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

派钱的学问

2012-01-27T05:18: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2年1月22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农历新年前的几个星期，不管是媒体或者是老百姓，都在为钱忙。朝野（就是槟城的民联和国阵）都在争相派钱，而符合资格的百姓们则乐开了怀，这边拿了再到那边领，减轻新年负担。

槟城的派钱政策从2009年的100块回馈金的概念开始。5月起登记，第一批的回馈金是在2010年3月杪发出。分钱派钱的过程，也无意中累积了州政府团队在系统化处理分钱方面的经验。

如何派钱，也伤尽了州行政议员的脑筋。没理由要州议员拎着几万令吉到选区分吧？万一遇到匪徒怎么办？也总不可能要年迈的乐龄人士，先到服务中心拿“100令吉回馈券”再来跟我们兑现吧？这太麻烦了。

最后，首长建议借私营化模式分钱，就是以最方便大家的方式，直接把领钱券+首长的信，寄到乐龄人的登记住址，然后，乐龄人凭券到指定的、离住家最近的马来亚银行分行领钱。

这个“交易”，过程只涉及银行和持券人（虽说钱是来自州政府的盈余）。民联议员只是负责登记、核准、输入电脑，其他的，一律“不关你事”。

至于具有创意的议员服务中心，要在银行外搭棚、要先分号码、要设简单的炒米粉自助餐“招待”乐龄选民，就由他们“自由发挥”。保安问题由银行承担，毕竟是十多万名受惠人噢。

至于乐龄人逝世后的抚恤金，基于人数不算太多，州政府平均每季列常在各县安排简单的仪式，并由首长及当地议员慰问，亲自接触选民 – 因为槟州民联被巫统喉舌报章污蔑及妖魔化，议员必需亲自出马，以行动“解毒药”，让马来村民知道“原来民联很好，不是这么‘臭’的”。

至于今年才开始分发的200令吉宝贝计划，首次在5县分发时，彭文宝的助理雅玲发现，很多宝宝在等候超过半句钟就开始哭闹了，就急讯通知。老板收到简讯，决定提早到场，快快把钱分完，好让宝宝回家睡觉。

首批派完后，我们开始检讨：一个东北县就有千多个宝宝，一个一个叫名来派，排在最后的那个，少说也要等多两三个小时。大人可以等，宝宝可不行啊，我们得想出妙方。

方案是：家长登记后拿号码，主办单位不会逐一叫名字，每批20人直接依号码排队跟州议员拿钱，然后一伙人与首长合照。这一来，原本四小时的节目，可以在一小时半内结束。

虽然场内依旧传来此起彼落的宝宝哭声，但是节目流程快了很多。除了聆听议员们大发伟论的环节外，派钱工作可谓一气呵成，“余兴节目”则是家长排队与首长合照。

上周，我们“试跑”集体分批领钱制，除了快，也要准。迟到的父母甚至连礼堂也不需要进来，直接在登记柜台拿钱就可以“走人”。但是宝宝的妈妈不甘心，一直问议员，钱我拿了，可是那不重要，我要跟林冠英拍照可以吗？

于是，议员趁首长的派钱空档安排她和宝宝与首长合照，才终于“完成任务”。

曾有一个巫裔妈妈，尽管孩子哭到满脸通红，还是硬把双胞胎推给林首长抱抱，说“给CM 抱了以后才能当医生”。林首长有这么“灵”咩？说也奇怪，放在林首长的怀抱中的孩子竟然不哭了，搞到在旁的人也笑了。

派钱，不只是一门学问，也是一个讲求诚意、不断自我检讨的过程。民联槟州的派钱政策，是一项系统化的作业。制度及系统由行政官员订下，公务员执行，模式有了，尽管最初一两次出现混乱，但我们相信，经验的累积，年年一派再派，我们会越做越好。

祝大家新年快乐，年年有余，拿钱快乐！

把睡虫吞下去

2012-01-16T11:30: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2年1月15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精神状态欠佳、睡眠不足、身体抱恙的时候，每个人的“款式”（或统称“Pattern”）都不一样。有人猛打哈欠，有人双眼湿湿，有更多人直接在会议上呼呼大睡。

而我，只要连续两天，睡眠少于五小时，你就会看到我的拇指有很多牙齿印，因为我担心开车时不小心睡着出意外而猛咬手指。要是情况许可，我就索性搭巴士来上班，以保障其他道路使用者的人身安全。

要是当天“运气不好”，需要去开会，就更“大单”了。为了避免自己睡着，我会拼命在会议上发言，希望不会讲话讲到一半睡着去。

再不然，就“眼湿湿”硬撑至会议结束，再投入忙碌的工作里。最怪的是，不管再累再不够睡，只要我还在忙，还在跑来跑去，至少还可以不知不觉做到傍晚的下班时分。

我这等小人物也怕被人“抓到”打瞌睡，更何况是我的老板林首长？

林先生会累到撑不住的时候很“罕见”，因为一般上他都会很把握每一分每一秒，不容自己的时间表上有任何的空档，硬是要把自己的空间给填满才甘愿。

要是一般的工作天还好，一不小心，遇到他吃错东西拉肚子，或者是“斗”不过病魔，或者是乘搭长途飞机回国后休息不足时，那情况可真是大势不妙了。

要是在办公室有个10分钟或15分钟空档，他还可以“交代”最靠近门口的同事，“请在这半小时内别打扰我，我要小睡一阵子”；或者是被医生“命令”：“要是你还想活着的话，现在请回家睡觉休息”，他才心不甘、情不愿，乖乖“听话”不继续做工。

遇到早前承诺出席的会议或活动，他就无法“逃避”了。堂堂一个首长，总不可能在大庭广众（就是普通的节目或活动上）大打哈欠，或不小心睡着，那可是多么无礼的事啊！

所以，有时我和同事们陪同首长出席活动，又知道他抱恙出席时，我们都会看到林先生那很怪的表情。

正如之前有一名摄影记者在节目进行中（就是余兴节目表演，不是林先生“表演”的时候），跑来问我，“喂，你看，你老板在做什么？”

眼见他双眉皱起、双眼眼白多过眼球、紧闭双唇，可是下巴突然“肿”了起来的怪模样，我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悄悄告诉这位关心老板的朋友，“没什么事啦，我老板他，把瞌睡虫吞下肚子去而已。”

什么？把睡虫吞下去？这是什么道理啊？再看一次，嗯，没错，明明是不够睡时，人类自然的打哈欠动作，但是“酝酿”到一半时，硬被需要撑住的林先生，“活生生”地吞了下去。哈欠打不出来，就换成了一个没有文字可以形容的怪表情。

跟林先生做工以后，我才发现，原来除了演讲和算术，他还有另一个非凡人所能的特长 – 把睡虫也吞下去。

为什么要看《28楼》？

2012-01-09T08:56: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2年1月8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根据大众书局截至去年12月杪的数据显示，小妹的新著《28楼》，在短短的2个月内，全国共卖了1115本。单是槟城，就卖了855本。看好噢，这只是在大众书局的记录，不包括其他书局及火箭在各讲座和宴会的销售记录。

对我这一等的小人物，靠着林冠英光芒，在一间书局就可以卖到破千本，真的要感谢观音（我常常去拜观音的）。

谈到出书，除了正式仪式，这过程我也经历了一些很奇怪却又让我印象深刻的事。

记得在11月初，从雪州推介礼回程中，在飞萤的机上，遇到一名正在读《28楼》的读者。

我是一个不会随便与陌生人讲话的人。那天我在机上看报纸，起飞时报纸落了一地，隔邻座的人替我捡了起来，我转头跟他说声谢谢时，骇然发现，他手中竟然拿着小妹的《28楼》。

那时我脸红了一阵子。到底要不要告诉他，坐在旁边的人，正是此书的作者本尊呢？会不会唐突了些？可是人家真金白银支持本地创作噢，在机上遇到，也算得上是难得的机缘了吧？

于是，我“假假”问：“你有拿到作者的签名吗？”他摇头。我问：“要不要我签给你？”

他翻了封底，对照一下书皮的照片和真人，爆出一句，“咦，怎么不像的？”

我实在没有勇气问到底真人比较美还是照片比较美，已沦为老女人，还是避免尴尬的好。

就这样从吉隆坡聊到槟城，原来去年槟城所获得的122亿投资，让他所服务的公司，得标了几乎所有的大计划，他感觉到这一切都与他“很有关系”，也让工业界受惠广泛。

除了“飞机偶遇记”，上个月，还有一名读者买书后直接跑到光大来，对三楼的保安人员说：“我要上28楼找CM的新闻秘书，我买了她的书，要给她签名。”

忙乱中接到保安的电话，一时回不过神来，“什么？有读者找上门来要签名？”

既然人家“杀到”，加上当时又没有紧急任务在手，就请保安安排她上来。

电梯门打开的那一刻，我刚好走过，看到一家大小走出来，年轻的妈妈手中拎着《28楼》，我“脸皮厚厚”地问：“你是来找我签名的人？”
又是同一个动作，她翻看封底，再看看真人，又是同一句话：“咦，怎么不像的？”

我不敢追问，只是哈啦了几句，又赶回去工作了。只是，对她用“玻璃纸”把书包得整整齐齐的，我倒是汗颜又感动 – 这可是我中学很珍惜的书才这么做啊。

话说回头，最近一名高官会见老板时我刚好“路过”，这下才发现，那些有看《28楼》的官员，也“有样学样”地用“28楼式语言”和老板沟通。

比如，遇到老板插嘴时，官员会说，“CM，我还没有讲完，你听我讲先～”、“CM，我告诉你，这个case hor 是这样的.....”、“CM，‘臭人’我们来当，你去见见他们就好了...”等等，《28楼》果然“教坏人家”。

出书的过程，感触最深的，是老板在雪州推介礼时说的那句话：“很多政治人物或他的身边人，往往都是不在位时，才出书来揭发这个揭发那个。《28楼》与别人不同的是，出书的时候，我还是她的老板，我还是槟州首长，爆了一大堆的料之后，我们还得继续回去28楼工作。”

这就是为什么要看《28楼》的原因了。

推翻游戏规矩

2012-01-03T11:02: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2年1月1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个不成文的“游戏规矩”。比如说，记者闲着在警局与警官聊天打好关系时，绝对不可以一屁股坐到警官的桌子上，因为那是警察最大的“pantang”-- 坐在桌子上就意味有大案发生，要坐在桌上“思考对策”。

同样的，在政府也有很多不成文的“规矩”，更多是我初入行时被搞到一头雾水的规矩。

就像第一年当政府时的4月期间，一位社团代表跑到28楼来，把一叠文件交到我手上，说，“嗱，这是我们XX的受封名单，交给你老板！”
我问对方，“这是什么啊？”

对方答：“噢，传统啊，我们XX每年都有几个拿督名额、几个PJK、几个PJM、几个PKT等等，你还新，你不懂的啦，交给你老板，叫他‘照走’就对了。”

如实交给老板时，他反问我：“这个规矩是谁定的？”

我说我不知道，我只是一个传话人，对方这么说，我就这么对你说啊。
老板问，“这是他们之间的游戏规则，关我什么事？为什么我一定要跟？”

于是，结果，大家应该猜到一二了吧？

第二个文化冲突是很多人明知槟城是公开招标之州，明明自己的公司呈上了招标表格，还“心挂挂”地到处找首长的助理“打听”，说什么“看看你们政府是几时要决定的，先让我们见首长，方便做事”。

你这里的“方便”，是“方便”谁啊？通常收到这类的电话，我们只是应酬了事，绝对不会转告。为什么？因为首长未必在招标委员会里，即使会，“万一”他知道某公司有人特意“找管道”做“交代”，他肯定“特别关注”，那么，这家公司在遴选过程中，恐怕“凶多吉少”了。

首长曾经问过同事，“你认为我面对什么挑战时，坚持的成绩最好？”

有同事说是打“无免费塑料袋”之仗时，有人说是法鲁斯副首长丢官时，也有人说是豆蔻村戏码、有人说是马来报指他反回教。我觉得，最大的“成就”，应该是他坚持委任他属意的人选，接任州秘书和州财政司职。

当时首长坚持的人选，不获公共服务局的“祝福”，双方僵持了近3个月多。根据公共服务局的说法，委任高级公务员是该局的绝对权力，轮不到你这个小州的反对党首长“发表意见”。

于是，林先生就翻查公共服务法则，找到一个条文，文内称“每位新就职的州秘书、州财政司及州法律顾问，都必需在首长面前宣誓，才能正式出任该职”。

首长派人传话：好啊，你派你巫统属意的、“从天而降”的州秘书来咯，我到时不出席宣誓就职礼，看你怎样宣誓、看你怎样做州秘书？

双方暗中拉扯、放话，搞到后来，对方实在担心首长不知会出什么招数，结果，事情的发展急速变成“直接通知首长要的接班人”，当时还是市长的再纳，跑来报喜：“首长，我收到JPA的通知，叫我去KL拿信，准备做州秘书！”

有了道地槟城官员升高官，槟城哪一条小路发生什么小事，他们都能如数家珍般连历史也搬出来给首长汇报，看在其他中级公务员眼中，这可是多么有激励的事啊！

“州秘书一定要JPA委任的”，是传统又怎样？过去，只有“从天而降”的朋党才有机会坐上这个高位，今天，谁要是表现好，一有升迁机会，林冠英一定会想到你。结果官员一个接一个升级，有人三年升三级呢。

接下来联邦委任的高官，都是“顺着”林冠英的“意思”，谁说一定要依传统全听JPA的？颠倒传统作业，换回来的，是整个公务员团队士气大增，因为“升级在望”嘛！

重温旧闻

2011-12-28T09:33: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于2011年12月25日星洲日报《大北马》专栏)

我和同事们趁2011年结束之前，下定决心，把堆积在桌面上的旧报纸、旧资料重新整理，把不需要的东西丢掉，把需要的资料更有次序地分门别类，以“应付”州秘书署随时要实践的5S系统。

5S的意思是，每人的办公处需要整齐，东西井井有条地收藏，并在每一个显眼的地方安置标签，以便任何一位临时代班的同事，都有本事在短时间内摸清办公室的作业。

这对民众来说是好事，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每一分钟都与时间赛跑的公务员来说，似乎是有点让人喘不过来的要求。趁州秘书还没有强制性要求之前，我们还是乖乖地做个好员工。

虽然清理杂物，特别是旧报纸，是一项很累人也很闷的任务。但是从旧报纸堆中翻看几个月前甚至是一两年前因某时段太繁忙而“处理剩余”的报纸时，重温“旧闻”（今天的报纸叫新闻，旧报纸应是“旧闻”嘛）的过程竟然是乐趣无穷的。

这当中，除了有常常感叹“当时的风风雨雨，一切已成过去”之外，透过今天的局势，来看当时报章的报导，就会发现很多人在很多时候的伟论让人发笑。

比如说，2010年度槟城取得史无前例的全国投资额冠军的事，相信大家透过林首长的广泛传播，已略知一二。但，如果你今天看回2010年中的新闻，你会笑死。

2010年5月9日的报纸这样报导：“民青团团长胡栋强说，槟州在今年首2个月的投资额狂跌，已显示投资槟城的执行主席拿督李家全失职，因此，首席部长林冠英应该撤换李家全，改由其他更具能力的人取代”。

还好林冠英相信自己的眼光，没有“听取反对党的劝告”而撤换李家全，结果槟城以122亿令吉的总投资额，在2010年首次名例全国榜首。

奇怪的是，获得标青投资额之后，民青却“忘记”提醒林冠英记得加薪给李家全。

记得2008年槟州投资额102亿公布之后，有人说是前朝的汗马功劳；也有人说是换了新政府投资者才有信心，结果这么一吵一争，就闹了一年。

不巧的是，槟城在2009年因全球经济放缓，加上电子业直接受影响，只获得21亿令吉的投资额。于是，槟城政府在整个2010年首季，受尽反对党的冷嘲热讽，声称这是投资缩水，说投资者对槟城新政府没有信心，民联无能等等，林冠英只能忍住不出声。

可是，你看回2011年11月29日的报纸，首相署部长诺莫哈末却说，槟城投资冠全国，是国际贸工部、工业发展局等中央政府机构的努力下，槟州才能大量引进外资。

咦，2008年的102亿，你们说是你们的功劳；然后2009年只有21亿，你们就说是民联无能，那好，我们接受批评；可是，2010年槟城居冠122亿时，却“变回”你们的功劳？这是什么逻辑啊？

原来，偶尔翻翻“旧闻”，对照一下“古今中外”，历史不需要太长，也可以像一面照妖镜，政治人物反反复复的言论和立场就轻易地浮现，得来全不费功夫，整个下午就够同事们笑餐饱了。

老板的《潜水艇游记》

2011-12-15T18:42:00.002+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12月11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从周一起，媒体界就在传：林冠英会去交怡坐潜水艇。

周二中午的记者会上，首长受询及是否应国防部长之邀前往交怡乘坐潜水艇时，他说，“若只是参观，没有潜水的潜水艇，坐来干嘛？”

其实，早在一周前办公室就收到国防部的邀请信，致电国防部询问时，对方说，“交怡海空展的潜水艇仅供参观，没有‘下水’。”

首长周二下午飞往台北前，与防长阿末扎希通了电话，对方承诺：“如果你来，我就让潜水艇潜水给你看。我会跟你一起潜！”

于是林先生一口答应。周三中午，扎希召开记者会，说反对党个个都是胆小鬼不敢坐潜水艇，只有林冠英应邀，还有努鲁回信说未能出席。经他这么一说，“林冠英与扎希共乘潜水艇”就跃身成为本届交怡海空展最受瞩目的新闻。

也因这个新闻，在交怡的记者纷纷致电来询问详情，我们接电话就接了整天。

这么精彩的节目，作为新闻秘书，我真的很想去，奈何两周前自己答应老妈子要载她到前邻居的婚礼，不能放妈妈飞机，才改由同事阿飞代劳。（可是后来我老板却被防长“放飞机”）

驻交怡采访的记者说，首长下午3点才潜水，可是他们得在早上9点在码头集合，由大船载到海中（才够深来潜水），又没有机会上潜水艇，希望首长办公室可以提供照片。

于是我把相机借给阿飞，吩咐他记得拍老板帅帅的照片，再在截稿前传给全世界的媒体。

人算不如天算，临出发的那个晚上，国防部说除了正副首长三个“大粒人”之外，同行的首长助理黄剑飞及保镖都只能在附近，不能进潜水艇去。

还好老板出门前，借了太太的微型相机放在口袋中，带着一起去潜水。虽然阿飞不得其门而入，但是潜到深海时，老板自己从袋子抽出相机，要求同艇的海军帮他拍照“留念”（后来这就是大家在报章上看到的照片了）。

而首长乘坐小艇到潜水艇，以及在直升机的照片，则是同事阿飞近距离拍摄的。直升机低空经过媒体的驻守的军舰时，首长还告诉阿飞，“我看到东凯（星洲记者）在那边！你看到吗？”

话说回头，在未登上潜水艇之前，虽说媒体不准随行（也许是人数的限制），但我们预料官方新闻社（马新社记者及马新社电视）应能随行采访并提供照片。

错了，大家都错了。除了马新社的摄影记者之外，被列在受邀媒体名单内，还有专门捏造新闻的第三电视记者，和上次指林冠英儿子非礼同学的部落客 papagomo。

你看到了吗？连《星洲日报》全国第一的中文媒体、连马华控制的英文报份最多的《星报》也没得跟，这papagomo部落客却在受邀名单内。要不是首长坚决反对，他也可以写一篇独家的《潜水艇半日游》了。

从扎希宣布首长与他们共潜水之后，办公室接到很多民众的来电，要我们转告首长，“你叫CM不要去，很危险的，他们一定‘玩臭’的”、“告诉你，到时他一定放CM飞机的，跟CM讲，他没有上CM就不要上船”、“他们很臭的，不要去比较好，我们不能失去这个首长”........

