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部门和私人界"转换角色"?

周一休假，预了整天的时间去移民厅，做一个新的护照。

10点半睡醒，ICI之后11点半去拍美美的照片，12时35分踏进移民厅，排队，拿表格，填表格，5分钟后拿号码，号码上注明“Borang ini diproses antara 1100-1300”。

这时我很想笑。已经12时40分了，以公务员的效率，怎可能在20分钟内搞掂呢？

事实果然让人掉眼镜。没想到我人未到，号码已在“嘟嘟响”。

走出移民厅，才12时50分。我为自己的先入为主感到丝丝的不好意思。那个女职员还叫我去喝杯咖啡，2个小时后回来拿做好的护照。

趁这个空档，跑到RHB银行去，想要Update 存折，看看ATM提款的钱和打印的数据是否正确。走到客户服务柜台，专员告诉我，他们这里没有这个机，去Counter吧。

走到Counter问能不能帮忙Update passbook一下子，那个家伙台起头来看了我一下，回应说，“Tak nampak i tengah kira duit kah? U pergi ambil number tunggu lar.....”

那时是122号，我去领号码，是225号。

以前的公司用的是Southern Bank，客户服务柜台能够快快替顾客印一印那本簿子，每次不消2分钟就大功告成，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RHB，却要我排队慢慢等呢？

难怪两年前亚航与RHB推出的AirAsia信用卡，现在已经换成Citibank和亚航。这种服务，换作我是亚航，我也这么做。

一年前在同一间RHB询问PTPTN能否直接汇款时，也遇到同样的“礼遇”。等了一个钟后，职员把你踢来踢去，最后我一气之下，生平第一次填了满满的“顾客意见”表格，还留下电邮、手机，希望有关高层会关注。可是到了今天，我却没有接到任何的咨询。可见大家是多么“同心协力”啊。

还好现在已经有ATM，不然我们每个月要拿薪水可真是一大折磨。

曾几何时，我们的公务员服务效率，已经与私人界的银行倒转？害到我有点精神错乱，需要多一些时间来调整那难以平伏的心情。

全国大选的“缩小版”

（此文刊登在10月5日星洲日报大北马“笔笔皆是”专栏）

闹得大学城风雨不停的大专选举终于落幕了。

作为驻在槟城的记者，虽然无缘经历马大或博大的校园选举风云，但是却有幸见证了风平浪静的理科大学校园选举。

从提名日到成绩揭晓，都是由我与数名同行负责采访。这个过程，让在大学里只懂得投票，懒得去理青派蓝派之争的我，对大学选举有了更深的认识。

记得在投票日当晚，一名公关感慨地告诉我：“学生选举是只说不做的把戏，年复一年地重演，每一年的候选人，在竞选时都喊出了很振奋人心口号，一年任期过后什么都不变，只是换了另一批的候选人，新一批的学生。我们看到麻木了。”

另一边厢，我们打听到消息，指所有亲校方阵线的候选人，都获得校方的“祝福”。大家都“恰巧”穿上一模一样设计的外套、大衣，还有资源丰富的训练及宣传，此景在成绩揭晓时更为明显，穿着亮丽的“宏愿队伍”，和穷学生派疲惫的容貌，形成强烈的对比。

咦，这一切的一切，听起来似乎很熟悉，好像在哪里见过？

这就是我们全国大选的“缩小版”啊。校园内的青和蓝，基本上是像征着国阵的蓝和回教党的青而传出的。虽然所有的候选人、校方及公关，都大力否认校园内存在青蓝两派（即亲学生及亲校方阵线），但是它却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着，而且还很“积极”、很光明磊落地运作着。

不是吗？获得资源的蓝派，往往在大选时控制了主要的资源，在人力财力样样皆占优势的情况下出征，对手是人丁单薄、财力望尘莫及的反对党。

大学的公关说，学生投票像玩游戏，大家听了就算，没有人认真去检视所选的学生代表，是否替他们争取福利，也许是学生投票的经验太少，加上年年换学生，所以经验无法累积，导致学生代表的素质一代不如一代。

反观我们自认的成熟社会，选民一届复一届地被政客利用，虽然他们在社会上的投票权，不会因“大学毕业”而换人，但是似乎很少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就这样重犯初学投票者才会犯下的错误──轻信漂亮的口号和宣言，一次又一次地被没做工的议员和政党蒙骗。

说大学是社会的缩影一点也没错，但是社会的成熟度也未必比大学好。有怎样的选民，才产生怎样的领导人。美国那个频频出糗的总统，还不是由与他同等级的人民选出来？

敬爱的人民，别再只是在咖啡店骂政府的笨人和懒人了，是你们“造就”了他们的今天。只有行使自己已遗忘的权力，把不要的人“踢”出权力的核心，这样才是在救国家和社会。

如果你拿不到好新闻，那是因为你不敢问

一位著名的战地记者说过，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走得还不够近。

一位北马区著名的采访主任，引用这位战地记者的话，发明了一句不同词句但意思相似的话：

“如果你拿不到好新闻，那是因为你不敢问。”

还好他讲那句话的时候，是我拿了一个算不错的新闻回来的那一天。

不管这句话是否存有影射的成份，但是这个主任，的确是“一语惊醒梦中人”。让我思考了一整天。

星洲日报的郑丁贤形容，日本記者長井健司在緬甸被军人杀害，是因为他走得太近了。

如果我们因为太敢问了，得罪了不应该得罪的人，也许就这样从人间蒸发了。

長井健司死了，是新闻界的遗憾，这段历史，全世界在解读着。

如果我们因为太敢问而送命，也算是替我国新闻自由陪葬吧。虽然目前我国还未发生这样的事，可是谁又敢担保不会呢？

看来，报馆应该替记者买一份称为“发问风险”配套的保险。万一记者在问了被当局认为不应该问的问题而遭殃时，至少还有保费赔偿来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