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米不成反添米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4月24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砂州大选落幕了，我的老板也回来，除了向我们一一追问过去一周来所发生的事，当然也分享了很多在砂州发生的“奇人异事”。

其中，当我们向老板报告，指光大的“下一任首长”甘尼又趁他不在槟城时，到警局报警，指要州政府交代霸级市场及超级市场征收的每个塑料袋20仙，到底去了哪里。

听到这里，林冠英笑到差点说不出话来。他说，原本这家伙是配合砂州大选要弄垮民联在砂州的战役，岂料他这回“倒米不成”，反而进一步为民联加分。

话说当所有媒体被限制刊登在野党新闻的当儿，这个看起来亲国阵，或者直接一点来说，是对民联“不利”的新闻，也有缘“飘洋过海”到砂州，还占了挺不错的版幅。

于是选民心中起了疑问：是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钱去了那里啊？

还好槟城那批负责撰稿的记者超级专业，在采访甘尼报警的新闻之后，也做了一点点功课，加上一个“新闻背景”，陈述在某年某月某日，林冠英在那一个场合已经说明，这笔钱将会悉数用在州政府的除贫基金上，更有一些勤力的记者，还把跟进新闻的资料（截至某年某月为止共筹获多少钱），也一概加上新闻中。

结果，只要遇上心存疑问的选民，除了口述、逐一解释之外，还可以配上受到国阵钳制的报章上之“完整报导”陈述真相，加强说服力。

这么一来，远在砂州的选民，对州政府保护环境的努力更是赞赏，有者还频频追问：怎么你们没有告诉我们这一部分呢？

就这样，在竞选步入后期的当儿，这一丁点能够在印刷媒体曝光的新闻，吸纳了很多知识份子和环保份子的支持。（因为网络媒体“刚巧”被骇客入侵，无法运作）

也许是民联的良好施政和惠民政策太多，宣传队伍未及把一大堆啰哩啰嗦的资料印成“火车路”般长的传单，所以并没有把细节也纳入宣传内，这无免费塑料袋的良政也没有得到“详述”。

无论如何，这次还是要谢谢甘尼。托他的福，民联在砂州竞选期间，才能够在重重的媒体管制下，冲出重围，亮出环保这块“宝”。

虽然他的原意和出发点是要让政府丢脸，要让民联败北，也正因如此，才能够占了国阵所操控的媒体的版位；也正因他想倒民联的米，反而“不小心”替民联“添米”。

所以啊，可爱的甘尼也好，可爱的反对党也好，虽然你们制造了很多疑问，但间接地，我们也需要很诚心地感激你们的“贡献”，要是没有你们一直“是也反、不是也反”，槟州民联很多良好施政，根本无缘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国阵控制的媒体上。

谢谢你们的“倒米”，给我们添了很多的米。

启迪民智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4月17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砂州选举期间，电视上的一则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

话说副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到砂州拉票，平时百姓千求万祈也没获回复的对话会，这次竟然是由副首相大人“亲自下场”，与200个团体对话兼共用早餐，所以一大堆组织就趁机提呈备忘录给政府。

最有意思的是，当记者访问一名华团代表，问他们备忘录里的内容是什么时，对方说：“我们要求联邦政府制度化拨款给华校。”

咦，怎么这对白“熟口熟脸”的？这不就是林冠英一天到晚呐喊的“政治语言”吗？

如果没有308那场政治大海啸，华团领袖即使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私底下”向国阵政府开出这个要求，更何况是公然对媒体这么说？

308前，这是大家“心照”的秘密。308后，这在民联州，变成了一个制度。即便是回教党执政的吉打州，也把马来保留地拨给华校用途。华社的要求，也从国阵认为的“洪水猛兽”变成一个小小的“人民之声”。