此外，面子书和可以留言的网络新闻上，也布满了这类的“劝告”。当天知悉首长真的被扎希“放飞机”只有自己潜水时，正在办公室庆祝生日的环保美女，生日愿望竟变成“希望首长潜水了真的能够浮回上来”，令人莞尔。

由于潜水艇離開浮羅交怡31海里外西南方大馬水域，远离海岸，手电讯号早已中断，我们迟迟未能收到消息，到了预定时间尚未有“消息”，首长面子书上越来越多担心的留言，搞到管理面子书的同事必需不时安慰大家“没事的没事的”，并在首长回到机场时，第一时间上载照片，告诉大家“首长平安回来了”！

这就是首长的《潜水艇游记》。

“问”了，有“责”吗？

2011-12-15T18:39: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12月4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昨天，我的老板公布了引人注目的升旗山山脚多层停车场计划决定。

行政议会议决，接纳调查委员会的意见，拆除现有的建筑，耗时15个月来重建可容纳更多停车位的停车场。停车位将从原有的112个增至300个。拆除建筑预料耗资430万，总费用预料介于550万至675万令吉之间。

这是人家全国绘测师公会+ 拉曼大学教授等专业人士提呈给州政府的报告和建议。还记得几周前拿到长达40多页的“精简”报告时（真正的报告共有十多本书），我花了不少时间翻阅，扣除了一大堆不明白的技术用语外，我们在新闻发布会之前，也翻译了报告当中的重点。

翻译的好处在于，你必需搞清楚状况才能用另一个语言呈献出其“境界”。最神的是，我和同事们边翻译，边“哗哗哗，这样也行”的“插曲”。

首长喻令，“精简”报告必需“一字不漏”分发给媒体，让他们自行消化，再决定如何发布在媒体上。而当中最不符合马来西亚国情的事也发生了。绘测师们的专业报告中，也点名槟州发展机构子公司-- 槟州发展机构咨询有限公司的绘测师，需为这次的设计及建筑失误负起全责。

第一次的新闻发布会，是公布调查委员会的报告。隔了两个星期多，等到行政议会有了决定，首长再召开记者会，宣布州政府的最终决定- 拆毁原有停车场，重建可停放更多车辆的停车场，并采取行动，革除有关被调查委员会点名的自家绘测师。

这里的“点名”，并不是含糊的指“噢，有一名职员被对付”带过，而是连名带姓告诉你，这个人是谁，他在几月几号签了什么文件，接着他又在几月几号，发现到设计有问题却没有采取行动更正还下令承包商继续错下去，还有几月几号他没有完善地处理文件交递工作导致当中出错等。

哗，一栋停车场就这样“玩完”了。换作是“马来西亚独特的国情”，他应该还平安无事，最多换个部门“惩罚惩罚”算了。要怪就怪槟城在308变天了，害他必需被革职。

州政府的“采取行动”并不是自行决定的，而是以调查委员会的专业报告为准。革职之后，州政府下一步除了重建停车场，也将这个人的大名和“伟大记录”，提呈给马来西亚绘测师协会，由这个专业组织定夺，在犯下如此严重失误后，此君是否依然可以继续当个绘测师。

同时，州政府也不排除采取民事诉讼，把纳税人的钱给讨回来。最厉害的是，此君还敢敢向巫统控制的英文报说“我是代罪羔羊！”。问题是，所有的专业文件，都是你亲笔签名批准设计的啊！

加加起来差不多1千万（可是我也觉得很“大单”了）的失误，槟城州政府自己大事敲锣打鼓，依法行事（虽然有人说也像很久才采取行动，但是即使要炒人，也得依程序啊），全部的东西透明地公告天下，犯错的也无所循形，必需面对处分。

不敢说这是马来西亚史上第一遭，但是，看回我们早前被拆的植物园拱门，拆了之后，谁是祸首？没有人知道，只有高高高官“明白就好”。

再看2亿5千万的养牛豪华公寓。唉，我还是别说好了，那是马来西亚独有的国情。所谓的问责制度，只有你们这些傻瓜人民去“问”，政府永远不会去“责”，就让人家问个够吧，这些“大粒人”也不会有事的。相信我，因为他们不是在槟城，他们的顶头上司也不是林冠英。

老神在在VS暴跳如雷

2011-12-15T18:37: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11月27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随着总稽查司报告出炉之后，全国报章天天围着“牛事”争论不休。因为巫统女部长的丈夫所拥有的公司，不只是这家“国家养牛中心”的主要负责人，还把政府贷款的其中1千380万令吉用来购买“据说”可以赚取较高利息的高级公寓。

这个总稽查司报告，让我想起了2009年10月杪，当槟城州秘书署因官车经常更换轮胎及官车不寻常的添油记录，被记载在稽查报告中的情况。

这些被“质问”，或者是国语称为“被tegur”的项目上，让刚执政一年的首长暴跳如雷。从国会领取报告后，第一时间要州秘书及州财政司提呈报告，给予解释。

于是，数天后，州财政司针对国家总稽查报告的几项“Teguran”，提呈了一份7页长的报告给首长，然后，首长“随手”透过文告方式，广告天下。

虽然澄清的篇幅从来不会有“揭发”的篇幅来得大，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有必要向人民交代一切详情。

最好笑的是，这过程中被指责的，都是行政上的疏忽。比如说，官车车胎频频更换，主因是有关的行政议员在某一段时间内经常出坡公干，车胎消耗得快，或者是车胎已不再安全；还有，所谓的“不寻常的添油记录”（就是在相隔几分钟内共添了两次各50多令吉的汽油）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其中一辆官车的添油卡坏了，就“暂借”另一辆官车的添油卡来添油，可是忘了记录在各自的官车添油记录簿内。

另一个更够力的是指司机以100至300令吉添1公升的油。查了之后发现，原来是蚬壳公司的添油卡系统出现问题。它们的电脑系统在油价更动调整后失误，只显示添了多少钱的油，但是“公升”的单位却不会更动，一直维持着“1公升”记录，造成州秘书署被tegur。后来有关公司也发文告作出澄清，也“一如往常”，文告的篇幅“比咸饼还要小”。

大伙松了一口气。原来一切都只是人为疏忽，不存在舞弊成份，而首长想要借机“教训”下属的“准备”也泡汤啦。

也许有人会嘀咕，这些都是芝麻绿豆的小事。但是州秘书可不敢怠慢，立刻下令要重整记录系统，加强机制，以避免类似的“误会”重演。

今年我随手翻2010年总稽查报告，其中一项让我笑到翻的，是稽查司的“Teguran”指一些部门把进出的账目，记录“错边”（就是记录进错的户口），导致账簿上出现不平衡的现象。这一点，请主管对财务部官员“进行培训”。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州政府旗下的机构，都有点“期待”总稽查报告，也有点嘴角上扬地“等待”首长的表扬。有记者在首长宣布财政预算案那天转告：嘿，叫你老板回应一下啦，总稽查师点名称赞槟州噢。

如实转告后，老板只是淡淡地说，“槟城财务表现好，很正常啊，有什么好comment的？叫他们专注写预算案啦！”

当年的暴跳如雷，换来了今天更多的嘉许。记得稽查局曾派员到槟城，向公务员讲解稽查局的功能。印象中最经典的一句话是：“我们不是来找碴的，我们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帮忙大家研究看作业流程的那一部分是可以再改进的。”

假设，我是说假设，养牛计划的丑闻是发生在槟城，乖乖不得了，“后果”是不堪设想 - 首先，首长是绝对不会放过“肇祸者”，肯定会有人“人头落地”，还有，今天噤若寒蝉的巫统媒体，天天送你三大版报导呢。

一个领导人对稽查报告所持的态度，反映了他对管理“下面的人”的要求。看回养牛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当儿，领导人不只没有“Tegur”被稽查司“Tegur”的人，反而还有很多朋党高官出来背书，你就知道在一个马来西亚的精神下，问题不在于你是否犯错，而是你到底是谁。否则他们怎能依然“老神在在”，睬你都傻？

廉政有错？

2011-12-15T18:34: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11月20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三个星期前，我的老板也就是槟州首席部长，虽然忙着开州立法议会，却也能够应约，风尘仆仆赶到吉隆坡，出席数月前答应的第三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讲题是他最喜欢也最沾沾自喜的“创意成长和廉政领导”。

这是一场经济论坛。身为一州之长，他以执政槟城之后所面对经济改革发表演说，没什么不妥。身为首长，在数百名海内外经济学者、政治人物及参加者面前，突出槟城因廉政而取得的经济成就，强调廉政领导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这些，都是一名会计师（不过他已经不合格，因为坐牢后被递夺资格）从领导的角度，以实际个案在论坛上的观点。

老实说，这种课题对我们这些常常替他翻译的小助理而言，是老掉牙的理论。这些年来，他多次应邀出席同一主办单位在海外的类似论坛。理论归理论，他一一以逻辑说明在实践上的成绩。听多了，翻译多了，我们甚至可以倒背如流呢。

这种经济论坛，同事们笑称，这么多名人发表演说，老板的推销槟城的演讲，若在报纸上能占到“一块咸饼”般的版幅，也应该偷笑了。

人算不如天算，原来这国家有人反对廉政。马华柔佛永平州议员林其妹要其宗亲（都是姓林嘛）林冠英解释“廉政”的定义，民政的朱炳光也把矛头指向林冠英，说他是在发表政治演说。

如果自己称赞自己所管理的州属有好的经济表现也叫政治演讲，我真的没话好讲。不过，身为新闻秘书，我也真的要多谢这两位马华和民政的党要，让我老板原本只有“一块咸饼”的新闻篇幅，因为这么一闹场，记者洋洋洒洒写了近2千个字，扣掉广告，几乎有一版的新闻，大伙在办公室笑得合不拢嘴，大喊“赚到”。

林先生口才了得是众所皆知的。有人说他讲就天下无敌，但是跟他做工之后，你才领教了什么叫做“做也天下无敌”。于是，上任后第一样要做的是肃贪，很多发展商在变天后开始埋怨 - “东西”难做了，因为不能“吃钱”，“解决”不到问题，抢不到先机。

不管是林先生还是市政局，每个人都坚持必需遵守条例。要快？请遵守规则，否则免谈。有一名发展商大老板曾在咖啡店偶遇时告诉我，“现在啊，地方政府的主管，没有一个敢拿（钱）了。我们只能一直改图，一直进图，做到符合标准了才批。后来才知道，原来也可以很快啊，原来政府也不是跟我们对着干的，不过要乖乖（守法）。”

这句就是精髓。同样的工程，我们用的成本是过去的三分之一，原因只是公开招标，选择多了，不，是没有朋党的顾虑，不用“特别照顾”一些“谁谁谁的谁”，钱就这样省了下来。

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不明白廉政的道理。有人说，只要有发展，“吃一点点钱是不要紧的，这是正常的”。这是什么逻辑啊？贪污本来就是罪行，你却借合理化贪污行为来换取你认为你值得拥有的“方便”，或者是你所想要的“发展”？

面对脑瓜填满这种思想的人，我真想说，你去死算了。要是你的这个逻辑可以成立的话，是否意味着你只要孩子考到第一名，即使是他在班上偷同学的东西，你也可以接受？我真的“接受唔到啰”。

这是我第一次，堂堂正正的，听到有人质疑廉政，还是在各国经济强人面前。这次，还不丢脸丢到外国去了？廉政，原来在一些人的眼中，像刺一样，插进了他们的心房，挑起了他们的神经线。

好有礼的警察

2011-12-15T18:31: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11月13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才在槟城主办了首场的《28楼-窥看林冠英》，周一回办公室时，却发现光大周边的商家，店面、横幅、围墙，都被人以红漆涂鸦。

这些分别写上“林冠英憎恨马来人”及“林冠英欺骗马来人”字眼的涂鸦，不偏不倚，“中招”的店面，都似乎与林冠英“有一点点关系”。

不是吗？从停车场走过来，理发店Hair Impression 的铁门和横幅都中招，这不是首长在10月2日出席槟城记者协会为《好事必施》筹款落发活动时，义务出动理发师义剪的店家吗？

然后，首长在过去每年皆制度化拨款维修的莱特街修院外墙也不放过，只是校方快手快脚，于8时半就重漆两面墙了。

刚获得孤独星球选为世界十大豪宅的张弼士故居后墙也中招。无独有偶的是，首长才在几天前的10月28日到访该地，并拨出款项以示奖励。

有这么巧吗？我不知道。趁着州议会午休期间，我与同事到议会厅对面著名的印度面充饥。才吃完一顿饭，就听到警车开路的鸣笛声，到底是什么国家的贵宾需要警车开路护送啊？

我们连忙奔向马路探个究竟。有警车贴身紧跟的摩托车队，一大群黄衣骑士驶来。

走近观看，他们的黄衣上印有“林冠英是种族主义者”、“拯救飙车族”字眼，共有整两三百人，他们跳下摩托，有人发飙，有人呐喊，场面一片混乱，记者拍到团团转，十多辆警车的阵容，整整齐齐列在路边，然后警员快速地封路，让他们示威，再对数名动作过火者采取警告及逮捕。

闹了几分钟后，才发现有一部分的摄影记者珊珊来迟。原来他们是在光大采访这批飙车族的示威，拍了一大堆照片后，来不及回去领取各自的交通工具追上他们，所以迟了。

哦？原来警方从光大护送飙车族到州立法议会来？

过后的两三天，朝野纷纷标签这些人是什么党的，我没兴趣。让我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周四林冠英总结辩论后发生的小插曲。

前一晚，28楼所有人都没睡好，都在准备总结辩论的演讲稿。当我们翻译到天昏地暗，正做总结之际，老板走进办公室，说要开记者会，详细解释预算案的内容。

于是光头飞、丽丽和戴安娜三人到会议室支援，只有首长夫人及四名同事留在办公室内。突然间，两名肩头有阶级的警官，礼貌地敲门进来，说有急事需要我们协助。

警官说，“那天的飙车党来了，他们这次很守规矩，没有乱，只是希望林首长可以亲自出去，接下他们的备忘录。”

我告诉他，首长办公室并没有收到通知喔。

他说，“嗯，所以我现在通知你们。我们大家也不想这里会发生什么事，求求你，请转告林首长，请尽快，因为他们已经在外面等了。”

可是，首长的左脚才踏进记者会，我要怎么转达呢？我告诉警官，你放心，我会SMS通知在会议室里的同事，待首长吩咐之后，28楼一定会派代表接领。

警官说，“能的话，最好首长亲自去啦，不然，我真的不知道会怎样。请帮个忙吧！”

看着他转身而去的背影，我有种空间错乱的感觉。这么有礼、这么诚恳的态度，过去只有上市公司或私人界才有的。我想，不懂警员在邀请首长去接飙车党的备忘录时比较有礼，还是在护送飙车党示威时比较有礼呢？

首长派了最有气质的戴安娜去接领，飙车党不爽，说只有林冠英或者黄伟益出来，他们才愿意提呈备忘录。

有采访记者想就此事询问首长的意见，可惜首长走得太快，追不上，就转问我。我反问，“我每次邀请记者来采访时，能不能也指定报馆一定要派你来采访呢？”

只有把情况放到与自己相关的“考量范围”，大家才顿悟，然后笑成一团。匪夷所思吗？我不是在作故事，这是活生生上演在立法议会的事呢。

对不起，我骂过你

2011-12-15T18:29: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11月6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首长趁着亚依淡巴刹装修工程完全完工后的第一个周末，到访这个他在308大选前频频前来拉票的地方。

由于他在当天早上7时半有另一个节目在旧关仔角，去巴刹的时间定在9时正。因此他就趁着节目与节目间的空档，悄悄地招集几个小助理，要我们介绍当地巴刹的美食，还要陪他共享才行。

由于担心“惊动”在开幕地点等候的市政局官员啦、议员啦及一伙的热心党员，我们这几个还需特别安排，要求司机从垄尾方向驶来，“放下老板”之后，把车停在大多数人看不到的地方，以免首长大人吃一个早餐搞到人家食店挤不下。

