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颈火气

做记者4年，几乎不曾受过这种无谓的气。

10月18日，被委派采访柯为雄巡视打枪埔的新闻。9点半的节目，他将近10点才大摇大摆地出现。然后带着一堆记者，去损坏的电梯前，指指点点，并指示官员做事，让我们“见证”他有做工。

搞了近一句钟之后，终于可以开始给PC。原本以为简单三两句就可以拜拜了，岂料他说要边吃早餐边给PC。于是闲聊和PC同期进行。啰哩啰嗦了一大堆，没有一个fact可以做新闻头，只有电梯坏的历史。

我问了几个问题，包括：

你说电梯板坏了3年，请问你做了什么？
答：我们曾经找过房屋局的官员反映啊。

几时？ 答： 几个月前吧。

那么现在电梯几时才能修好？
答：我们要尽快啦。

耗资多少钱啊？
答： 以前大选后我们修FGH三栋用了100多万。（答非所问，现在是E座组屋啊）

于是他就开始埋怨官员的办事效率啦，市政局的程序啦什么的。我们一边吃一边听。

回到报馆毫无头绪应怎么写新闻，这是我第一次采访一个州议员的节目搞到无从下手的地步。没办法，只有请教主任，一五一十把整个PC的情况和内容呈报上去。

主任眼睛一转，要我highlight“州议员难做”这个Point，作大北马第二版的小评论。原本在评论中，我提到“即然柯氏认为州议员难做，相信他懂得在下届大选前做出明智的决定，这个难做的职位，也有大把人抢着做”，结果被主任删掉，要求我用中庸一点的语气重写。

新闻隔天见报，一切风平浪静。

一个星期后，行动党的章瑛在光明日报《国会写真》一栏，引述星州的报导，以一模一样的《州议员难做》为标题，写了一篇内容直接hentam 柯为雄的报导。我看了才骇然发现，原来自己写评论的功夫，真的与她相差太远了。

全长千多个字的评论，章瑛每一段都是精彩要点，从柯氏的埋怨，到州议员的权限、市政局的差劲效率、国阵当年如何诬指反对党为“睡美人”、国阵把反对党当挡箭靶等，到今天反对党议员渐少导致国阵议员自食其果，写作文的“起承转结”让她发挥得淋漓尽致，真是让人拍案叫绝！

两天后，行动党谢是发在打枪埔做PC，说柯为雄如果认为议员难做就辞职。结果其中一名采访的记者为了平衡报导，致电柯为雄，要求他给意见。

半小时后，我接到柯为雄亲自来电。他说我写的东西害他被反对党搞，而且强调这只是与我们“闲聊”，怎么我会当作新闻来写，也让民政党的上司以为他要搞什么鬼。他还说，“拜托你们啦，不要再让我头痛了，上次以华制华的那个记者已经让我很头痛了。”

于是我反问他，“请问有那一句话是你没有讲而我多写的呢？”

他说没有。于是理亏就转话题了，他说是编辑的错，因为打了一个这样的标题害死他。要我跟编辑说以后小心点。

我告诉他，我只负责写稿，打标题是编辑的责任，我无权过问。

最后，他竟然要求我，“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可以帮我写一个评论，来Cover up 章瑛的评论，毕竟你也是在现场看到我被骂的记者啊。”

哇唠，这种话他竟然讲得出。我告诉他，上次李学德被选民骂，我大大个标题“据实报导”，李学德也没有找我算账啊。

我明确的告诉他，要我替他写一个评论，这是不可能的。（当然啦，要我写一篇违背自己良心的稿，我自杀死掉算了。如果真的写，看来我会把他的情况搞得更糟糕）。

满肚子的火去向值班的副主任呈报。他说，这家伙的新闻 sense 也未免太差了吧，如果真的对标题不满，早就应该在新闻刊登那天就来报馆反映，而不是等到章瑛展开笔战才“醒觉”。

故事还没有告一个段落。他开始到处去跟民政的党要、国州市议员说，以后你们跟记者“闲谈”要小心啊，他们会拿来做新闻的，搞到个个见到记者像见到鬼一样。这个风声，在我前公司传得最疯狂。

我不想解释。还好我现在是全国第一的记者，主任说那篇稿他看过，以后再有什么事，找他替我解决就对了。

这里只有几个要点，交由英明的人民去思考：

如果柯为雄真的认为他是在“闲谈”的话，那么打枪埔电梯坏的PC，也是属于“闲谈”的一部分啊（因为是在同一个场合同样的情况下讲的），是否意味着他也不希望我写呢？

叫记者来采访PC，要记者“目睹”你交代官员做事，是否要告诉大家你有做工呢？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是否意味着没有开PC的日子他是没有做工呢？

如果不是章瑛把我的新闻标题作为评论来写，是否意味着我写的东西是正确而且没有问题的呢？

身为一个要求有言论自由空间的政党的州议员，他竟然可以开口要记者用记者的名字写一篇评论替他解围，除了干预言论自由，我真的想不到还有什么更贴切的话可以形容这种局面。

这个课题，在报界已被这名议员炒得热烘烘。身为一个平凡的记者，我已经在呈报上司后，作好任何的准备去应对他接下来的行动。

现在，终于亲身了解到同行阿芳之前面对的问题。幸好，从事这行以来，我的公信力和可信度还处在“可以”的阶段，加上有主管的支持，这肯定不是一个大难题。

也许这是很长的日记，但我也许下了一个愿望，希望下一届大选，主管会委派我负责采访他的选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