在过去，华校获得拨款，要看长官的脸色、部长的心情。只有在选举时期，当华社具有“利用价值”时，那些原本就应该在预算里面的拨款，才突然间大发慈悲似的如雨水般发下。

为什么这样呢？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只有一些人知道。制度化有这么难吗？为什么民联州在上任短短三年内，就以行动证明年年能够获得制度化拨款？而且，数额是一分钱也没少的情况下，直接汇入董事部的银行户口。

那为什么以前只能透过当地的“地方领袖”拿到？为什么以前政府工程只有“认识里面的人”才有机会沾到一点而现在可以直接上网招标？

以前，人民没见识过，所以不知道“原来政府也可以这样的”。现在看到了，所以敢要求了，直接一点来说，变天的意义，不只是换了一个比较好的政府，而是开启了百姓的智慧。

林冠英常常挂在口中的“启迪民智”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我国一个小小的补选会掀起这么大的热潮，而拥有良好制度的西方国家，往往投票率都没有超过50%？

因为他们的制度健全，谁来做政府，人民所能享有的福利都是一样的。我们这里则有点距离。现在一个308政府海啸，民联州制定了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政策，就如霹雳州民联政府的“以地养校”计划，即使被强行夺权，但是另一派的人马，基于人民已经不容易被骗，逼于无奈，也必需实践民联政府建议的惠民计划。

我老板常常对我们说，一个政府不应该喜欢愚昧的人民以蒙骗他们；一个好政府，应该让他的人民变成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文明，而这些，基实都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就能够办到了。

自从槟州民联政府颁发勋衔给清沟英雄之后，我曾经在马路上，看到有驾驶人士刻意摇下车窗，竖起姆指对在街边打扫的清道夫说好，路人再也不以鄙视的眼光轻视这份工作，而是以感激的微笑取而代之。

他们还是和过去的30多年前一样，每天7时半开工，与垃圾为伍，那“感觉”为什么会突然间不同呢？只因为政府的动作、来自官方的认同和肯定。

你知道吗，这批工友，现在只要倾盆大雨维持一个小时，他们就会主动致电上司，询问是否需要出来“通沟”，然后就很迅速地到各自的“地头”
干起活来。

另一个民智尚未“启迪”，“同志尚需努力”的地方，就是改变槟城人随地乱丢垃圾的习惯。只有这样，槟城才能变成一个真正清洁的绿州。

“食脑”的司机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4月10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看到标题，也许你会误以为我这个小官也有司机。非也非也，其实是被老板逼上他的官车，才“有幸”有人开车载送，从而有缘接触司机大哥们。

之前曾经提过，首长大人贵人事忙，有时我们在同一层楼办公，一天下来，搞不好你要“求见”2分钟也成问题。遇到紧急问题需要老板决定时，把握时间的程度，真的是外人难以理解的。

比如说，当他正赶着坐飞机到砂拉越助选前，潜意识里就要把所有的官方事件处理好。于是一个接一个的会议不断地进行，我们要“求见”，等了8个小时，也抽不出空档。

结果，时间到了，却是他必需出门、否则飞机也不等他的时候。这时，“灵活处理”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他随手就点了一个助理跟着上车，然后从光大到机场的25分钟路途，就拼命交代工作，除了免却电话费，也避免了线路不好断线的问题。

过后，就托司机把我们“载回原位”。这时，终于难得有机会与司机谈话，了解对方工作的情况。

有时候我也很纳闷，明明放工时间的大塞车，怎么老板比我们迟出门，却能够更早抵达目的地呢？一开始，我还以为他们开快车（当然速度也并不慢，但不至于飞车），后来我才发现，这是他们每天做好功课的结果。

上班的前一天，他们需要详读老板的行程表，遇到不熟悉的地方，得先行开车或坐摩托“巡视”路线，以免载着首长到处“兜风”。然后，他们就需规划：这个时间去这个地方，这条路会不会塞、有学校上下课吗？遇到周五中午就要避开回教堂的路线等。

所以，当大家卡在交通瓶颈时，他的官车却在没有警车开路的情况下，抄捷径左弯右拐找到出路，这么一路顺风抵达目的地。

除非遇上不寻常的交通意外或大雨，否则，老板在专业司机的护送下，都有本事比任何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到。而这一群司机，虽然心急，但是却只是默默地在做功课。