眼见时间相当有限，于是同事们互相协调，两个在路边等老板（怕司机找不到下车的咖啡店的地点），另一个助理则先到咖啡店找位子、先点菜，顺便等老板来。

这当儿，老板致电来问：“我们要去吃早餐的咖啡店，有什么好吃的吗？”我说，猪肠粉不错、炒果角也很著名，不过我最喜欢的是印度煎饼（Roti Canai）。

以为他会像唐伯虎点秋香般选一样来试味，岂料不胃口大好的他，竟然说样样都要吃（减肥计划又失败了）。

同事方先生走到咖啡店时，巧遇刚好也在用餐的市政局秘书、高官，以及两名市议员等。周末早上的餐室几乎坐满了，大家只有“搭桌”。

老板5分钟后抵步，点好的食物刚好上桌，加上其他同桌者推介的著名“果汁”，桌上共有4大盘“好料”美食等他动筷。

一如往常，林先生抵步引起正在用餐的“安娣安歌”们震惊（因为没有大选，首长也会来？），纷纷握手示好。一名刚好把煮好的咖哩面捧过来的小贩也随口问，“冠英，你有order咖哩面吗？”

全桌人摇头说没有之后，他说，“我请你吃要不要？”首长礼貌说不，已经有4样了，真的吃不完了，对方才笑笑走开了。

最经典的画面，就是有一名中年男子趋前，对着整张桌子的人大声向首长说，“林首长，我要告诉你，之前你去美丽园的咖啡店时，我有骂过你的。对不起啊！”

一头雾水的林首长望着身旁一众助理，不知发生什么事，只有笑笑答道：“没什么，没什么，不要放在心上。”

追问选区的“火箭帮”后，才知悉他是在308大选前，当林冠英拉队去美丽园一家咖啡店拜票时，大大声生骂他的人。虽然有人觉得该仁兄有政党背景，但林首长表示已经完全没有印象。

这些茶杯里的小风波，当然没有影响林先生品尝美食的雅兴。同桌的市局高官，也趁这个小小的空趁，拼命用Ipad2跟老板汇报几项计划的进展等。

4大盘佳肴他当然不可能吃完，结局就“一如往常”，随行的助理另一项“任务”，就是一人一口陪着这个馋嘴的老板，齐心协力把美食扫个清光！

原来，当上首长，要在自己选区的边界的巴刹吃一个简单的早餐，也得“劳师动众”到这个地步，甚至发生了很多令人无法想像到的小趣闻。

谢谢大家

2011-12-15T18:27: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10月30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28楼- 窥看林冠英》新书推介礼，终于顺利于昨天在光大大众书局举行，反应虽然没有306红潮那么“轰轰烈烈”，但对我这一介小民，已算是很大的成就了。

从策划日期时间到地点，原本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不巧，就在首长定下“良辰吉日”的一天后，发生了亲巫统部落污蔑林公子非礼的事件，我和同事单是解决这些事，就耗了两天的时间。

联络上光大大众书局负责人时，距离新书推介礼只有10天的时间。其实是挺不好意思的，每次别人在节目的几天前才通知28楼，我们心里都在嘀咕“叫鸡咩，这么赶”，这次却轮到我自己这么做，不懂是不是“现世报应”。还好这个推介礼也给大众书局带来一点点的“经济效益”，对方也超高效率地在不到24小时内就回复了。

第一次出书，第一次办新书推介礼，我像一只“盲头苍蝇”，毫无头绪。书局说时间太赶，恐怕来不及协助印刷宣传品。这时才发现，有一个设计师的妹妹的好处- 她一手包办所有与宣传有关的事务，让人放下心头大石。

之前当记者特派深圳采访时认识的朋友，听到推介礼是在走廊举行时，义不容辞说要赞助冷风机、超“有型”的桌椅等等，在附近开摄影店的朋友，甚至把海报帖在大门口，连我常常光顾的多春茶室，也帖了张宣传海报支持，加上报界同仁也纷纷刊登小小的文告，让小小的仪式“通街知”。

当然不忘我那一群热心的同事们和前同事，协助策划流程表、负责载送、搬货等，连不谙华语的同事，也频频问候进度。

除了用面子书邀请友好出席，我也电邮及传讯给一些平时偶有来往的朋
友。看着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前同事（我的报界师父和恩师也有到呢），到前羽毛球队田径队友都出席，还有很多因这份工作认识的朋友都来捧场，感觉好像是我的结婚喜日（可惜只是出书），仿佛是一场大聚旧，好热闹。

更让我珍惜和感动的，很多出席推介礼的，都是我不曾见过的陌生面孔。有很年轻的，有壮年中年的，也有很老的乐龄人士。大家耐着性子站着整句钟，专心听完整个座谈会再排队等签名。这些人，有些在签名后，很腼腆地对我说，“嘿，我很喜欢看你写的东西，每个星期都在追的，要继续写噢”，或者是“几时出第二本啊”......

我想，最让《星洲日报》高兴的，应该是有一名读者悄悄地在我耳边说，“为了要看你的《28楼》，我家才改定《星洲》的。”

虽然我不清楚共签了多少本，但站在一旁“冷眼旁观”的记者问，“有签到手酸吗？”我想，签名倒还好，毕竟大家支持本地创作，小小的劳力，不算什么，最难“回过神来”的，倒是相机的“镁光灯”。

一些读者和友好，乘着这难得的机会，除了与首长合照，在身旁的我也“喷到”一点，结果边签名边合照，一次又一次的闪光灯，闪得我眼睛根本看不清楚眼前书，只看到一大堆银色的星星，只能凭着感觉签上“小名”（林冠英的是“大名”，“小的”就是“小名”咯，不信可以翻看签名版本的大小，我可没骗人）。

老实说，推介礼前几天我根本没睡好。虽然是林首长的助理，可是每晚发恶梦，梦到老板临时有事（不懂什么天灾人祸）不能出席啦、推介礼状况连连啦，甚至完全没有人出席只有记者来等等“自己吓自己”的梦境。

29号这闷热的午后，小小的走廊挤满了林冠英的粉丝和《28楼》的忠实读者+老友，还有带着“整个Kampung”来的朋友和同事，帮我吓走恶梦。谢谢大家的协助，谢谢大家的捧场支持，若有招待不週之处，敬请多多原谅。

林冠英名言录

2011-12-15T18:24: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10月23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自从林冠英当上首长之后，他“发明”了很多名言。最红的名言，包括他常常挂在口中，现在也广为槟城人喜好的“兴啊！旺啊！发啊！”吉祥话。

首个名言，是在08年卫塞节时脱稿演出的。他看到之前的准首长，就在致词时突然爆出“Evil Exists because good people do nothing”，站着认真聆听者，无不错愕。

他过后问“华语怎么讲？”一旁的黄伟益说，“比较传神，应该是‘好人不做正事，坏人永远当道’。”哗，也翻译得太恰到好处了吧。

在一次专访中，遇到辩才了得的总编辑。两个“大粒人”一番脑力激荡后，首长又“生”出了一个名言，“改变，不能只是用口说，我们还必需要让人民‘看到、摸到、感觉到’，才叫改变。”

看到槟城更清洁了；摸到乐龄人士每年100令吉，感觉到槟城再度领先了，因为我们率先推行无塑料袋运动。

他也曾在演讲说过，我们要3P（Perkasakan, Perkuasakan & Perkayakan），或启迪民智、赋权予民、富国强民。英语则称为3E（Enable the people, Empower the people & Enrich the people）。
对地方政府部门的演说，他最喜欢的是3A3B3C3D。这就是：要克服3C卫生（cleanliness）、罪案(Crime)及交通阻塞(Congestion)问题，我们需要3B，即是勇敢（Berani）、真诚(Benar)及精明(Bijak)的官员，以提供3A可用、可近及可获（Available, Accessible, Affordable）的服务。这两年来也特别奖励+颁勋章的清沟英雄，因为他们常年履行危险（Dangerous），困难（Difficult）和肮脏（Dirty）的工作。

他的3I也有双语版本，国语是学问（ilmu）、概念（Idea）及理想（Idealis），英文则是智能（Intelligence）、国际化（International）及廉洁（Integrity）。而最广为传播的则是上任第一天所说的CAT政府，一个能干、公信、透明的政府，或“爱才惜才选秀才，大家才能一起发大财”。

其他名言，计有“把失望变成盼望，把绝望变成希望，槟城才能旺旺旺”、“没有坏的兵，只有坏的将”、“在槟城你不需要认识林冠英，你只需要认识法律与规矩”、“The business of Government is to get out of business”、 “Choose the best so that you can be on top of the rest”等等。

惟，两周前，我不明白他为何会对挑战他辩论的颜炳寿抛下一句“好心你啦！”这么让网友充满想像空间的话。

网友在留言板上造句，写“好心你啦，后门部长！”、“好心你啦，你还不够格”、“好心你啦，马华没有其他的主题了吗？”、 “好心你啦，你以为自己是老几？叫你老大来吧。”，发挥的创意让人吓到，也有枪手说林冠英够娘味。

报新闻时，老板问，“颜炳寿没有跟记者讲我接下来的那句话咩？”噢？还有下文？

原来，老板当时是说，“好心你啦！我不是来训练你的。”但对方只对媒体说了上半句，不懂是听不到下半句，还是假装听不到。

林先生在过后几天一直等媒体问他，却没人感兴趣。为免网友的创意过火，就托小的在此把真相说出来-- 可是似乎有点迟了，因这句“好心你啦”已经成为“当下名言”了。

打肿自己的成语

2011-12-15T18:22: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10月16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英校出身的林冠英，如今讲得一口流利的华语，特别是喜欢在骂人时用“四个字”的音韵成语，吸引了好多粉丝的青睐。

很多认识我的人都以为，首长今天用华语“出口成章”，都是我们这些秘书和助理们在背后“指点”的。在此，有必要澄清一下：这个说法，高估了我们，也低估了林冠英的华语造诣。

当然，我们不否认，在华语根基上，偶尔咱们可爱的老板会闹出一些小笑话，就像我们读书时死背的结果一样-- 接错线。比如，他常常把“出人头地”讲成“出头人地”，搞到在场的记者摸不着头脑。

有时候，是他曾经读过，也明白的成语，但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偏偏每次要“酸人”时，就忘了完整的句子怎么讲，比如他会问：“那句金包在外面，可是里面是臭的，怎样讲？”

原来他要表达的，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通常这句话是用来骂国阵的名句。

除了得空翻成语词典死背之外，他在牢中从沈慕羽身上学的中文也受用无穷，加上爱读史书，什么水浒传、孙子兵法、孔子等（当然是读了中文版再读英文版，还会告诉你那一个的翻译得最好），都一步一步加强了他的中文水准。

而报章上的言论版也是首长学习成语的导师。每次我们告诉他，谁谁谁骂他什么时，往往他发问的，并不是这个人的背景是什么或是对批评者的评价，而是“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噢，这样以后我用这个成语来骂国阵的谁谁谁懦弱可以吗？”

与二毛子不同的是，受中文教育的助理们，常常在不经意间讨论起某事时，就穿插了成语在当中。这时，首长就会打岔，问：“刚才你讲的成语是什么意思？”然后就死背这四个字，然后在隔了几个星期后，会突然间打一个电话来问“那天那个成语啊，怎样讲了啊？”

于是我们得好好回忆，几时跟他讲过什么成语，再细细探听，“老板啊，你是要骂什么的？”

之前林冠英爆出、迄今还让人津津乐道的名言，就是许月凤退党时的“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话说许月凤与首相开记者会后，我们从网上下载了照片，冲进老板的办公室交给他，他看了一眼，只爆出一句“引清兵入关”，吓坏了我们。

像同事阿飞对古今中外历史文学有研究的还好，我这种不学无术、只求毕业的混日子学生，连什么清兵的典故都不懂，就一头雾水走了出来。

隔天记者会，首长用回同一句“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形容当时的局势，引起全场哗然。认识的媒体朋友纷纷盯着我们，用眼神说“是不是你们干的好事？否则英文教育的首长怎么懂这句话。”等等。

冤枉啊！明明是老板自己精通历史而以符合局势爆出的经典名言，却“赖”成是我们的“功劳”。无可否认的，他饱读史书，活学活用的脑筋急转弯，是我们尚需多多学习的。

最近财预算案公布了，他也以行动党秘书长的身份发了文告发表意见。在要求同事翻译的时候，他往往会致电“特别交代”他要强调的华语中的“四个字四个字”。

这次接电话的是阿飞，老板劈头就问：“有一个‘打肿自己’的成语是什么？我要骂联邦政府打肿自己～～～”

还好阿飞头脑清醒，说，“老板，你是不是要讲国阵政府‘打肿脸皮充胖子’啊？”

原来“打肿自己的成语”就是“打肿脸皮充胖子”也。

变天的影响

2011-12-15T18:20: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10月9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看着新鲜出炉的财政预算案，看着今天在野党在槟城与民联政府“斗给”人民利益，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原来小小的一州变天，可以有这么多正面的改变。

比如说，首相宣布的给3千令吉收入以下的家庭一次性500令吉援助金（也许应该称为“五年一次援助金”或“大选前援助金”才贴切），有点“似曾相似”，那不是在2008年当民联执政槟城初期，遇上全球经济低迷时，州政府派米给赤贫百姓、州政府给所有中廉价屋水费回扣的“类似版本”吗？

百姓有钱拿，当然是好事一桩（总好过钱通通进入贪官的口袋）。不过，要如何分，怎样完好无损地交到人民手中，的确是不容易的任务。

记得2008年民联州政府在考虑如何减轻中下阶层人民的经济负担时，提出了发援助金的建议。当时联邦政府也就国际油价飙升而发给每名车主6百多令吉的补贴，唯却因透过邮政局发放，引起些许不满的声音。于是，要人民上门排队领钱这个选择，就被排除在州政府的选择外。

经过多番考虑，州政府决定透过自身掌管的槟州供水机构发钱，然后用水费回扣的方式发出（就是州政府先缴付100块在用户的水费单，再每个月根据用户的水费扣，直到被扣完为止）。结果我的小组屋单位，在这情况下竟然有16个月无需缴水费。此举也能够确保这政府发出的100令吉，真的用在“减轻家用”，而不是一次过付给赌博公司或购买奢侈品上。

虽然很多人说两线制让人感到“很乱”，朝野政党在争风吃醋，天天在报纸上吵架，让人很烦，早知道不要变天。

但是我想说的是，这只是变天，或者是两线制的小小“甜点”。主菜是，你何曾见过，朝野领袖在天灾人祸时，会比“谁的代表先到”、“谁的援助金先来”？虽然天灾不是我们希望发生的，但是朝野的较劲，让受灾的灾民获利，有何不好？

这是在2008年间，威省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风灾后，首长及州政府团队想出的点子。不否认的是，在灾后，只要依据一切的程序，包括报警、灾情调查报告等出炉后，灾民会依据本身损失的程度获得政府基金的赔偿。

但是首长的问题是：在灾难发生后到获得赔偿的过程中，那些原本经济情况就“刚好够用”的百姓，要怎么渡过这个难关啊？

所以州政府想出了“先行在灾后24小时内，发出500令吉援助金给灾民，实际赔偿延后再补上”的政策。于是，在州福利局的配合上，24小时内发出500令吉给灾民，已成为了一个不成文的“关键绩效指标”，这个没有美丽言辞衬托的小小福利，至少让水深火热的灾民有了及时援助。

有时候在报章上，看到发生灾难时，反对党以“你看，我们的钱先到”来“酸”民联的议员，虽然被嘲讽，虽然口水战浪费了报章的版位，但是我觉得这毕竟是好事，要是没有变天，要是没有民联政府坚持的24小时发钱政策，哪个政客会为灾民着想？搞不好灾民还得望天兴叹呢。

不是吗？过去的几十年来，一切以“根据程序”的刻板作业，无法灵活处理天灾人祸，更甭说什么24小时内的援助金，要不是变天，有了良性竞争，政治人物会这么积极赶在第一时间送钱？

改变后的小小政策，因为政治人物要抢功劳，从中得利的是市民，不是两线制的好吗？历史在记录着，争功在上演着，人民获得的照顾，也会越来越好。这就是变天的历史影响力啊。

好事变坏事

2011-12-15T18:16: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10月2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上周出国参加姐妹的婚礼，错过了一场精彩的慈善脚车行。

看着大篇幅报导，相信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到今天还在咖啡店谈论着当天的点滴，包括州内15所华校各获100万的大好消息和当天的花絮。

首长说，希望首相年年都来骑脚车，然后“顺便”给每间华校100万，他不介意让出主办权，更不介意主角不是他，最重要的是，槟城的学校有钱拿。

虽然团队在知悉原属州政府的活动，因“1500万”而让出主办权时有点失落，但很快的，我们成功调整了心理状态--　为了捐款，我们让步又何妨啊？

后来，有人说凡是有参加的学生，将会获得一辆免费有脚车。虽然这只是一辆普通的脚车，但对于一个小康之家而言，这可是多好的消息啊！

推动脚车运动，槟城人一直在做，有政府的，有个人的，有团体的，有大型的，有小型的。虽然现在离首长的“60公里沿海脚车道”梦还有很遥远的路，但是过去的三年多来，除了赶时间或赶飞机，首长都会亲自参与大型的脚车运动。

我们也深谙平日不常运动的老板，体力顶多只能支撑至20公里的脚车路线，所以与各主办单位都有默契：要他踩完全程的，最好维持在十多公里路。而大会最乐此不疲的，就是叫林冠英在幸运抽奖的脚车上签名。

最让我对老板的壮举“吓到”的，就是9月初那场环岛脚车行。超过3千名参与者、环岛80公里的脚车运动，虽然首长原本只答应踩个三五公里陪行，但挥旗礼之前不幸遇上狂风大雨，我们都以为首长会“意思意思”在伞下挥旗算了，但他却坚持早前的承诺：就是陪参与者踩至原定的目的地。（幸庆的是他没有在雨天滑倒，否则保镖就糟了）。

这个小小的动作，却让主办单位的主席深受感动，并在较后亲自致电向我们道谢，因首长让活准时开跑。可惜这名主席的欢愉只限一周，因他为了抗议其另一项活动被“骑劫”而率队退出技术支援，结果其轿车漏夜遭人泼红漆，把他和一大堆的脚车发烧友吓坏了，但这更加强了他们下届大选的取向。

