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拍照的那一刻

(此文刊登在2006年10月24日星洲日报大北马<笔笔皆是>栏)

碰到新认识的朋友，知道我当记者，都会好奇地问东问西。其中最多人问的是：每次你们采访和报导出来的东西，都是事实吗？

不便作详细的解释，就告诉他们近期的采访经验，是非真假让大家自己去思考。

这就是采访明德正校获得首相署特别拨款的那一天。

那是我第一次踏足这间小学，虽然马华槟州主席拿督斯里陈广才“大驾光临”，但是仪式也只能在空间相当狭窄的礼堂举行。热爱华文教育的人士、政党的领袖和采访的记者都把小小的礼堂给挤满了，台前只有很小的空间让嘉宾致词，看着这批满头大汗的热心人士，当时我真的深切感受到华小的艰苦，也感染了他们对华文教育的那一份情。

当仪式进行到最高潮也即是移交支票时，竟然听到司仪先生诚心地劝告大家：“移交仪式现在开始了。请大家先坐下，这儿空间太小没办法挤。我们先让嘉宾移交，然后我们再在外面拍一张大合照，大家都有机会拍......”

也许是我这个小记者没见惯大场面，给司仪搞湖涂了。但是一转眼，我竟然发现到出席的“党要”们，纷纷不好意思地坐下来，我终于明白是什么一回事了。

第二天，全国各中文报都大篇幅报导马华公会代表首相署移交50万令吉的支票给明德正校。转至校门前进行的移交仪式，除了代表马华、本来就应该出现在照片中的陈广才之外，其他的国州市议员都不知在什么时候冒了出来。结果，过去多年来为明德劳碌奔波的校长、家协成员、董事会成员，都被挤到16mm 的广角镜头以外的角落去。

作为从华校毕业的一份子，我当然非常感激这笔“特别拨款”，让明德减轻了许多财务上的负担。但是当局在会上频频强调“我们这次移交的不是一张拨款书，而是一张50万的支票”之言论，却给了我很大的思考空间。当然，他们的出发点无非是想借此增加出席者对有关拨款可以“到手”的信心，然而，听在我耳里的感觉却是：难道过去政客们都以“拨款书”过招，没有真正过账？实情是如何，相信只有当局者清楚。

一次“特别”的采访经验，的确让我这个小记者成长了不少，也理解到为什么我们的镜头里，会无缘无故出现很多个人头的情况。

虽然古人有“一图胜千言”之说，但是很多时候，图片展现的却未必反映了真正的事实。站在工作的岗位上，记者们都很想把真相透过照片传达出来，但是采访线上太多“等待拍照那一刻”的热心人士，再怎么愤愤不平，也只有默默地做好自己的本份，真相假相只有靠读者的智慧去分辨了。

满颈火气

做记者4年，几乎不曾受过这种无谓的气。

10月18日，被委派采访柯为雄巡视打枪埔的新闻。9点半的节目，他将近10点才大摇大摆地出现。然后带着一堆记者，去损坏的电梯前，指指点点，并指示官员做事，让我们“见证”他有做工。

搞了近一句钟之后，终于可以开始给PC。原本以为简单三两句就可以拜拜了，岂料他说要边吃早餐边给PC。于是闲聊和PC同期进行。啰哩啰嗦了一大堆，没有一个fact可以做新闻头，只有电梯坏的历史。

我问了几个问题，包括：

你说电梯板坏了3年，请问你做了什么？
答：我们曾经找过房屋局的官员反映啊。

几时？ 答： 几个月前吧。

那么现在电梯几时才能修好？
答：我们要尽快啦。

耗资多少钱啊？
答： 以前大选后我们修FGH三栋用了100多万。（答非所问，现在是E座组屋啊）

于是他就开始埋怨官员的办事效率啦，市政局的程序啦什么的。我们一边吃一边听。

回到报馆毫无头绪应怎么写新闻，这是我第一次采访一个州议员的节目搞到无从下手的地步。没办法，只有请教主任，一五一十把整个PC的情况和内容呈报上去。

主任眼睛一转，要我highlight“州议员难做”这个Point，作大北马第二版的小评论。原本在评论中，我提到“即然柯氏认为州议员难做，相信他懂得在下届大选前做出明智的决定，这个难做的职位，也有大把人抢着做”，结果被主任删掉，要求我用中庸一点的语气重写。

新闻隔天见报，一切风平浪静。

一个星期后，行动党的章瑛在光明日报《国会写真》一栏，引述星州的报导，以一模一样的《州议员难做》为标题，写了一篇内容直接hentam 柯为雄的报导。我看了才骇然发现，原来自己写评论的功夫，真的与她相差太远了。

全长千多个字的评论，章瑛每一段都是精彩要点，从柯氏的埋怨，到州议员的权限、市政局的差劲效率、国阵当年如何诬指反对党为“睡美人”、国阵把反对党当挡箭靶等，到今天反对党议员渐少导致国阵议员自食其果，写作文的“起承转结”让她发挥得淋漓尽致，真是让人拍案叫绝！

两天后，行动党谢是发在打枪埔做PC，说柯为雄如果认为议员难做就辞职。结果其中一名采访的记者为了平衡报导，致电柯为雄，要求他给意见。

半小时后，我接到柯为雄亲自来电。他说我写的东西害他被反对党搞，而且强调这只是与我们“闲聊”，怎么我会当作新闻来写，也让民政党的上司以为他要搞什么鬼。他还说，“拜托你们啦，不要再让我头痛了，上次以华制华的那个记者已经让我很头痛了。”