最让人心惊的，是老板随兴改行程表，或者是心血来潮突然要到某一个地方吃小食，就打乱了司机大哥们的“妙计”。

这时就很考脑筋了。他们必需在短过一分钟的时间内，边开车边摒弃之前的“路线图”，然后再从学校有无假期、现在是否离下班或午餐时间远等因素中，想出最快、最近、最顺畅无阻的路线，把车开往目的地。

打一份工很容易，但是要把一份工做好，其实一点也不简单，更要“食脑”，不然把老板载到“荷兰”，可真误事了呢！

今天交，昨天批？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4月3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当了公务员之后，我才发觉，原来政府是最好赖的。

凡是过程缓慢、批准程序延误、甚至是有差错，一切都是政府的错。

最重要的是，当你把这话说出来时，坊间可以引起的回响和共鸣程度相当高 – 因为大部分人与政府的接触结果，都是那么一个模式。

于是，发展商的计划迟迟未获批准，赖政府；拨款申请没有下文，也是政府部门慢；申请准证没有进展，政府的问题；甚至是要求献词不果，也是长官助理办事不力。

我们无法怪平民有这种想法，毕竟过去的不愉快经验，导致他们脑海里沉淀着的想法。但是，难道每一次都是政府的错吗？（我是说，换了政府之后）。

所以说，做政府的，也需要拟定一套SOP标准作业法则，一切的一切都记录在案，包括每一次的电话谈论记录（时间、对方的姓名职位、内容等），彼此间的书信来往，也需要电脑存案备份，以供不时之需。

比如说，有团体要出版特刊，要求献词。依程序要求对方提供相关的草稿版。半年过去了，对方的大人物突然来电，指责政府部门做么连一个小小的献词也“尚未”做好。

记录的重要性在此：有时明明已经处理了，并致电或电邮其中一个负责人，但是有关人士没有传达消息，就造成误会，害官员吃死猫。另一个可能却是，要求了很久，明明是你自己没呈上草稿，却赖官员拖延。又多了一只死猫当午餐。

只要有资料明确记录，就可以一目了然。

最无赖的一次，就是有社团的大头遇到首长，向他申诉办公室很“大牌”，连首长要不要出席都不知会一声。翻箱倒柜查了一轮后，发现并没有收到邀请信，回电对方时，对方才很不好意思地说：“嘿，原来是我的总务忘记把信交上去。”

真是#*@#%￥。

又有一间教会的负责人，向一位媒体的朋友控诉，指换了政府之后，教会的地税从象征性的一令吉变成几千令吉，让他们吃不消。

我一听，就知道可能是土地局的资料出错。过程很简单，写一封信给首长（因为他掌管土地事务），简单陈述情况，我们再交到土地局，一切就可以纠正、还原了。

岂料口头谈了一年多，对方还是说政府不公平之类的，朋友再追问：你的信写了多久呢？不可能吧？细查之后，原来他们只是一直重复又重复地向外投诉，一封正式的投诉信也没写，教政府怎么批啊？

这还不打紧，今年初首长在一个聚餐上，承诺将会发给记者停车证，并交代在场的市议员处理。为了确保身份正确，我们交代一名代表查证后，才把名单呈上。

一个月后，有记者向行政议员投诉，说为什么这么久了，停车证还没有拿到，为什么政府的效率这么差云云。

我向负责的市议员查询，对方告诉我，他也等了很久，名单都没有呈上，要他怎么批准啊？

隔天，市议员传了一个简讯来，大致是说：“今天刚收到名单，会在下周的会议上寻求通过。”

你今天才呈上的申请书，却要政府在昨天批准，有可能吗？

以后要是有人向你投诉说政府办事慢时，请发挥逻辑思想，尝试多问几个问题，就会找到比较合理的答案，也避免让我们吃了过多的野味而胆固醇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