说回万人脚车行，即使是政治立场不同，但我觉得只要是学校获利的都是好事。可是，家长投诉指学生们被命令凌晨4时至5时得在学校集合、有出席的有课外活动分数没出席就会扣分等，影响了一些人的情绪。

其实槟州政府也有办体育活动，比如大桥跑，参与的学校学生也上千人，大家也得在凌晨集合报到，但是从未引起怨言，主因是：报名参加的都是自动要来参与整个嘉年华会的运动员，而不是被强制点名出席的学生啊。

原本陪高官骑脚车送一辆新脚车，是一件多么令人雀跃的事。可惜不知何故，媒体报导指一些脚车才踏不到７公里，就出现脚车齿轮松掉、坐包歪掉、链条断掉的情况，好事做不成，结果引来满身的怨言，因为还得把坏了的脚车推回去呢。

很多个案，发现领袖常常自觉自身的政府很好很照顾人民。这只对了一半。没错，政府很好，常常推出很多利民良政，但是又有多少是看到摸到感觉到的呢？

比如政府的拨款，部长只看到他批了多少钱，看不到那笔钱是否完好无损到申请者手中；中间出现了太多的Mr. 10%，把好事变成了坏事。平日要你的钱不敢出声，时机成熟时就懂得怎么做了。

同事到神庙出席宴会，随口问问理事：下届大选你投谁？对方说，“当然是民联啦，我申请7千拨款收到准准7千，以前跟XXX申请１万有批了1万，可是只拿到7千！”

原来，好事变成坏事的过程是这样的；而让小事成为口碑，其实就这么简单！

不建空中城堡

2011-12-15T18:15: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9月25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上期谈过了《经济学人》对槟城浓厚的兴趣，今天要谈的是《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报的报导。

就在《经济学人》接洽首长办公室的同一个星期，办公室接到来自《Malyasia SME》记者的电话。她说，她服务的这家双周刊，市场虽然只有几千份销量，但焦点十分明确，都集在中小型企业的要员。

之所以找上槟城政府，是因为最近她们被忠实读者“谴责”，指该报号称全国唯一提供中小企业讯息的传播人，怎么没有把槟城州政府推出的“好康”介绍介绍，好利惠读者？

经过读者这么一问，她们开始搜资料，始发现漏了这么大块好新闻。于是议协，报章的老总率队，联同摄影记者和记者共4人，浩浩荡荡从首都北上槟城，要作一个详细的报导。

三周后，报导出炉了。原本夹在双周刊内页的“政府资讯”栏，不知何故本期移到封面去，在《大众书局》的刊物架，遥远就看到抱恙受访的林冠英，身穿黄衣配上州政府的黑色外套，背景是国旗和州旗，侃侃而谈州政府如何给中小型企业的优惠。

文中让我们“揶揄”首长好几天的，是引言的那一段：“作为一名受训的会计师，他的数据和资料，都是以子弹火车的速度说出来的。”

老实说，报导的内容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过去的三年多来，首长时不时都有召开记者会发布相关中小型企业的进展，基本上也挑不起本地媒体的兴趣（也许是没有政客把它搞大吧？）。

比如，州政府先有SMART咨询中心，协助小企业与外资联系及配对，然后在工业区中心，设中小型企业中心（共16单位，兴建中），以象征式租金租给刚起步的小企业，最后则是峇都加湾中小型工业园，以市价购地或租下现成的双层厂房，开始宏图大业。

首长是在全球金融风暴，外资酝酿离开设资国家时，拜访了台湾新竹科学园。台湾当时受到的失业潮影响堪微，主因是台湾的经济是靠本身的工业而不是外资所主导。

有鉴于此，州政府深切了解一个过度依赖外资的地方，须尽快加强本土的中小型工业，以在全球经济连锁效应中，减低被波及的机率。若政府在中小企业起步时给予援助，等到他们“有毛有翅”后，他们也不会弃槟城而去，届时我们可以依赖本身的工业而踏进上发展的轨道，在经济低迷时安然度过风暴。

访谈过程中，首长坚持应该在小资企业起步时给予协助，但是却不是长期的津贴。因为中小型企业中心只允许新兴企业租两年，过后则需要让出给新的企业。“要是你两年内干不出一番成绩，再多给你什么也是徒然的”。

首长以“经济的无名英雄”来形容中小型企业对槟城经济的影响。要算，你几乎算不出他们做了什么大事，但它们就这样点点滴滴地不断制造就业机会、制造商机、制造新的企业家。

记者问：“你要怎么做？”首长说，落实计划，只靠三样东西：执行、执行和执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首长的标语中没有3A3B3C的）

他说，你画出一个城堡却没有去执行，它始终只是一个空中城堡；我们不建空中城堡，我们要的是踏踏实实地在地上建起的城堡，那怕它再小，也是实现的，就如即将在年杪竣工的中小型中心，这个敦林苍佑当年的梦想。

我要来槟城看看

2011-12-15T18:10:00.002+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9月18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从7月起，每天上班，仿佛有点像308刚刚发生的样子。

这除了是可能随时到来的大选之外，其中一个部分，就是回到了变天初期，需要协助安排一个又一个的媒体访问的缘故。

这些除了是回应我们天天见面的记者的提问，给老板准备好资料之外，最近突然间多了很多国际媒体，或者是专门报导某一个利基市场（Niche Market）的媒体上门要求访问。

先是《经济学人》联络上我们，要求专访林首长。他的主题是槟城的医药旅游、经济、投资、换政府后的新政策等。除了要求一大堆数据，这个博士级记者，为了要了解现在的槟城变得怎么样了，而举家特地到槟城来，“顺便”度假两个星期，好让他“看清楚现在的槟城”。

访问过程中，谈到槟城正在火热热上演的乔治市节庆。首长诚邀他一起参与，他说，“噢，我一直都有在啊。”原来，从7日的开幕礼，到那一场耗资多少钱的演出，还有哪里举行的免费街头艺术表演、画展，都有他的踪影。而他，就这样在没有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以游客身份，悄悄地游走在古迹区，一一感受这个城市的味道。

他说，吃东西的时候，他也借着与道地槟城人的闲聊，了解槟城的政治局势。然后自己在街上走，用眼睛去看，用肌肤去感受槟城。

我听得有点心跳加速。不是吗？万一这个记者在长达两个星期的过程中，
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长期被我国国家领袖标签为“洪水猛兽”的外国媒体，不知会怎样把我们批评得一文不值了。

就在《经济学人》周刊被我们敬爱的国家以马克笔，划黑那号称不符合709大集会事实的一个月后，它报导了槟城，以“如果你的心脏病要发作，就选在槟榔屿发作吧”作为引言。虽然篇幅只有短短的一页，但这份国际知名杂志正面的报导，除了让槟城再次成为国际的焦点，也引起我国不同阵营的政客“深表关注”，并酸溜溜地认定槟城政府一定是收买了《经济学人》。

噢，要是《经济学人》这么容易被收买，相信很多经过粉饰的“正面报导”早就出炉啦，何必等到现在？以州政府的财务，何德何能收买世界级记者呢？

问题就在这里，被人家视为洪水猛兽的国际媒体，怎么会放大槟城的好，大事报导呢？

从事不同领域的朋友，偶尔在喝茶吃饭或偶遇时，谈起的并不是最近某政党在骂民联政府什么，而是关注著名外资厂商或金融界钜子对槟城厚爱的一举一动，然后想：为什么他们会做这个决定。

比如，新加坡航空制造（SAM）为何舍新国来槟？St Jude医疗科技公司为什么也一样？美国国家仪器公司（National Instrument）为什么选槟城？翰尼威尔航天科技公司（Honey Well）为什么巧也在这里？最新且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博世太阳能（Bosch）在槟注资22亿的消息。
虽然这些厂商消息，未必获得本地媒体广泛报导（除非渗入了政治骂战的因素），但是市面上的消息却走得更快。

承包建筑的接到工，知道大厂家来了；负责设计的也接到工，因为要制作大招牌员工名片等；这些大公司的供应商、主要大客户也追随脚步来投石问路找地，不同行业的人，分分钟比我们这些在政府部门的更快“收到风”，他们不只“身在其中”，更频密地扮演大厂家“消息线人”的角色。

《经济学人》不会无端端吃饱太闲没事做来槟城访问。他们是看到了大厂家的动作，看到了经济市场的走向，才选择“亲自来槟城看一看”是不是这个样子、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弄假成真

2011-10-16T15:11: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9月11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过去，我一直以为，扭曲事实属于巫统及《马来前锋报》的“专利”。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制作课题”的手法熟练得蒙骗了大部分的马来选民，成功地制造了槟城马来人对民联政府的憎恨。

打个比方，在2010年，巫统在前锋报的“极力配合”下，虚报了槟民联政府取消回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游行一事。先由某匿名领袖揭发一个虚构的“取消游行”后，就铺天盖地报导巫统中央级领袖的大力抨击州政府反回教、反马来人的谈话，却只字不提州政府再三的澄清。

在槟城有参与游行的回教徒还好，当他们一如往常出席游行时，发现游行并没有如报导般取消，还有更多人浩浩荡荡游行时，谣言自然不攻自破。但关键在这里，除了槟城的，真正知道真相的人，少之又少。

结果，这让无奈的州政府在毫无选择下，成立了传播部，每两个月出版一份《珍珠快讯》，至少让真相有一个出口。

事过境迁，一年多后的今天，随着大选的脚步渐近，我发现近期，巫统也把这个“弄假成真”的专利，传给了他们的“友党”。

明明在报章上记者写时评说“今天的升旗山，除了缆车不同之外，其妈妈说，好像跟30年前没有分别，连大炮的位置也一样。”

可是，却有政敌透过媒体呈献出一些“特别效果”。看到成功集团在马会的签约新闻，他就突发其想，大喊“槟城人民要站起来”，还说成功集团要大肆发展1990年被搁置的升旗山大型发展计划，这计划会严重影响升旗山的生态，后果十分严重。

咦，马会和升旗山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吉隆坡一名记者致电问同事的问题。“为什么从马会打到升旗山上去呢？为什么林冠英会被扯进去？我也不懂得回答。

我只知道，我老板被问及政敌指他“将会”以当年成功集团的概念发展升旗山时，我发现到他答非所问。过后我们重提时，老板竟然回问我：“其实他们在讲什么啊？我也被问到一头雾水。成功集团的发展到底是什么，我都不懂，也没有收到什么建议书，为什么‘硬硬’说我已经批准了呢？”

好的反对党，必需对政府施政的不足提出抗议。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另一个层次的反对党，是可以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凭空起义，反对一项根本不存在的计划。

这局面下，你要如何讲呢？他还说你有和集团“密谈”噢，证据？他的口讲出来就是证据了。你做政府的不能答好，就是你心里有鬼？不存在的东西，要怎么答呢？

青出于蓝而更胜于蓝，巫统的手法，你们真的发挥得淋漓尽致，还更上一层楼，实在令小妹钦佩不已。

远在首都的朋友看了新闻，以为她最爱的升旗山已在大兴土木，面目全非，慌了起来致电兴师问罪。我邀她一起去看那30年不变的青山，她只是“cheh”了一声，直呼被骗了。

骗话的最高境界，是讲到自己也相信自己的骗话。之前几单，如首长官车每月花5万维修，和州政府不敢向反贪会举报陈合裕土地舞弊案，原来只是皮毛。虽然最后证明官车没花天价，民联也报了MACC（第二副首长也出示证明），但吸取经验后，今次，居然用上了“弄假成真”招数，连我好友都给表面现像给蒙骗了，更何况是没有亲自上山的人民呢？

参与政治，玩到这样，需要吗？

恐怖铃声

2011-10-16T15:07: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9月4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日前，因首长身在国外上网搜索槟城的新闻时，发现到一则“前槟岛市政局员工祖孙住遮板底”的新闻，大感震惊，透过电话及电邮下号施令，后来问题在短短24小时内获得解决，《星洲日报》也以“身在外国的首长以遥控电话及电邮”作为当天的新闻头。

老实说，这次的“24小时神速解决”，只不过是“很多单”个案的“其中一单”。之所以引起大家注意，是因为它曾透过媒体曝光，所以也一样需要“经过媒体”，来告诉大家相关的进展。

话说我给老板报告当天晚报的内容时，这则新闻尚未来得及见报。傍晚时分，一些网络已上载相关的新闻。恰巧远在广州的老板，永远就是那个一刻也不能停下的人，一有空档就上网，在谷歌输入“槟城”，结果就先行给他“发现”这则新闻。

自爆老板比我“先行发现”新闻，说明了我不介意再次被老板的政敌标签成为“没有做工的新闻秘书”，因为在老板的眼中，“他们已经没有东西可以骂我，才找我的职员来骂”。

话说回头，当天林先生把“号施令电邮”发给彭文宝行政议员的同时，也随手发了一个抄件给我们。发出电邮的时间是2011年9月1日晚上11时17分，老板拷贝了整个《太阳报》的网络新闻在邮件中，然后，只是简单地写了一句“彭议员，请尽快处理”。

老板抄件给我们这些“小的”，也是传达讯息的一种。第一，他告诉你，他知道这个新闻了，不用浪费时间再传给他；第二，他要让我们知道状况，万一紧急时刻联络不上行政议员，至少我们大略知道详情，不是雾里看花。

凌晨1时15分，我的手机闪闪发光，然后震动了一下。半眯着眼开锁，原来又是一个不用睡觉的彭文宝。他用ipad2给老板写非常简短但是句句都是重点的报告，在隔半句钟，他又要求福利局的官员给他作安排。

隔天上午10时许，一切已经安排妥当。如何安排组屋，谁在扮演什么角色，不到500字母的电邮交代得一清二楚。我们这些小的，就这样“跟进”了整个“过程”。

现在官员也开始习惯他的个性。收到转发过去的电邮，一两个小时内必定转发相关部门，然后，事隔几个钟给你一个小报告，再一两天内，完整的电邮汇报传了过来，状况掌握得清清楚楚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得不拿一个爱风黑莓或智能手机的理由。但是拿机也要有窍门。刚开始时不懂设定铃声，不管什么简讯、电邮，半夜“哔哔”声有如催命符，吓得我们神不守舍。

同事环保美女的“遭遇”更惨，她常常担心在外时遗漏了首长临时发出的文告或电邮，于是把林冠英的“新增电邮”项目，设定成超级大声+吓人的铃声，结果一连好几个晚上都被自己手机的“夜半铃声”吓醒，几乎患上精神紧张症。

后来，在众同事的劝告下，她终于在入睡前转成静音，然后，保留铃声声量，不过改了另一个不会自己吓坏自己的音乐。老板的“新增电邮提示”，也从“恐怖铃声”，变成“正常铃声”了。

长命功夫长命做，尽管槟州政权分分钟会因肮脏手段而易手，但是，要以最快的速度解决更多的问题，我可以迟睡，但总渴望能在没有天灾人祸的日子，一觉睡到天明，养足精神再作冲刺。第一件事，当然是睡前必需把电邮的“恐怖铃声”，设成静音状态，以免半夜恐怖惊醒。

让制度去走

2011-10-16T15:05: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8月28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最近我听到了一个虽然不是称赞我老板，但是却足以让我窃喜的消息。

有一名槟州反对党的普通党员对我说，几周前他店前的路灯发生故障，无法操作，结果一众商家就怨声四起，有人嘲讽说“以前（前朝）都不曾发生过这样的事（街灯没亮），以前我们只要叫YB来拍照，问题就解决了。”

这位青年对我说，他当时胆粗粗地答应一众商家，给他一些时间，再看怎样。

他左思右想，这么小的事，没理由要劳烦国州议员吧。

于是他上网，找到槟岛市政局的投诉热线，摇了一个电话过去，接线员认真地记录了地点、投诉人姓名及联系方式，就卦电了。

第二天晚上，他发现到街灯恢复运作了。然后再致电询问，接线员告诉他，之前只是有一些技术问题，不是什么大损坏，也刚好在市局的管辖范围，所以可以很快处理，希望以后你们有类似的问题，早些知会当局。

众商家开始旁敲侧听，到底这家伙有什么“门路”，可以在不需要叫YB一起开记者会上报纸的情况下就把问题解决。

他如实禀告：“我只是叩去MPPP的Hotline。”整条街没有人相信，除了亲身经历的他相信。

一个小小的亲身经历，让他感触良多。他开始探讨，要是还是同一个政府，投诉的机制会不会运作呢？

我无法给他答案。只知道，“让机制去走”而不是“让人管理”是林先生上任后，其中一样想要达致的理想。

他一上任，为了不让部门把投诉者当球一般踢来踢去，设立了投诉局；无法在固定期间给他一个满意的报告的话，“你就知道了”。

首长办公室的投诉局就这样开始运作，并取得一定程度的进展。如今，欣见一些没有刻意去监管的其他政府部门，也开始走上这条轨道。
为什么原有的投诉机制无法好好的运作呢？

过去，为了突显出议员的存在价值，小小的一件事就要劳动州议员拉大队开记者会，然后大事渲染一番，经过曝光，终于“获得有关当局的正视”，解决了。

于是，市民感激议员的伟大贡献；但从来不曾有人思考过，这原本是摇一通电话就可以解决的啊。劳师动众为了一条路的街灯，会不会太浪费资源了呢？

也许是民联上台后，可以被挑起的课题多了，州议员比较忙了，也较少以小事居功，加上各投诉局“真的”可以“动”之后，除了投诉自身的问题外，也竟然开始出现热心人士致电要求拖那些阻碍交通的汽车之现象。

在一个公民社会，致电投诉是市民的基本权利。过去的当权者，为了把功劳揽上身、强化服务的形象，而让这些机制完全瘫痪，今天，要让一个瘫痪的机制重新被启动，的确需要费上好大的劲儿。

如果你问我，对这个国家是不是有什么梦想，我会告诉你，我的梦就是有一天，我们拨通一个投诉电话，可以获得受到尊重的回应，接着，问题可以在合理的情况下解决。届时，不管谁是当朝者，制度依然能够良好地走下去，再也不需要认识可以陪我开记者会的YB。

我的梦，几时可以成真呢？

死就死吧！

2011-10-16T15:03: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8月21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最近NTV7 追踪档案连续两个星期，都在报导槟州在实施天天无免费塑料袋运动的成就及风波。