于是我反问他，“请问有那一句话是你没有讲而我多写的呢？”

他说没有。于是理亏就转话题了，他说是编辑的错，因为打了一个这样的标题害死他。要我跟编辑说以后小心点。

我告诉他，我只负责写稿，打标题是编辑的责任，我无权过问。

最后，他竟然要求我，“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可以帮我写一个评论，来Cover up 章瑛的评论，毕竟你也是在现场看到我被骂的记者啊。”

哇唠，这种话他竟然讲得出。我告诉他，上次李学德被选民骂，我大大个标题“据实报导”，李学德也没有找我算账啊。

我明确的告诉他，要我替他写一个评论，这是不可能的。（当然啦，要我写一篇违背自己良心的稿，我自杀死掉算了。如果真的写，看来我会把他的情况搞得更糟糕）。

满肚子的火去向值班的副主任呈报。他说，这家伙的新闻 sense 也未免太差了吧，如果真的对标题不满，早就应该在新闻刊登那天就来报馆反映，而不是等到章瑛展开笔战才“醒觉”。

故事还没有告一个段落。他开始到处去跟民政的党要、国州市议员说，以后你们跟记者“闲谈”要小心啊，他们会拿来做新闻的，搞到个个见到记者像见到鬼一样。这个风声，在我前公司传得最疯狂。

我不想解释。还好我现在是全国第一的记者，主任说那篇稿他看过，以后再有什么事，找他替我解决就对了。

这里只有几个要点，交由英明的人民去思考：

如果柯为雄真的认为他是在“闲谈”的话，那么打枪埔电梯坏的PC，也是属于“闲谈”的一部分啊（因为是在同一个场合同样的情况下讲的），是否意味着他也不希望我写呢？

叫记者来采访PC，要记者“目睹”你交代官员做事，是否要告诉大家你有做工呢？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是否意味着没有开PC的日子他是没有做工呢？

如果不是章瑛把我的新闻标题作为评论来写，是否意味着我写的东西是正确而且没有问题的呢？

身为一个要求有言论自由空间的政党的州议员，他竟然可以开口要记者用记者的名字写一篇评论替他解围，除了干预言论自由，我真的想不到还有什么更贴切的话可以形容这种局面。

这个课题，在报界已被这名议员炒得热烘烘。身为一个平凡的记者，我已经在呈报上司后，作好任何的准备去应对他接下来的行动。

现在，终于亲身了解到同行阿芳之前面对的问题。幸好，从事这行以来，我的公信力和可信度还处在“可以”的阶段，加上有主管的支持，这肯定不是一个大难题。

也许这是很长的日记，但我也许下了一个愿望，希望下一届大选，主管会委派我负责采访他的选区。

假博士的饼屑

从来不相信13号是不幸的日子。现在不得不相信。

13号那天，被派去采访槟州中元联合会一个节目。仪式简单，一群女记者趁空挡不断交流，直到节目开始为止。

原以为节目完了可以快快离开，那里知道出席的其中一个假博士（他说他是真博士，但是主任不允许我在新闻中写他是博士），一直不断要我们听他的伟论，加上林炎葵要求我们“帮忙”吃掉美味的芙蓉烧包，结果我们就这样留了下来。

起先假博士是讲关于华人历史的东西，后来谈到副首长说槟城不是莱特开埠，而是印尼人时，就越来越口沫横飞了，他手中拿着芙蓉烧包，一面咬一面讲话。

他先骂“北马第一”没种，不敢刊登他所发表的伟论。骂着骂着，又骂“全国第二”也不太敢写，很“鸡母”。骂到起劲时，他把全国所有华文报都毒骂了一顿。

由于不想跟没有水准的人对话，于是我一直强忍着不反驳。那里知道就在快要离开的两分钟前，他口中的芙蓉烧包饼屑，竟然不偏不倚地喷到我的脸上，我用手模一下，还好是干，但是这次我真的忍无可忍了，决定反击。

看他完全没有意识到饼屑喷到我脸上的事，于是我从他言论中的课题发问：XX， 你说我们不敢登你所说的话，我想请问，如果我们真的因为登了你的言论，而被国安部吊销出版准证，请问你能做些什么？

假博士先是一怔，然后假假地用“呵呵呵呵”那种令人想呕的笑声来回答我的问题。

同行彼此打了个眼色，无趣地走了。

假博士的饼屑，让我想起就想呕一顿。还好这几天工作太忙没时间吃，不然，真的会死。

谁说13号不是倒霉的日子？

你敢叫教授这样"摆波士"吗?

在澳洲墨尔本大学媒体中心实习时，学习安排一次的记者会。

那是一个教授发表了有关儿童学习的学术文章，要求记者采访。

结果记者大阵仗到我也吓了一跳。更离谱的是，事事讲求“CASUAL”的红毛人，竟然要求教授摆了数十个“波士”，不同报馆有不同风格，电视台还要她多次从大门走进图书馆，一拍再拍。

最够力的是，其中一家报馆的摄记，还要身穿迷你裙的教授，整个人躺在地上和小孩子看书的画面。看到她面不改色地配合，我真羡慕那边的记者。

换作是理大的PC， 我们多几个要求PR就脸黑黑了，更何况是要他不顾仪态地躺下来？

不同国家，不同国情，原来是真的。什么时候，我们去采访新闻可以这样“为所欲为”要求受访者“摆波士”呢？

难怪，世界级的摄影奖，都给这些红毛国家的摄影师扫到清光。原来不是摄影技术的问题，而是影中人配合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