳都纷纷网上直播，坦荡荡展示议会的过程，以行动显示“没什么是不能见人的”。

槟州的州议会直播，从第一次的一塌糊涂，到现在的得心应手，电脑部居功不少。加上技术人员的配合，那些因为议会厅座位不足而被迫在外采访的记者，还可以直接坐在大厅或食堂内看直播，一边采访一边打稿，逐步朝向高科技年代的生活方式迈进。

首长夫人周玉清曾经在一次与我们共餐时提起，说槟城和吉隆坡的记者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她说，在马六甲采访立法议会的记者，不得进入议会厅内，他们必需到楼上的一间密室“隔离”采访，当局更曾经一度把可以透视议会情况的玻璃镜给盖起来，在投诉成功后，记者才能够一睹议会详情 — 不过，必需是要站起来，身体倾前才能看到发生了什么事。

国阵夺权成功后，霹雳的立法议会不再有直播了，所以大家只能从媒体得悉议长是如何被“抬着”出去。这就是很明显的“改革”和改变。那些早前口口声声讨伐民联杯葛马来前峰报的“猛将烈士”，却在那几天宣告临时人间消失，令人唏虚：政坛果然无奇不有啊。

说回槟州的立法议会，我在协助议会秘书分派文告的时候，遇到数名未曾见过，但是却一副记者装扮的人士（他们连手提电脑都带来了，可不是参观那么简单吧）。原来他们是一群很热心时事的部落客，他们表明身份后，也要求取得相关文件。所以，他们在议会“采访”是与记者享有同等待遇的。

槟州立法议会必需是严肃的，但是议长阿都哈林的创意，却为议会走入民间开了先河。他主动邀请学院生来参观，还在议会开始前“提醒”众议员“注意言行，以免教坏学生”，已经是历史上的一小步。

政治领袖（如我的老板）被人批判是正常，也是迈向民主社会的必经之路，然而民主的进程却是在有得比较之后，人民才醒悟和成长的。选择性的批判行为偶尔还能奏效，但发生了的事实，却是时代永远的代言人。

有得比较，果然是世界上最有效的工具。

哎哟哟鸡毛

(此文经刊登在2009年5月3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市井小民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奴性，见到官员就身不由己地表现出低人一等的姿态，长期下来，造就了很多公务员的傲性，也就是我们通称的“官样”。

每个人在生活的不同阶段都曾经有过这般咬牙切齿的经验，但是却苦无投诉之门，只能把苦水往肚子里吞。

当我还是小记者的时候，就在采访的过程中屡次遭受到这般的白眼。身份对调之后，我就频频自我提醒，千万不好变成那个你之前所讨厌的那种人，否则面目可憎到照镜子时也会被吓死。

有时真的怪自己太天真，以为名片的名字前面印上“槟州首席部长新闻秘书”的皇牌，万事就可以通行无阻，累积一年的经验实实在在地告诉我：要整你要玩你的人，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啊。

就说最近一单官方重要仪式好了，仪式的前一天，礼仪部的官员才通知我，要求我帮忙吩咐记者朋友们，隔天只能站在一个角落拍摄宣誓的照片，以免影响官方仪式的进行。

这个要求我认为非常合理，也对有关官员的贴心和周到感到窝心，就一口答应了。

但是抵达现场时，另一名联邦政府新闻部的官员却以大厅不够位为由，阻止记者进入采访，只有官方新闻社的摄影队获准入内，连马新社的记者也被拒于门外。他说他是“接到指示”才这么做，我问是谁的指示，他却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更教人气结的是，当我告诉他，如果记者不被允许入内，为何不早点通知呢？这样我们可以省却邀请记者的麻烦啊。对方一句“我没有接到指示说必需通知你”回应，我仿佛看到一把鸡毛扫在他的手上（俗语说“拿着鸡毛当令箭”嘛！）。

在安抚朋友们的情绪，并向老板作出汇报后，有关官员应该以为我会很气急败坏地在跳脚而沾沾自喜的时候，我“通知”他，“我接到指示，记者们因为不得其门而入可以先走啦，今天不会有重要的宣布，要是这个活动零宣传的话，可别怪我。”

也许感到可能会背黑锅，他开始急了，忙解释这解释那的，倒是需要我反过来安慰他，说我们不怪他，毕竟他只是“接到指示”啊。这副与刚才完全不同的“德性”，不禁让我哑然失笑--- 要是刚才你的态度好一些，何必落得这个地步啊？

这也让我想起在另一个官方仪式，“大粒人”身边的“牛头马脸”遇到我时，对我吼叫，说什么刚才国歌奏起时，他看到有记者在走动，要我负起全责。

当我问他是那一个记者以便提醒他们改次注意时，他却说不出口。我告诉他，要指控一个人贪污，也需要证据啊。他驳不过我，以更大声的口气威胁道：“你知道吗，国歌奏起有人在走，我们可以射他的？”

这回轮到我语塞了。我在想，要是他本尊如厕半途巧遇国歌奏起时，不懂是先拉好拉链呢，还是"坦荡荡"地快快肃立高唱国歌？

哎哟哟，鸡毛始终是鸡毛，不能当令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