看着半年多前，与塑胶厂商公会对着干，他们天天凶神恶煞冲着州政府来的模样，我依然记忆深刻。这包括与首长对话会上硬扛，各种似是而非的学术研究等。

在环保这块全球性大课题下的逻辑争论，当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需在一些关键性的时刻，作出大方向、关系人民未来的决定。

其实，从2009年7月的每周一天无免费塑料袋，到2010年的每周三天，对一个新政府而言，已经算是取得相当不错的进展。尽管当时人有称，选择在霸市人潮最少的周一作为开始，有点避重就轻，但是我们始终算走出了第一步。

仅仅每周一天的无塑料袋，已成功在4个月内减少了100万个塑料袋。于是，州政府在与百货业者的会议上，就建议隔年展延至三天，在没有异议下获得通过。

2010年杪，就在州政府正商议是否要多一天绝胶日的当儿，联邦也有意追随州政府的脚步，要求超市和霸市每逢周六也推行无免费塑料袋。

业者在会议上先向行政议员彭文宝反映，“要是你们（州政府）拜一到拜四我们跟，他们（联邦政府）只要拜六我们不跟就‘不美’了。如果我们1，2，3，4无胶，拜五有胶，拜六又无胶，礼拜又有，很麻烦，我们的系统做到半死。不如索性100%绝胶啦！”

当彭文宝转述给首长听时，首长不太相信，毕竟生意受到最直接影响的，正是这些人啊。于是在隔天再次召见，听到在场的业者个个拼命点头支持，才带着有点难以置信的思维作出这项公布。

一如所料，此举引起塑胶厂商不满，来势汹汹，几乎天天都闹上报章，场面热闹非凡。

当时我记得首长面对排山倒海的攻势时，曾经对我们说过，“死就死啦！为了下一代，我可以输了一部分选票，我可以去面对，我们一定要坚持！”

面对反对声浪的勇气，不是每个政治人物都有的。如今回望这一切，犹如在看一场事不关己的闹剧，但是个中的苦、个中的挑战，却是一言难尽。

在政务上能够秉着的坚持，未必就能套用在他的个人生活上了。

最近发现到身材开始走形的首长，也学起我们减肥来了。有时候他可以不吃午餐不吃晚餐，以免增重，但是遇到美食当前，他又抵拦不住诱惑，破戒了。

8月是神圣的斋戒月，虽然本身并非穆斯林，但是林首长却几乎天天与回教徒一起开斋。同事有次不小心说漏了，指在威北一场开斋活动，平时只沾一点饭的首长，不只添饭加咖哩，吃完还表示要打包回家呢！

假装探听，才发现原来当天负责伙食的，是北海著名的羊肉咖哩，所以他才大开杀戒。

这还不是最经典的。有次下午命令我们陪同他到小食店时，原想吃炒河粉，奈何早市收工夜市未开档，失望之余，就问我们附近有什么档口好吃。

当然是炒果条最棒，但也是减肥人的大忌啊。他皱了眉头一下，争扎了片刻，终于对我们说，“死就死啦！帮我叫一碟炒果条来。”

平时做政事坚持到底的首长，面对美食却频频失控，不懂是槟城小吃太棒呢，还是他减肥的定力不足？

玩手机？

2011-10-16T15:00: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8月14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托科技发达的福气，现在的资讯流通和联系效率，有了手机、电脑、网系网络之后，原本需消耗多天才能完成的任务，如今只要在弹指之间就可以完成，也逼得我们这些小助理，为了增高工作效率，不得不自掏腰包购买智能手机。

可别小看这小东西，比如我们正在开会，可是手机亮了一下，你就会看到首长发了文告，可以立刻透过手机，再安排那一位同事先行处理，以不耽误时间。

更重要的是，有时候明明首长身处会议室，你也会突然接到他的简讯，要你准备这个准备那个。最好的例子是最近的槟州安全理事会会议上，大家看着州安全指数时，他突然有灵感，叫我们这些助理在２０分钟内整理出过去两周在威南发生的大大小小罪案，作为供给警官们的参考。

偶尔我们会听到一些官员私低下嘀咕，说有时他们在报告时，首长一直在看手机或者是打电脑，不懂有没有真正的听进去；可是最压力的是，讲到不对劲的地方时，首长却能够比任何更专注聆听汇报的高官反应更敏捷，发问得最多，害到他们提心吊胆。

呵呵，这就是我们CEO超常的“一心两用”耐力了。

他常常会在办公室，一边听我们的汇报一边打电邮或者是打文告；还有，即使是出席冗长的行政会议，他也有本事边主持边传“指令”，以及掌握最新消息。往往才踏出会议室，他交代的任务都已完成了。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当一些国家大事发生时，他能够在第一时间发文告回应的关键所在。内容是出自他的脑袋，其他那些消耗时间的琐事如翻译、发稿等，就让我们这些“小的”去处理，报界也不需要来摧，文告在多数时候肯定能在截稿时间前送到。

曾经有记者也是私代下向我们反映，说“叫你的老板别在记者会上玩电话，很不礼貌”。

无可否认的是，我们的老板的确常常在记者会上，当麦克风转交给其他人发表伟论时，他会乘这个空际查看手机简讯、查看新邮件是否有要事等，但这并不代表他心不在焉啊。

要知道，单单一个２８楼，每天就有好多事需要等候他的决定行事。在无法确认首长什么时间方便听电话的情况下，不管是高官们或是我们这些小人物，都会选择以电邮及简讯给他报告、给他建议，再等他的一个“yes”　或“no”。

遇到他效率超高时，往往从光大到合您的车程中，就有本事答复了十多个个案，然后我们又在２８楼内奔跑完成任务。

遇到他出国的时间，单看他回电邮的时间，就可以猜到这是从一站到另一站的“路途中”，或者是会议与会议之间的空档。

最不幸的时刻就是等不到消息的时候了。那时你又急又慌，做好还是不做好呢？眼见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紧张指数一直在飙升中却什么也不能做。这时，我倒希望他“又再”一心二用了。

他不只是２８楼的“大头”，一些政府高官、官联机构及议员也常常在等候他的号令。他看起来像在“玩电话”，但只要他一指按下，很多政策就从按钮中开始了。

大选的味道

2011-08-07T10:47: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8月7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以前有人说，当你嗅到铺泊油路的味道时，就是大选要到了。

现在民联政府说，当国阵也在派钱给独中、发出准证给华小迁校的时候，就是大选在望了。

作为新闻秘书，三句不离本行，我说，看看平时表现相当正常的政党所拥有的报章，你就知道，大选很近了。

比如说，当你发现堂堂一州之长的“玉照”，长达整个月没有机会在该报曝光，你就知道有点不对劲。不过，这还不算“极品”，毕竟在这之前，该党某领袖也曾经发过禁令，禁止其他同党领袖的脸上报。

比较厉害的是，一些明明是州政府的宣布，出现的照片，却是该党的本土领袖的脸。两周前，首长宣布，州政府或考虑发出100令吉给今年起出生在槟城的宝宝时，该报以相当大的篇幅报导这个好消息，新闻的导言是，槟州政府或颁100令吉给州内的新生孩童。

不过随同报导出现的照片，却是马华的州秘书刘一端的脸。

不知情者，还以为刘氏是州政府的要员呢！原来，在文中，略提反对党强烈反对，认为这是一种政治贿赂的形式。所以他的玉照之“终于能够”在这情况下出现了。

过后，孟光水坝跑步者前来会见首长时，该报刊登了三大张照片，一如所料，主持会议的林首长不在“刊登照片名单”中。

唯一庆幸的是，报导内容尚实，没有扭曲的成份，只是尽量把你的曝光率减至最低点而已。

不过，遇到他们敌对政党不利的消息时，就像追魂般天天炒。平时不写行动党新闻的报纸，现在天天以超级大篇幅报导。要怪，只能怪首长的兵仔不巧在这个时候扛上了。

这是两周前的情况。过去一周，情况明朗化更多了。当槟岛市议员称警方执法不力，导致许多人流连具赌博性质的网络咖啡馆时，你可以看到，这则新闻之上，该报需应“老板”的要求，刻意去专访有关部门的该党领导人。

于是，王赛芝称有家庭主妇向她投诉，网络咖啡馆导致丈夫不回家，长长一篇的下面，才能够“合理化”地让市议员的小新闻见报。

再比如说，F 级承包商在与首长一起召开的记者会上，要求马华道歉一事，新闻呈献出来，不是F 给承包商的故事，而是马华妇女组主席陈清凉强调她不会道歉的新闻。

只有那些有耐性读完整个新闻者，才有缘知道原来F 级承包商公会主席说，以前他是受害者，要得标任何政府工程，不只要巫统区部领袖的批准，也要先交上5至6千令吉才有份沾到，现在的州政府则不同了，只要你的价钱合理，根本不需在认识哪一个领袖，都可以得标云云。

于是，那句“马华是否质疑马来承包商的能力”、“马华应该道歉”的字眼，都由陈清凉的言论盖过了。

该报有记者曾在首长记者会后，自我揶揄地说，“我回去得好好想个办法，要如何包装这个新闻，以让首长的内容可以通过见报那一关。”

看报纸，才是让你“感觉到”大选是否将近的关键。

人流管理

2011-08-07T10:45: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7月31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过去的一周，28楼非常热闹。前前后后“到此一游”，应该有近500人。

从周二的首长在国州议员要求下，会见受发展计划影响的大山脚渔池路居民起，本周的每一天，28楼几乎成了首长的主要会客室，而且受邀上门者，少则五六十人，多则上百人。

如果要一一记录在案的话，周二渔池路要首长向发展商争取更高赔偿额后；周三是首长召集所有通过公开招标获得水利灌溉局工程的承包商会面，以“真人”反击政敌及别有居心者轰州政府边缘化马来人。而颁奖给钟灵中学杰出表现学生的仪式，还得“移师”到空间较宽的大厅举行。

周四则是首长会见大山脚孟光水坝晨运者，让他们讲出要求，也让首长以“面对面”的方式解释州政府在水坝工程施工期间无权干涉的事实。为显透明度，首长更安排媒体参与整个对话的过程。

周五的会议更精彩，在会见近百名获得公共工程局承包工程的承包商时，竟然让首长意外发现，其中一名成功得标百万工程的土著承包商，只有19岁，这让老板常常沾沾自喜的公开招标，再添佳话。

本周内，28楼同事为了接待受邀上门的人士，真的跑到半死。两位役工，因28楼最大的会议室只有50张椅子，而被逼从他处搬来近50多张椅子，让大家舒服地开会。

媒体看到的，就只是这一场会议，而在这会议的前后，首长也有多场大大小小的会议需出席。于是，首长像飞人般，从一间会议室“飞”到另一间的会议室，而这当中，地理位置（会议室与会议室）与人流的安排，更考功夫，除了不让民众久候之外，也要省却节首长等候众人出入+就坐的时间。

我们得先查明最早的会议是多少人出席，以及紧接下来的会议与会者人数，然后以28楼现有的会议室作安排；同一会议室在使用后及再使用前，需确保椅子排列及矿泉水供应足够，而同一个时间内，第二批参与会议的人早已在另一地方“准备就绪”，等候首长主持会议。

以此类推，我们几个负责的同事，就这样在会议室与会议室之间奔跑。遇到近百人的“代表团”（特别是陈宗兴州议员‘包巴士’来的渔池路居民），我们得提早交代三楼接应处准备贴纸，然后扮演“迎宾侍应”的角色，引导庞大代表团走入正确的电梯及方向。

到了28楼，又得有同事接待大家进入正确的会议室就坐。很多时候，这个过程，需要分成五六批的电梯阵容，才能“功成身退”。要如何安排妥当，“人流管理”不得有差错，否则误闯另一会议，将超级尴尬呢。

本周虽然跑得累死了，但看到会议安排顺利，总算松了一口气。

下周是斋戒月的开始，我开始担心起来了。斋戒当然不关我们的事，同事也照常上班，问题是：以过去三年的经验，我知道，老板的政敌肯定“又来了”，搞出许多似是而非的谣言，就是要让你疲于奔命，没得安心过佳节。

不是吗？你看，“边缘化马来人”、“政府工程边缘化印裔回教徒”、“马来人被驱离光大”等等，斋戒月未开始，这些胡言乱语“已经来了”，加上每逢周五祈祷时间后必定“准时报到”的狂人，我们有不祥预兆。

若不是这些蓄意的中伤，政府又何需劳烦丝毫不认识，网上招标成功的承包商们，活生生出现在媒体面前，证明给大部分中庸的马来人看：在槟城，只要有能力，就能得标，那管你是19岁还是91岁！

未来的一个月，28楼看来需要更好的“人流管理”来应付了。

写信，这么难吗？

2011-08-07T10:43:00.002+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7月24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如果情况许可，我这等非政治人物的小品官，不管出现在什么场合，都会尽量低调，不会高调地告诉全世界的人：在下就是一州之长的小助理。

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一旦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就会把你当成一个“流动服务中心”，从他老婆生孩子到孩子进不到大学都会前来咨询一番，这么一来，搞不好你的一顿便饭，加上投诉人的情绪，怎么也啃不下了。

要是面对的，是百姓询问详情，比如说我妈妈不能走路了，要申请乐龄回馈金要怎样的，至少国州议员服务中心已有一个机制，我们只需要指点迷津一下，问题就迎刅而解了。

很多时候是太多人没有看报纸。明明从首长到国州市议员“唱”了整年的消息，详情公布再公布了，还是有人走上门来要“询问详情”。

职员可以接手处理的，我们都放手让同事处理。最纳闷的是，有很多人在投诉指换政府了却没有帮忙的时候，只要发挥追问精神，你就可以知道，原来他的投诉，永远只在唇边。

曾经有一位朋友向我大吐苦水，称其居住的地方有一个机构，换政府三年了，可是民联却丝毫一丁点也没有“照顾”他们。这自称是福利机构的团体，向每一个上门捐款的市民作出这项诉求。
这挑起了我的好奇心，于是我问。“你们上一次写信要求拨款但是没有回音的，是几时呢？”

“哈？要写信的咩？政府的钱不是自己来的啊？”

我差点昏掉。你没有写信，人家怎么知道你需要钱呢？

看看州内的华校吧。即使是州政府有制度化拨款，校方也是每年写信+填表格来申请。有些自认为资金不缺的学校，为了不剥夺其他基设欠佳学校的机会，而选择了不申请，这精神是值得尊重的。

还有，乐龄回馈金的申请人，也都在填与表格后，政府才知道通知信应该寄到哪一个地址啊。

近十年有了电邮的方便，很多很精明的投诉人，连同照片、扫描的文件档等，一并与投诉书信寄上，这样一来，议员要部门的官员采取行动，也方便得多。有了照片为证（特别是那些垃圾问题之类的），加上明确的资料，官员出动时所需花的时间也减少了，可以在同一时间处理的个案当然更多了。

遇上那些上了年纪、目不识丁的投诉者，一般上议员的助理们都很乐意从旁协助。最让人纳闷的是，很多受过高深教育、常接触社会的所谓专业人士，每每在细问之下，才知道他们的投诉个案都没有记录的，因为他们只在咖啡店喷口水投诉，从未正式写过一封信，更甭说得到回复。

在报馆工作时，由于常采访消费人仲裁庭，曾有一名卖糕点的阿姨上报馆问我，她被人骗了应该怎样投诉。我告诉她如何领取表格，要“识字者”代劳以电脑将案情略为陈述，打印4份，附上所有的资料。结果两周后，我在庭上遇到她，她一个人以巴刹国语赢得了这场官司。

我问：阿姨，你怎么做的？她说，“你教的啊，我讲，女儿写进电脑，然后交上去，过后我就讨回钱了。”

写一封信这么难吗？对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我明白他们的困境，但既然阿姨可为自己讨公道，专业人士不能吗？

下一次，遇到有人跟你说他面对什么问题政府却没有帮忙啦之类的时候，请先不要人言亦言，只需先多嘴问一句“你有写信投诉吗？”，真相就会大白。

角度

2011-08-07T10:40: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7月17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今天并不是要谈论蔡总的“催泪弹和水炮车没瞄准同善医院”的角度问题，而是分享我在工作上的实际经验。

上月底，每日新闻4大版报导槟州政府忽略马来及回教古迹文物，访问的是一名大学讲师（内容有无被扭曲我则不得而知），图文并茂列出被遗弃的遗产。

世遗产办室处报告指，这些建筑都不在世遗古迹区内，除了一些未明的遗产外，许多建筑是在联邦政府名下的资产，一些是私人产业，其余则是非州政府地的宗教场所。

首长在记者会说，由于牵涉宗教及土地问题，我不便插手，需先确认业主才能行动等。

新闻出来，标题竟是“行动党不愿维护历史，冠英用宗教敏感为借口”。（天，你问的是行动党还是掌管古迹的首长啊？虽是同人，但行动党几时有权管啊？）

报导说：“首长以宗教为由，不愿插手州内回教及马来古迹被搁置问题，这反映出行动党州政府不愿维持古迹区外的马来及回教建筑。掌管古迹事务的他，以土地拥有权的法律问题及宗教敏感为借口，不理睬急需拯救的马来回教文化遗产。”

媒体写了他答的，但是加了一些料，呈献出来就是另一个样子了，那是一家由巫统控制的媒体，我没话好话。但近期也有一家中文报，选择以独特的新闻写法及标题来引起读者青睐。

首长在记者会上，为了回应贸工部副部长慕克力指责州政府只会自我宣传邀功，就以网络新闻报导，指黑莓手机制造商宣布在槟设厂的消息反驳。

黑莓来槟制造智能手机，是一个多么让人振奋的消息啊。这种商业新闻，大部分的媒体都以“黑莓来槟设厂”为标题，再作详述。

这家媒体，标题写“网上获知黑莓槟设厂，林冠英不知投资额多少”，引言说，“黑莓生产商RIM已从本月起在槟城投资生产智能手机；但，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却对这项注资‘后知后觉’，只从网上得知有关消息。”

在下定论前，且让我给大家说一个发生在2008年的投资故事吧。

当时，首长的投资及工业助理杰菲里还没加入28楼，我这个“投资盲”也得负责包办与投资者接触的工作。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日本厂辑斐电电子有限公司。

当时接洽人一直来找首长开会，要首长给该厂保证水电供应啦土地的，我就是那个陪同的官员之一。当时，厂方告诉州政府的投资额为8亿令吉。

见大投资在眼前，我们竭尽全力符合对方的要求。几周后，日本大老板来拜访，再几周后，公司要求政府保密，过后，我们就从商业新闻网获悉，投资额是12亿令吉，多了4亿。

原来日方认为槟政府有诚意，就给投资加额。要是首长自作聪明先宣布，要怎么回答投资数额的差异呢？

这个故事教会了我们，投资那回事，还是交由公司自己宣布比较好。你不知道他的大老板几时改变主义，几时改变地点，就如上个月刚宣布在槟设厂的太阳能厂博世，虽然政府从去年开始洽谈，但是资料还是得三缄其口直到他们自己宣布为止。

过去，槟州民联处理所有大投资都如此，美国国家仪器公司NI、飞利浦Lumileds、贝郞BBraun、超微AMD等等，等公司自己宣布。这不是后知后觉，而是谨慎为先，要是抢着“表演”，就会发生没有下文的“非比寻常美国投资”事件了。

数目充满未知数，所以不便由州政府透露，政府负责提供良好经商环境，可是投资多少需由对方宣布，政府不能越殂代庖。虽然首长是极需宣传的从政者，但这是商界的基本常识，不料却成为了某报的新闻角度。我明白中文报遭到恶法钳制，还是少谈为妙，这纯粹是角度不同。

报馆要以什么做角度是报馆的自由，但加入存心的诠释，我们可以看出记者或报馆的居心。

人生百态

2011-07-10T11:17: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7月10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自从槟州政府“发明”了别开生面的奖励计划，颁一个小小的奖金和奖状奖励那些在海内外赢获学术、艺术或各领域大奖的学生（或者是槟城人）之后，我们的办公室，突然学习了很多经验。

如果有注意报章的话，应该都会留意到，其实这不过是占了小小版位的小新闻。但是，其意义对于获得奖励的人士而言，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首先，我们尽量把简单的仪式，定在28楼举行，即使是有时首长想要配合其他节目之便，换在酒店或其他政府相关机构举行，我们都会再次展延颁发仪式。

理由很简单：酒店或公共场所，任何人在什么时候都可以去，而“受邀”到28楼首长办公室来，却是另一层次的感觉了。

基于州政府没有获得联邦的财务支持，财库有限，所以奖金也相当“有限”，但是首长亲笔签名的证书，以及与首长合照的机会，却让获奖人觉得机会可贵。

有时候，一个颁奖仪式+记者会结束之后，情况就会演变成小型的粉丝合照会，有者携同一家大小来齐齐与首长合照，有些人更与走廊上的“首长办公室”招牌来一张“到此一游”纪念照，我们天天见到麻木的情物，对很多人而言却是那么有意义的。

根据负责联系校方及得奖人的叶姑娘透露，有时她致电当事人，告知首长想要颁个奖给对方时，对方受宠若惊；有时，一些校方超级主动联络州政府（是在获奖新闻见报之前呢），提供一切的资料，只待安排。

这些，我们都很乐意接受，毕竟大家是凡人，百忙中或许遗漏了奖励成就非凡的槟城人，有这些“热心人士”的提醒，起码把遗漏的可能性减至最低。

由此可见，“得到州最高领导层奖励”，对大部分得奖人而言，过程是让人期盼的。但是，凡事也有例外。

比如说，最近有一所学校表现非常特出，学生赢得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国际大奖。于是叶姑娘一如往常给校方联系，却第一次碰了满鼻子的灰。

对方“吊价”地说，需要先请示教育局，才能够答复校方能否携同学生一起出来领奖，因为怕得罪一些人。叶姑娘汇报给老板时，大家一脸疑惑，但还是选择尊重对方。

同样是奖励，州元首生日时的勋衔奖励是另一个透视人生百态的机缘。有投资者很直接了当对首长说：“我的公司在槟城投资了几十亿，给我老板一个拿督可以吗？”

一些我老板觉得应该给他一个肯定的人，却谦卑地回拒了这番好意；有些人面对大局，虽有难色也代表组织接下功名；有更多人一直觉得自身贡献非凡，一再“重新包装”地呈上表格；有些人嘴边讲不要，心里却恨得不得了。

这些人为了名片上多几个英文字母，让我们有机会看尽了人生百态。

为什么你是女的？

2011-07-10T11:14: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7月3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就在我国尊敬的首相纳吉宣布，5年后政府将强制实施国内企业界需有30%女性参与决策权的前几天，我的同事法利拉菡妮向老板汇报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消息。

她是林冠英首长的机要秘书，意思是说，所有的书信来往都是她负责，安排老板的节目行程表也是属于她的工作，有时候老板兴起要处理的一切锁事，都是由她一手包办。

话说那天外州有一名议员要前来会见老板，于是就通过她预约时间，前前后后电话联络了多次，一切相关+需要的文件也准备就绪，就前来会见。

对方见到法利拉时，就很礼貌的告诉她：“小姐妳好，我要见林冠英的机要秘书。”

法利拉说，“是啊，我就是他的机要秘书啊。”

“不可能的，林冠英的机要秘书怎么会是女的呢？”

法利拉说，“我们通过电话啊，你也认得我的声音吧？”

对方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据法利拉透露，他似乎认为，能够坐上这么重要位置的，即使是女性，也应该是女士（或者是俗称老姨），总不太可能是一个这么年轻，身材这么棒的女人。

老板听完这个“故事”时，除了苦笑，还是苦笑，不过我看得出他的窃喜。

这也难怪，在此之前，林首长在委任女人出任高职的过程中，可谓吃尽苦头。第一位被委的槟岛市长芭堤雅，因为她是女的，结果被公共及民事职工总会会长谴责，还好首长够坚持，更继续一而再、再而三地委任女性担任高职。

今天的槟城各部门团队，可以说是被女人包围着。两个市长是女的，掌管旅游的环球旅游有限公司“头头”也是女的，投资槟城总经理是女的，市遗办事处总经理也是女的、槟州管弦乐及合唱团主席也是女的、威南县长也是女的……

如果首相要选一个决策权超过30%是女性的政府，也许槟城“又”可以排第一了，而且，不需要等到5年的缓冲期，因为我们“已经”委任了。

说回工作，我也常常在接触外界，比如说安排首长的节目细节时，为了避免我这“老女人”记忆衰退，一般习惯以电邮联系，若一时忘了曾经提及的详情，还可以用谷歌电邮来搜索，找回不见的记忆。

曾经在比老板更早现身节目会场，依电邮往来内容致电给主办单位负责人时，对方听到一把女人的声音，震惊地问：“原来你是张小姐，不是张先生啊？”

有时在现场找到负责人，自我介绍，说我就是那个过去两个星期跟你在电邮上沟通的负责人时，一些未认识的人也以为我是冒牌的，因为在他们的“想像中”，新闻秘书“应该”是一个男人。

很多时候，虽然这些人试图很有技巧地掩饰他们“突然发现原来你是女人”的表情，但是还是露出破绽，我也不想这样争论下去，就假借询问其他详情，或者是笑笑来化解这份尴尬。

法利拉提起后，才发现，原来不只是我，大家都曾面对“为什么你是女的？”局面。

“我来也”的一堂课

2011-06-30T14:46:00.004+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26月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两周前，当卫生部宣布我来也肉干因防腐剂超标而必需全国下架后，引起全国华人哗然。

对我这人超级爱吃肉干的人而言可是极其震撼的消息啊，前前后后吞进肚子的肉干都不懂有几公斤，看来我的减肥计划应有进展了。

不过，我和同事们在讨论这个个案的过程中，却也从这家私营企业身上，看到了他们的危机处理应对机制。

卫长是在14日上午对记者这么说，我收到新闻短讯时，已是中午时分，可是电视新闻报导，我来也负责人在下午三时许就召开记者会，向消费人作出道歉，并接受消费人的退货。

老实说，这等的时间上的“效率”，除了政治人物，在企业领域是极其少见的，特别是他们“化被动为主动”的局面。

事情已经发生了，伤害已经造成了，品牌已经受到负面的影响了 – 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公司负责人能够在第一时间出来面对媒体（虽然我也不苟同一些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态度成功阻止民众的怒气继续高升。

然后，还“敢敢”给电视台记者和摄影队进入工厂拍摄。接着，再在报章刊登广告，作出道歉及说明退货的方式等，在市场管理，这叫“收拾残局”，或者是把进一步的伤害减至最低。

也许是发现退货的人不多，18日那天公司再宣布，将会销毁所有的产品，接下来的，一切将会通过卫生部的检验才上架。

短短5天，我来也从在媒体上引起全国哗然到悄悄落幕，公司的危机处理意识和行动上的迅速，应记一功，也可当作工商管理学术研究的个案分析。

试想像：要是我来也在事件爆发后，逃避记者的追问，把责任推给外劳，或者是死厚脸皮说他们的产品没有问题是卫生的检验有问题，结局就截然不同了。

转回政治“擂台”，往往很多政客在面对危机时，应对方式却相形见拙，简单的事件越描越黑，搞到课题炒了几个星期还没下画呢。

就以燕燕姐面子书的课题，其实与我来也被下架差不多同期“登陆”，人家的已经下画了，面子书还在继续在面子书上闹得轰轰烈烈呢。

首相大人不知被谁误导，在美国招商时公布了其实不存在的新投资（根据《路透社》报导，摩托罗拉负责人说截至目前为止共在马来西亚投资了40亿，而不是将在槟投资新的40亿）。

林首长连录影都重播了许博士的“扮演顾问角色”、“美国的非比寻常投资”、“两天前通电话”，还有“设立全球中心”等，突然间变成“我都不知有什么投资”，到“给他颜色看”，再到“《路透社》错误报道”，我不知道还会怎样演变下去。

要是每个政客都像“我来也”一样的处理危机，林冠英会少了很多回击政敌的机会。

遇上不懂危机处理的政敌，是祸？是福？

你有双重标准吗？

2011-06-21T16:17: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6月19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这个社会往往是充满矛盾的。尤其是在我出任了政府的小小职员之后，体会更显深切。

比如说，从民联执政初期，因为国阵一位议员说既然槟城已不是国阵州，就不需要建第二大桥，害到一大投资者临阵退缩，结果州政府再三与联邦交涉，才终于保住二桥。

自此之后，很多联邦与州之间就政策有不同意见的言论，就不时透过媒体浮上台面，很多人感觉这是“很乱”，但是我的老板始终秉持一个原则：就是必需做对人民有利的决定，而不是做对国阵朋党有利的决定。

所以，在联邦也追随州政府脚步实行每周六无免费塑料袋日时，州政府不只欢迎，从首长到议员，没有人说过一句风凉话—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一步是正确的。

最近首相署部长依德利斯来找林首长，说要草拟大槟城蓝图，把槟城打造成续吉隆坡和新山之后的第三大城市。这么好的消息，林首长当然“喷饭” 答应啦，所以就宣布了搁置槟城发展大蓝图，让步给大槟城。

可是，自此之后，槟城的反对党就一直在搞破坏，说什么不公布槟城发展大蓝图，装着没看到首长之前的文告，试图破坏槟城与依德利斯的合作关系。

要槟城与联邦合作，不是国阵一直来呼吁的吗？怎么当槟州展示诚意要合作时，你却来唱反调？你到底要怎样啊？是不是要搞到计划完蛋了才甘心呢？

除了具有政治目的的攻击，民间也常常有这种矛盾。

民联政府上台后要公开招标，除掉前朝贯彻的朋党主义，大家纷纷赞好，说终于有一个对全民公平的政策了。

可是，当这些人的谁谁谁有份参与招标时，话锋就截然不同了。他们会通过认识“里面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咖哩菲”助理），要求我们在老板面前美言几句，让这些公司“比较有机会”。

都说是公开招标了，谁得标是招标局的决定嘛，况且林冠英也不一定有在会议内，即使有，我们也从不曾跟老板提及。要是有人敢敢这么提，相信这间公司的机会更微，因为你刺激到他的神经线了。

唉，之前你不是大赞没有朋党吗？怎么现在却想靠关系而不是实力拿到工程？

也有人认为，首长官事繁忙，不应该出席这么多节目和宴会。好，我们记录在案。可是，当这些人所服务的公司，或者是所参与的团体有活动时，就千吩咐万交代，希望首长能在百忙中抽空出席。

叫首长减少出席活动的人是你，现在诚邀他出席的也是你，怎么这么矛盾啊？

州政府展开锁车轮行动，以减少交通阻塞问题，人人赞好。可是，当这些人的车也被锁而需付罚款时，又是政府遭到“妈妈声”的咒骂。

记得有次首长带领一众官员、非政府组织及媒体乘搭巴士，遇上交通大阻塞，卡在车龙中动弹不得整个钟。车上有人对我说，“你看，每个人都很自私，一人一辆车，不塞才假。”

抿心自问，若不是配合这项与首长搭巴士活动，巴士上有谁不是一人一车？

结论是，当你客观地评论一件事时，你是理性的；但是，当这事牵涉到你的个人利益时，立场和观点也不一样了。双重标准就是这样“诞生”的。

抢版位

2011-06-13T17:35: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6月12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作为新闻秘书，我的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建议”老板（还是英文的“Advice”比较传神，听起来比较有feel）如何配合媒体的运作，达到双赢的效果，或俗一点来说，就是“抢版位”。

比如说发生重大事件后，媒体纷纷征询不同政治背景领袖的“一两句话”。别小看这“小小的平台”，对于被限制的在野党领袖，这搞不好就是你的名字唯一有缘上封面的时刻。

新闻是与时间在赛跑，过了截稿的“黄金时段”，什么都是假的，除非你是首相，媒体必需刊登你的大新闻，否则睬你都傻。所以，要是在下午4时半，大家准备放工时，老板突然有灵感要开记者会，都会被我们多番阻止。

与世界上任何一种货品一样，要在报章上抢到好版面，也必需兼顾市场学上的供应与需求之密切关系。比如说，若某天刚好是财政预算案出炉的日子，即使州政府有再厉害的良好施政，顶多也只有“咸饼”般大的版位给你“应酬应酬”，更甭说获得读者的关注了。

所以说，当遇上成绩放榜的日子、世界大天灾、奥沙玛被歼灭，或是星星党内烽火连天的时候，你会发现，首长在报章上失踪了。因为在这“紧要关头”去抢版位只会落得没瘾的地步，就暂时闪开。

新闻有分淡季和旺季。遇到超级新闻淡季时，无厘头的新闻也可以成为封面，这是从政者必需明白的事理。平时多做工，遇到淡季，就可以每天一政策地大事宣布。

要在评论课题时出位（出在显著的版位啦），也需要附合一般大众脑里的想法，以引起共鸣（比如说一马电邮，首长说雅虎和谷歌都有免费的，为何还要付钱？），如果讲出大快人心或者是超“抵死”的言论，肯定获得编辑的“青睐”。

除了硬绷绷的新闻和文告大战外，政治人物往往成为一些媒体邀稿的对象。媒体当然有绝对的权力，以有关专栏的可读性、受欢迎程度及作者的知名度，来衡量是否继续邀稿，或是版位编排等。

这里，不得不提一桩“专栏奇遇记”。话说林首长每两周在星洲全国版也有一个小小的“发挥的空间”，当时负责的主编再三提醒我这个“接洽人”：“记得跟林冠英讲，我们要特别的东西，不要重复他在记者会上的新闻，也不要文告式的文章hor”。那好，没问题，反正文章是小的传，QC 也是小的负责，近两年来相安无事。

首长有时到外坡出席党领袖的活动时，遇到一些粉丝，他们竟然可以对林冠英专栏里的段落倒背如流，倒是首长尴尬地愣在现场，不懂该怎么“表态”好。

写文章和写文告一样，要靠心思、靠思路、靠文笔，最重要的是内容。专栏和市场上的任何一件货品一样，要如何“销”出去需费脑筋，跟不上潮流就很快被淘汰，受不受欢迎与党职官职绝对无关。

有了专栏，并不代表你写的东西是“有料到”或是深受欢迎的。要是不择手段抢了窗口，脑子却无法带给读者眼前一亮的内容，是会“害”刊登的媒体被读者责骂的。

拿号码，看医生

2011-06-06T10:44: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6月5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每次在医院要看医生，第一件需要做的事，就是领号码，然后在医生的诊病房外，等候被“传”。

同样的，在28楼，虽然我们未设医院号码呼叫系统，但是同样的“领号码”现象，几乎天天在28楼上演。

有时在“紧要关头”，从商家、投资者、高官到职员，大家都急着需要见首长时，就会在首长的大门前，排着长长的等候队伍，俨如医院诊病房外般“壮观”。

一般来说，照次序的话，官位最高的那个，或者是首长最急着召见的那个，会有插队的“优先权”。这方面，最“大粒”的，除了两个副首长和议长之外，就是州秘书大人了，若有例外，肯定是带来上亿投资的厂商代表。

遇到一大堆同等级官员求见时，就以“先到先得”的“金科玉律”为定案。遇到首长差不多要赶飞机的时候，排队见他的人就越心急如焚，万一错过时机，就千舟已过万重山，要等到首长回程才有缘相见了。

每次见到一大伙公务员+高官排队时，我们就知道，同在28楼工作的这一天，搞不好除了记者会的半句钟，我们根本没机会跟老板汇报任何进展。这时，就需识相地“让开”，先处理其他事务。

一般上，“拿号码”的现象，往往在首长踏进办公室、第一个会议还没有开始的那段“黄金时段”发生。有时候，我们会先向保镖“探听军情”，比如以交通灯的红橙绿三种颜色，来探听老板当天的心情。

比如说，要是红色的话，就是前锋报又来玩种族课题，老板准备应战了；或者是哪一个人闯了什么“大祸”，这时最好别提要求加薪拨款的“敏感课题”了。如是橙色，还有试探的余地，要是大绿灯，就是几乎“有求必应”的“良机”。有了这些“心理准备”，见老板时就比较容易“讨价还价”了。

记得有一次，当大伙儿在其办公室内排队等候查询节目进展兼报告各项事务时，环保美女见首长有在办公室，就敲门进来，双脚还没有站稳就急着给首长报告资料，但又不很清楚当天的“交通灯颜色”，气氛真的有点紧张。

这时，首长正在批文，突然抬起头来，以很严肃的口气对环保美女说：“去那边拿号码排队等，你怎样可以这样插队看医生的？”

气氛一时解冻不说，所有在老板办公室内的同事们，都在第一时间内笑到飙泪。原来，我们每次背地里说好像在排队看医生的事，老板竟然神通广大到了如指掌，还借轻松开玩笑地“告诫”同事们：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背后讲什么！

这还不是最经典的。在除夕的前一天，按照华人传统，老板都会派收工红包给员工们。首长也不例外。不过，他的方式，真的比看医生还要像看医生。

红包准备好之后，他先叫最资深的得力助手进去，给了红包，吩咐他传第二个人进去拿红包。就这样，同事们一个接一个地敲门进去，笑嘻嘻领着红包出来，“看医生”竟然也可以这么开心—这就是我们埋头苦干的动力泉源啦。

投诉乌鸦

2011-05-30T09:51: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5月29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前几天看了一则新闻，深觉有感，在此与发生在28楼的事件“衔接”一下。

话说有名市议员，在巴刹内竖起各部门主管联络号码的告示牌后，向记者透露，往往议员或政府官员都会接到莫名其妙的投诉电话，包括夫妻吵架要人协调、欠大耳窿债也找市议员等，我真的觉得好笑。

看来，民众只要有办法找到一组供投诉的号码，潜意志就会以为是张天赐再世版，要投诉什么都可以。

原本在新政府上任之后，首长担心一开始管不了太多不同政府部门的投诉热线，更担心习惯了“孤岛思维”（Silo Mentality）的公务员，会把人民像球一样踢来踢去，所以就以首长办公室的名义，设了一个客户服务员的职位。

这由一名曾任英文老师、拥有多年处事经验的明月小姐出任。有些人打电话来，其实并不是要投诉或求助，而是他要你聆听他的“高见”，有者更致电来骂前朝或联邦政府，让人哭笑不得。

往往，老板对接洽投诉电话或电邮的同事有相当高的要求。比如说，有人投诉说这条路有很多洞，需要补；除了先查看这路是在市政局管辖还是联邦公共工程局管之外，给予回复的同事，必需知会投诉者：“这是XXX议员负责，我们已经交由他处理。”

如果需要进一步的详情方能行事，也不准以“请联络XXX办公室”，而是发函要政府办公室联系投诉人，给投诉人的信，也必需以主动的方式回应，如“我们的XXX议员（或办公室）将会给您联系”。

由于深明政府部门一直把民众当球踢，所以首长不允许这粒球继续这样被踢下去。虽说这无法成为一个“一站式服务中心”，但至少它能够像一盏明灯，把茫茫然的投诉者引领至正确的部门，以免落得“投诉无门”的地步。

投诉，也要“敲”对的门，比如说，要是发生火灾，打电话给警局并不是最好的建议；同样的，教育是联邦的权限，拿不到JPA奖学金，写信给州政府投诉，我们也没法定权力去交涉啊。

对人的投诉还好，至少我们能够给予解释；明月小姐有次很无奈、好气又好笑地告诉我，有一个民众打电话来，说他很喜欢在浮罗池滑小贩中心吃面，可是有一支灯柱上，常常有一只超级大只的乌鸦站在外边，对着他的炒粿条“鸦视耽耽”，让他无法安心吃。

对方问：能不能叫政府移走那个灯柱，或者是放矮一点让乌鸦不能站，或者是告诉乌鸦不要这样看着他的“盘中餐”可以吗？

我听了也啼笑皆非。曾几何时，政府的投诉热线，竟然变成可以与动物沟通的“桥梁”？

献词

2011-05-23T15:41:00.002+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5月22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真不懂是谁发明了献词这个玩意。除了每个团体在出版特刊时，务必征求该团领导人加上当地地方领袖的献词外，每逢佳节或特别的日子，发表献词已经成为政府领袖们一个“例常任务”。

有时我会在思考，一篇耗尽心思撰写的献词，真正很认真去细读的，到底有多少个人？

即使是我的老板林先生的献词，身为新闻秘书，我也是在“大日子”前提醒老板，“XX日是下个星期，记得准备献词”，详读内容后，基于职务范围，需要协助翻译及发稿，就这样而已。

很多政治人物的文告或献词，基于并不是出自其思维本身，因此当记者收到文告再致电欲询问进一步详情时，就会出现支唔以对，甚至言不对“文”的局面。

文告或献词的内容往往能直接反映一个领袖的内涵和思想层次。

也因为这样，即使工作再忙，林先生的文告和献词，都是出自他的脑。有时候，他只花20分钟完成的文告，我们这些“小的”，居然要耗上整句钟来做翻译。

除了早前引起争议的翁前总会长的新年献词外，真想不到，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老板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献词，竟然也成为了民政党认为有争议的献词，还搞到需要去报警的地步。

卫塞节的10天前，基于巫统党报《马来前锋报》制造谎言，称基督徒在密谋成立基督国，甚至要委任基督徒当首相云云，引起众基督教徒的不安。在一个多元社会，这种公开论述是禁忌，但是换成一个前锋报来表述，就似乎成为了“确有其事”的报导。

佛教讲的是和平，基督教何尝不是？但是，锋口冲着基督徒而来的“文战”（由报章撰文发起的，我叫“文战”），一如往昔，反弹的除了国会反对党之外，就只剩下基督徒在与庞大的集团“抗战”，搞到最后，种族极端份子还说要发动圣战对付基督徒，全国居然无动于衷，民政党也没有去报警。

当我在林冠英发表的卫塞节献词内，发现到他引用反纳粹的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1892-1984）的名言时，真的觉得他把两个截然不同的课题，牵连+表达得实在太棒太巧妙了。

他借此名言，来告诉所有不同宗教背景的人，是时候为了和平站起来，反抗使用语言暴力的极端分子，因为这次他们的目标是基督徒，我们如何能够阻止兴都教徒及佛教徒成为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呢？

马丁尼莫拉的名言：

起初他们抓共产主义者，我没说什么
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然后他们抓社会主义者，我没说什么
因为我不是社会主义者
再然后他们抓工会会员，我没说什么
因为我不是一个工会会员
然后他们抓犹太人了，我没说什么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最后他们来抓我，
已经没剩下什么人为我说些什么了

这个星期，我成长了不少。原来，在一些政党眼中，发动圣战者是无罪的，吁求和平者才是罪之祸首。虽然我身边还有很多人可以说很多东西，但面对这局面，我真的没办法再说些什么了。

给槟城记者的公开信

2011-05-23T15:40: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5月15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各位前同行们，

当上新闻秘书那一天起，我就开始处处为记者设想：采访这个工作会遇到什么问题、会面对什么官僚；所以，即使老板没有指示，我也自作聪明，自行找各部门沟通，以期你们的采访工作能够更通行无阻。或许，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这三年多来，很多并不在我职责范围的工作，基于我天生“鸡婆”，所以与同事们在处理老板的工作同时，也兼任各种协调和安排工作。

所以，在州元首府举行的活动，记者遇到麻烦，第一个找的，不是负责的官员，而是首长的助理；在州元首封赐的季节，报馆要知道谁受封，也不找州秘书署或新闻部，而是找上我们。

只要还能分身，我们也乐意做个顺水人情，毕竟政府的部门多，要报界在短时间内找到“对的人”并不是一项简单任务。

有时候，部门的官员需要把讯息传达给媒体时，也看在我们与记者较熟络的份上，要求我们私下传达，他们担心，“对外窗口”的工作一旦处理失当，分分钟会引起长官或首长的不满，而我们因比较习惯面对这种场面，“失手”的机率相对比较低。

直到最近的两个星期，我才发现，原来当一切都安排得太好的时候，一点点的瑕疵也会成为一个大课题，甚至让我们这些负责协调的中间人成为群起炮轰的对象。

比如说，这次州议会当局不知何故不再无限制派发停车场的免费停车证，连议员助理的停车证数量也受限，所以我们只有共车或搭巴士到州议会工作。一些记者也纷纷大吐苦水。

过去习惯有停车证，所以记者们不满是情有可原的。我和同事们向记者解释：这在州议会的管辖，不是首长，而他们在做决定时也没有咨询我们啊，我们也是“受害者”呢。不如你们向议长反映好吗？这里是他的“地头”。。。。。

语毕，议长大人从大家面前走过。刚才起哄的10多人，眼瞪瞪看着他从大厅的后方走到前方甚至离开，也没有一个人趋前，把刚才大大声对着我呼喝的不满陈述出来。

我一时傻了眼。他是决策人啊，怎么你们不对他陈述呢？我只不过是一个传讯者，大喊新闻自由的革命份子，不是常说“请勿射杀传讯者”（Don’t shoot the messenger）吗？

更糟糕的是，当我一名同事受礼仪部官员委托，向一位身穿短袖、牛仔裤加运动鞋到州议会采访的记者说明衣装不符合州议会礼议时，对方不只发飙还挑畔他“有本事到外面去”，还骂“这些林冠英身边的狗”，更在面子书上大肆重复污辱，现场目睹的十多位记者，却在新闻自由日选择保持沉默，置身事外，实在让人心寒。

后来，记者找不到议会的流程及议员提问，又来找我们发脾气；冷气不够冷也是我们的事；议会的无线上网上不到，直播音响不够大声，又找我们。

向老板提起时，他说：“都叫你不要这么鸡婆了，你又不听，让部门去负责啦，你干嘛要做这么多？你们只领一份薪水而已。”

自以为曾在报界多年，负责面对媒体绰绰有余，样样大开方便之门，不望回报，起码能够让人心存体谅；事实证明，我太天真了。

身为一个政府官员，我们需要被监督，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成为众人的出气筒及鄙视的对象。我们会继续以专业态度完成所赋予的任务，但，从此-- 只会做好份内事。

谨此知会。谢谢。

连公务员也吼怒

2011-05-11T10:04: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5月8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周四的槟州立法议会，是议员们参与辩论州元首施政演词的日子。议会后，槟州供水机构的总经理查瑟尼气呼呼地找首长告状。

根据首长的“汇报”，查瑟尼对于他所掌管的供水机构PBA被巫统议员诬赖，十分不满，还很生气得闹到首长那儿大告状。

在过去，只有首长被政敌骂了，为了有实在的证据回骂，而要查琵尼帮忙找资料来回应。这次风水轮流转，“局势”竟然倒转过来了。

于是，掌所握了全槟用水资料的查琵尼，在短短的半小时内，挖出了巫统议员沙布丁的水费单（不懂是不是在3年来经过林冠英的“训练”，“骂人证据”竟然能够在瞬间“自动出炉”？）。

查琵尼告诉老板（林冠英也是他的老板），其实这家伙每个月的水费单都已经200多块钱了，不是因为供水机构征收了附加费之后才突然之间变成200多块的，他在误导人民，他在误导议会。

他跟林首长说，根据供水机构的资料显示，沙布丁的住家在2010年8至10月的水费单，已经高达255令吉30仙，那是水费附加费生效前的两个月呢。

水费附加费在11月生效后，沙布丁于2010年11月至12月的水费单，竟然减少了，只有228令吉30仙，2011年1月至2月，减至219令吉14仙。

如果说征收附加费能够减少家庭用水量，看来在沙布丁的身上是“生效”了。但是，为什么这个事实，却与沙布丁在州议会参与辩论的内容有这么大的出入呢？

老板说，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巫统，这就是国阵。讲骗话不眨眼”。
于是，林冠英叫查琵尼一起出席记者会，要他把资料准备好，然后替他“出头”。

过去，被骂的只是林冠英，那些针刺不到其他人的肉，所以大家也只是公式化地奉命回应；现在，只因一个巫统议员在议会上的一句诬赖，搞到平时对政治不闻不问的供水机构总经理也“跳”了起来，还找上林冠英，要他代为“出头”，果然“非同凡响”。

记者会上，有记者向首长说，沙布丁称他家只有4个人，为什么水费这么贵？而且，当邻居水管爆裂时水费增高是正常的，怎么水管修好之后，才略降些许呢？

说到这一点，我可要向沙布丁“多多学习”了。我的小康之家，位于中廉价屋的700平方尺单位，一家五口天天煮饭洗澡，每两个月的水费也只是介于13至14令吉。加上我从台湾“偷师”回来后，几乎每个周末都做试验，大锅大盘地大幅度冲洗，水费也才增加不到2块钱，到底沙布丁是怎地样“用水”的呢？我真好奇。

总以为国阵只会搞民联的议员，现在，政治把戏玩无可玩，搞到连一直想把政治置身事外的公务员也吼怒了，国阵，你果然是行的。

振奋剂

2011-05-04T10:43: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5月1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有朋友曾私低下问我：“你的老板既不吃钱，也没有进一步的政治野心，这份工这么低薪（若与私人界同等级相比），他为了什么能这样做下去昵？”

我忘了当时是怎么回答他，应该是那种“只要获得人民的肯定一切都值得”那种很正式很官方的口吻的答法。

直到周四晚上，我才终于知道，他持续充满活力的理由，就是对于槟城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很容易振奋。

话说周四林冠英战战競競上布城，在首相纳吉及中国总理温家宝的见证下，与北京城建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承建二条要道及横跨槟威的第三通道，也就是从槟岛衔接到威北的海底隧道。

出发前的一天，他很紧张很兴奋整件事的进展，但却更担心“有心人”从中作梗，使合约签署不成；幸庆的是，尽管“案情”反反复复，最后的最后，还是成功签下一纸合约，更在两个国家领导人的祝福下，拍下了对槟城而言历史性的一页。

“成事”之后，随行的同事阿飞就拨电报喜，然后一个接一个的行政议员也纷纷传讯“探听消息”；老板也利用在路上的空档，拼命告诉我们刚才谁谁谁的表情怎样、谁谁谁又很黑脸等。

基于同时有州立法议会，林先生回槟后，就第一时间奔往28楼，还叫了一大伙同事和议员，漏夜呆在28楼听他讲故事。眼见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可是老板不只精神奕奕，还兴致勃勃一再“陈述案情”，我们那千斤重的眼皮一再硬撑，更“惨”的是，我们听完故事后，还得继续工作呢。

在这“单”备忘录成功签署的背后，其实双方已谈了数个月多，巧遇温家宝到访见证，加速了工作，加上不用恰谈过往政治上所要“索取”的佣金，过程当然快了很多。

有时我会很纳闷，怎么林先生早起晚归（只是我们从节目表中知悉的行程），就像当天早上飞往首都，奔到布城签约，然后到吉隆坡召开记者会，再出席会议+晚宴，赶飞机回来槟城后直奔办公室，还可以不停地讲啊讲的。

如果翻开历史，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这么兴奋了。记得在2008年时，当时经过他多月游说的功夫后，一家日本厂决定弃国阵州不投资，转在槟城注资12亿令吉时，也有过类似的情景。

当时我向老板汇报好多好多的坏消息，他都不为所动，还说：“你现在讲什么都没有用啦，我不会生气的，因为我太高兴了，日本人要来槟城投资了，12亿噢！”

结果，我要求加薪，在不费吹灰之力下，得逞了。

第二次，也是日本厂，注资22亿，成交后，老板也兴奋了好一阵子，每天向我们陈述如何“扭转局势”，如何谈判成功等细节，兴奋起来还一直比手划脚呢。

而这一次，槟城被中国最著名、声誉最佳的建筑公司看上，都不懂他要兴奋几久了。
这些对槟城未来有着显著意义的个案，在繁忙的政务官务中，成为林先生生活中的“振奋剂”，可以不吃不眠的动力。

倒米不成反添米

2011-04-26T11:02: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4月24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砂州大选落幕了，我的老板也回来，除了向我们一一追问过去一周来所发生的事，当然也分享了很多在砂州发生的“奇人异事”。

其中，当我们向老板报告，指光大的“下一任首长”甘尼又趁他不在槟城时，到警局报警，指要州政府交代霸级市场及超级市场征收的每个塑料袋20仙，到底去了哪里。

听到这里，林冠英笑到差点说不出话来。他说，原本这家伙是配合砂州大选要弄垮民联在砂州的战役，岂料他这回“倒米不成”，反而进一步为民联加分。

话说当所有媒体被限制刊登在野党新闻的当儿，这个看起来亲国阵，或者直接一点来说，是对民联“不利”的新闻，也有缘“飘洋过海”到砂州，还占了挺不错的版幅。

于是选民心中起了疑问：是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钱去了那里啊？

还好槟城那批负责撰稿的记者超级专业，在采访甘尼报警的新闻之后，也做了一点点功课，加上一个“新闻背景”，陈述在某年某月某日，林冠英在那一个场合已经说明，这笔钱将会悉数用在州政府的除贫基金上，更有一些勤力的记者，还把跟进新闻的资料（截至某年某月为止共筹获多少钱），也一概加上新闻中。

结果，只要遇上心存疑问的选民，除了口述、逐一解释之外，还可以配上受到国阵钳制的报章上之“完整报导”陈述真相，加强说服力。

这么一来，远在砂州的选民，对州政府保护环境的努力更是赞赏，有者还频频追问：怎么你们没有告诉我们这一部分呢？

就这样，在竞选步入后期的当儿，这一丁点能够在印刷媒体曝光的新闻，吸纳了很多知识份子和环保份子的支持。（因为网络媒体“刚巧”被骇客入侵，无法运作）

也许是民联的良好施政和惠民政策太多，宣传队伍未及把一大堆啰哩啰嗦的资料印成“火车路”般长的传单，所以并没有把细节也纳入宣传内，这无免费塑料袋的良政也没有得到“详述”。

无论如何，这次还是要谢谢甘尼。托他的福，民联在砂州竞选期间，才能够在重重的媒体管制下，冲出重围，亮出环保这块“宝”。

虽然他的原意和出发点是要让政府丢脸，要让民联败北，也正因如此，才能够占了国阵所操控的媒体的版位；也正因他想倒民联的米，反而“不小心”替民联“添米”。

所以啊，可爱的甘尼也好，可爱的反对党也好，虽然你们制造了很多疑问，但间接地，我们也需要很诚心地感激你们的“贡献”，要是没有你们一直“是也反、不是也反”，槟州民联很多良好施政，根本无缘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国阵控制的媒体上。

谢谢你们的“倒米”，给我们添了很多的米。

启迪民智

2011-04-22T18:40: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4月17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砂州选举期间，电视上的一则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

话说副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到砂州拉票，平时百姓千求万祈也没获回复的对话会，这次竟然是由副首相大人“亲自下场”，与200个团体对话兼共用早餐，所以一大堆组织就趁机提呈备忘录给政府。

最有意思的是，当记者访问一名华团代表，问他们备忘录里的内容是什么时，对方说：“我们要求联邦政府制度化拨款给华校。”

咦，怎么这对白“熟口熟脸”的？这不就是林冠英一天到晚呐喊的“政治语言”吗？

如果没有308那场政治大海啸，华团领袖即使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私底下”向国阵政府开出这个要求，更何况是公然对媒体这么说？

308前，这是大家“心照”的秘密。308后，这在民联州，变成了一个制度。即便是回教党执政的吉打州，也把马来保留地拨给华校用途。华社的要求，也从国阵认为的“洪水猛兽”变成一个小小的“人民之声”。

在过去，华校获得拨款，要看长官的脸色、部长的心情。只有在选举时期，当华社具有“利用价值”时，那些原本就应该在预算里面的拨款，才突然间大发慈悲似的如雨水般发下。

为什么这样呢？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只有一些人知道。制度化有这么难吗？为什么民联州在上任短短三年内，就以行动证明年年能够获得制度化拨款？而且，数额是一分钱也没少的情况下，直接汇入董事部的银行户口。

那为什么以前只能透过当地的“地方领袖”拿到？为什么以前政府工程只有“认识里面的人”才有机会沾到一点而现在可以直接上网招标？

以前，人民没见识过，所以不知道“原来政府也可以这样的”。现在看到了，所以敢要求了，直接一点来说，变天的意义，不只是换了一个比较好的政府，而是开启了百姓的智慧。

林冠英常常挂在口中的“启迪民智”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我国一个小小的补选会掀起这么大的热潮，而拥有良好制度的西方国家，往往投票率都没有超过50%？

因为他们的制度健全，谁来做政府，人民所能享有的福利都是一样的。我们这里则有点距离。现在一个308政府海啸，民联州制定了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政策，就如霹雳州民联政府的“以地养校”计划，即使被强行夺权，但是另一派的人马，基于人民已经不容易被骗，逼于无奈，也必需实践民联政府建议的惠民计划。

我老板常常对我们说，一个政府不应该喜欢愚昧的人民以蒙骗他们；一个好政府，应该让他的人民变成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文明，而这些，基实都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就能够办到了。

自从槟州民联政府颁发勋衔给清沟英雄之后，我曾经在马路上，看到有驾驶人士刻意摇下车窗，竖起姆指对在街边打扫的清道夫说好，路人再也不以鄙视的眼光轻视这份工作，而是以感激的微笑取而代之。

他们还是和过去的30多年前一样，每天7时半开工，与垃圾为伍，那“感觉”为什么会突然间不同呢？只因为政府的动作、来自官方的认同和肯定。

你知道吗，这批工友，现在只要倾盆大雨维持一个小时，他们就会主动致电上司，询问是否需要出来“通沟”，然后就很迅速地到各自的“地头”
干起活来。

另一个民智尚未“启迪”，“同志尚需努力”的地方，就是改变槟城人随地乱丢垃圾的习惯。只有这样，槟城才能变成一个真正清洁的绿州。

“食脑”的司机

2011-04-22T18:38: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4月10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看到标题，也许你会误以为我这个小官也有司机。非也非也，其实是被老板逼上他的官车，才“有幸”有人开车载送，从而有缘接触司机大哥们。

之前曾经提过，首长大人贵人事忙，有时我们在同一层楼办公，一天下来，搞不好你要“求见”2分钟也成问题。遇到紧急问题需要老板决定时，把握时间的程度，真的是外人难以理解的。

比如说，当他正赶着坐飞机到砂拉越助选前，潜意识里就要把所有的官方事件处理好。于是一个接一个的会议不断地进行，我们要“求见”，等了8个小时，也抽不出空档。

结果，时间到了，却是他必需出门、否则飞机也不等他的时候。这时，“灵活处理”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他随手就点了一个助理跟着上车，然后从光大到机场的25分钟路途，就拼命交代工作，除了免却电话费，也避免了线路不好断线的问题。

过后，就托司机把我们“载回原位”。这时，终于难得有机会与司机谈话，了解对方工作的情况。

有时候我也很纳闷，明明放工时间的大塞车，怎么老板比我们迟出门，却能够更早抵达目的地呢？一开始，我还以为他们开快车（当然速度也并不慢，但不至于飞车），后来我才发现，这是他们每天做好功课的结果。

上班的前一天，他们需要详读老板的行程表，遇到不熟悉的地方，得先行开车或坐摩托“巡视”路线，以免载着首长到处“兜风”。然后，他们就需规划：这个时间去这个地方，这条路会不会塞、有学校上下课吗？遇到周五中午就要避开回教堂的路线等。

所以，当大家卡在交通瓶颈时，他的官车却在没有警车开路的情况下，抄捷径左弯右拐找到出路，这么一路顺风抵达目的地。

除非遇上不寻常的交通意外或大雨，否则，老板在专业司机的护送下，都有本事比任何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到。而这一群司机，虽然心急，但是却只是默默地在做功课。

最让人心惊的，是老板随兴改行程表，或者是心血来潮突然要到某一个地方吃小食，就打乱了司机大哥们的“妙计”。

这时就很考脑筋了。他们必需在短过一分钟的时间内，边开车边摒弃之前的“路线图”，然后再从学校有无假期、现在是否离下班或午餐时间远等因素中，想出最快、最近、最顺畅无阻的路线，把车开往目的地。

打一份工很容易，但是要把一份工做好，其实一点也不简单，更要“食脑”，不然把老板载到“荷兰”，可真误事了呢！

今天交，昨天批？

2011-04-22T18:36: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4月3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当了公务员之后，我才发觉，原来政府是最好赖的。

凡是过程缓慢、批准程序延误、甚至是有差错，一切都是政府的错。

最重要的是，当你把这话说出来时，坊间可以引起的回响和共鸣程度相当高 – 因为大部分人与政府的接触结果，都是那么一个模式。

于是，发展商的计划迟迟未获批准，赖政府；拨款申请没有下文，也是政府部门慢；申请准证没有进展，政府的问题；甚至是要求献词不果，也是长官助理办事不力。

我们无法怪平民有这种想法，毕竟过去的不愉快经验，导致他们脑海里沉淀着的想法。但是，难道每一次都是政府的错吗？（我是说，换了政府之后）。

所以说，做政府的，也需要拟定一套SOP标准作业法则，一切的一切都记录在案，包括每一次的电话谈论记录（时间、对方的姓名职位、内容等），彼此间的书信来往，也需要电脑存案备份，以供不时之需。

比如说，有团体要出版特刊，要求献词。依程序要求对方提供相关的草稿版。半年过去了，对方的大人物突然来电，指责政府部门做么连一个小小的献词也“尚未”做好。

记录的重要性在此：有时明明已经处理了，并致电或电邮其中一个负责人，但是有关人士没有传达消息，就造成误会，害官员吃死猫。另一个可能却是，要求了很久，明明是你自己没呈上草稿，却赖官员拖延。又多了一只死猫当午餐。

只要有资料明确记录，就可以一目了然。

最无赖的一次，就是有社团的大头遇到首长，向他申诉办公室很“大牌”，连首长要不要出席都不知会一声。翻箱倒柜查了一轮后，发现并没有收到邀请信，回电对方时，对方才很不好意思地说：“嘿，原来是我的总务忘记把信交上去。”

真是#*@#%￥。

又有一间教会的负责人，向一位媒体的朋友控诉，指换了政府之后，教会的地税从象征性的一令吉变成几千令吉，让他们吃不消。

我一听，就知道可能是土地局的资料出错。过程很简单，写一封信给首长（因为他掌管土地事务），简单陈述情况，我们再交到土地局，一切就可以纠正、还原了。

岂料口头谈了一年多，对方还是说政府不公平之类的，朋友再追问：你的信写了多久呢？不可能吧？细查之后，原来他们只是一直重复又重复地向外投诉，一封正式的投诉信也没写，教政府怎么批啊？

这还不打紧，今年初首长在一个聚餐上，承诺将会发给记者停车证，并交代在场的市议员处理。为了确保身份正确，我们交代一名代表查证后，才把名单呈上。

一个月后，有记者向行政议员投诉，说为什么这么久了，停车证还没有拿到，为什么政府的效率这么差云云。

我向负责的市议员查询，对方告诉我，他也等了很久，名单都没有呈上，要他怎么批准啊？

隔天，市议员传了一个简讯来，大致是说：“今天刚收到名单，会在下周的会议上寻求通过。”

你今天才呈上的申请书，却要政府在昨天批准，有可能吗？

以后要是有人向你投诉说政府办事慢时，请发挥逻辑思想，尝试多问几个问题，就会找到比较合理的答案，也避免让我们吃了过多的野味而胆固醇过高。

嘴巴效应

2011-03-28T09:15:00.002+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3月27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过去的18天，我请了长假，到台湾参加侨委会主办的短期西式烘焙班。与其说是“万一”在下届大选，我老板输掉后有个“后备行业”可做，更实际一点来说，应该算是“圆梦”的一个过程。那是我“想做”了很多年，却从来没有真正采取行动去落实的梦想。从开始下载表格、线上报到，到抵达桃园机场，直到整个课题的结束，似乎像做了一场梦，但却那么地实在。原来要梦想成真一点也不难，只要“去做”就行了！从第一天的报到、自我介绍开始，我就向身边来自不同国家的代表说，我姓张，名叫燕芬，来自马来西亚槟城州。告诉你噢，槟城很漂亮的，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槟城的小食跟台湾有得比呢！就这样，从上课、休息节吃东西、实作课，甚至是出游参观，我的职业病就惯性发作，对不同的学员重复着同样的论调；甚至问自称常受邀 “表演”的老师父：“要是槟城请你去表演，你去不去？” 他先是愣了一下（也许还搞不懂槟城是什么地方），然后我再介绍：“槟城就在泰国和新加坡的中间”。结果参访结束后，老师父竟然在60多人的人群中把我找了出来，再递上一张名片，“请多多指教”。有一名出生在马来西亚，但是30多年前移民到美国的同学问我：“嘿，308变天后，槟城有没有好一点啊？我想回去看看呢！” 就这样，在2个星期的结业礼上，全班56个学员，竟然有三分之一表示考虑会来槟城玩；其中十多个连“良辰吉日”也挑好，连酒店柜台的、教我们做蛋糕的老师也说想来考察考察；这回，轮到我直冒冷汗了—要是他们真的都来槟城，我怎样有时间一一招待啊？告诉人家槟城有多好，充其量是槟城人的“大槟城主义”在作崇。没想到，我每天在他们耳边重复地讲槟城，也会在潜意识里被吸收，然后就演变成一种“想要来槟城看看”的动力。现在，我终于明白，我那可爱的老板，为什么可以那么长气地、一次又一次地对着不同的观众群，表达槟城的政绩、槟城的良政、槟城的成就、槟城的好；原来，身边那群看似没有反应的人，其实，都有“听进去”的，至于什么时候化为“动力”，则不得而知了。原来，“嘴巴的效应”，一点也不输给庞大的广告效应；更重要的是：它是不用本的。

N个新闻秘书

2011-03-24T14:55: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3月20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当上首长的新闻秘书，都有名字给你叫了，就是大略“包到完”所有有关新闻的事务。

比如说，每天你得看所有的报章（包括网站的），然后汇报给老板新闻重点，连那些小小的sms投诉啦、读者投书也不可以漏掉。

然后，就是负责邀请媒体采访老板的活动。从308过后的“人手式”一张一张传真到每家报馆（天啊，那可是恶梦也，十几家媒体，也要耗掉你整个小时的时间），改为自动群组传真，到今天的省钱省时的电邮通知，短短三年，28楼的小小新闻部，也作出了小小的改革。

讲是小改革，可一年下来，估计省下的电话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遇到“大吉利是”的时刻（就是有人死啦、有大粒人退党啦），我的电话就响个不停。就如首长在记者会上宣布法鲁兹呈辞的那一天，平时不曾采访的也纷纷找上门来，害我接电话接到连吃饭也没空聊。

结果竟然是在首长的一声令下：“吃东西，不准接电话！”我才总算勉强啃完了一餐。

所幸这只是很久才发生一次的“大单”事，否则可真要了我的“老命”（我过了30，是“老女人”啦）。

话说回头，工作比较普通的，是安排首长的节目和行程。除了邀请媒体，我们还得与主办单位协调节目流程表，确保安排妥当，以不拖延双方宝贵的时间。

这些看似简单，但是却锁碎的工作，一般就是“吃掉”我们最多时间的。但是人在28楼，没有选择，只有尽量安排时间，提高效率，扮演好一个“高级杂工”的角色。

每天最娱乐的，就是有名英报的主任，很喜欢在安排记者节目前，摇个电话向我查询首长真正确认出席的节目。

有时候，明明首长的时间只允许他出席三场的活动，首长办公室也是邀请三项活动，可是报馆的采访登记簿，搞不好在4个小时内，会出现十多场林冠英的节目。

记得有次我忙得团团转时，他叩来告诉我：“我今天才知道，原来首长有10多个新闻秘书噢！”

哈？什么？难道首长请了这么多人我不知道的？

原来是有十多个组织，“代表”新闻秘书邀请媒体，指首长将会出席他们的节目。所以他才揶揄我说那些人都是首长的新闻秘书。

话虽是这么说，但是，大部分团体应该是在决定邀请首长出席时，也顺道致函媒体“参与其盛”，才会出现 N个新闻秘书的局面。

遇上总社设在槟城的报馆还好，那些办事处的，加上主任才三几个人工作，肯定无法逐一出席采访，在取舍的时候，就得先沟通沟通，以免被N个新闻秘书混淆了。

最要紧的是，被分配到节目的记者，也会先致电“确认”首长是否出席他被指派的节目，以做好心理准备（因为可能“买一送三”，甚至是“买二送七”），要准备写新闻写到下班呢！

给首长的信

2011-03-24T14:53: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3月13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每一天，28楼都会收到上百封给首长的信。有邀请信，有求助信，形形色色，从传真到邮寄，快邮到电邮都有。

办公室里的“手和脚”，每天都在忙着处理信件。有人负责登记来信，分类，再电子存档，然后原有的信件就在分类之后，交由首长过目。之后又有人负责回信，登记回信记录等等。

不说你不信，原来28楼的CEO，曾经因为官员没有把所有的信件交给他过目而发火；那，他真的有时间把信件一一看完咩？

且让我们看看一个例子。那是一封老板吩咐同事额外给我副本的信件。
这是由一个小市民寄来的感谢信。我也忘了他的姓名，虽然只有短短的5、6段文字，却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在信中感谢首长，然后述说他的故事。他说，曾经在2009年的某日，就这样以个人的身份（那种什么都不是，没有协会，没有名衔，也不是“大粒人”的一个人），写了一封投诉信给首长。

他当时说，发现在E Gate有一间夜店，每天营业到超过了政府规定的时间，还有很多看法等，希望政府关注云云。

信中说，虽然他没有接到由首长林冠英的亲自回信，但是让他感到惊讶的是，有天他突然收到地方政府的行政议员曹观友给他的信件，大略说州政府收到他的投诉，目前的进展如何如何等。

原本以为是官腔的应酬，岂料，回信的前几天他路经该店，发现有关店面，已改租给家庭式餐厅。也就是说：他的投诉有效！政府有听到！

信件末段说，“我从来没想过，我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Nobody）写信给政府，真的有人回信，也真的被正视的。谢谢您林首长。”

他早前的投诉信，对28楼的同事来说，也许不过是万中之一的信，没什么出奇；但是，对于一个普通老百姓而言，意义就不只是这样了。

这也许就是他们几经思考，内心几番挣扎之后，才成功动笔写给高官的信。而这么一个“有交代”的回函，却涵盖了他的心声、他与政府高官接触的经验，还有就是那种无形，但是却让他感受得到的“与政府的衔接”。

这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说起来也过程一点也不简单。首先，首长看了他的信，需要交代由曹观友处理。办公室就发信转告曹观友，然后曹先生就得指示他的官员展开调查。明察暗访之后，还得先发警告信。期限过后，又一轮的明察暗访。又下一步的行动，直到今天的结果。这一切一切，需要以法制行事，绝不能一步登天，否则被业主反告就惨了。

一封信，让他感动，但是背后的学问却是很长的资料。也庆幸他没有被有动机的政客纵容而向政府施压或天天开记者会，否则，对民联政府而言，或许又是一场疲于奔命的灾难了。

不管你是“乜水”，只要你那有理的信寄到28楼，那个CEO肯定会看到、摸到、感觉到你的心声，然后再给你一个让你看到、摸到、感觉到的答复。

巴士紧急会议

2011-03-24T14:52: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3月6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3月1日大清早，川行威省至峇六拜工业区的 BEST免费巴士的正式开跑。这对州政府而言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天—鼓励民众改用公共交通，能否成功，就看这里了。

4人共车来到停车场，已是早上6时20分，可是，整个停车场空荡荡的，只有区区的三四辆车，情况真的“很不妙”啊。

快步走到候车亭，也是小猫三两只。槟城快捷通加上政府的官员，还多过真正来乘免费巴士的人。不是嘛？免费的噢，怎么没有人呢？

于是，我立刻给老板“打小报告”（sms啦，字小就叫小报告）。回讯字眼是：“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开始。”虽是冷冰冰的手机，我却感觉到阵阵的失落和失望。

再试探去问那些穿着工厂衣的人，每个都给予很正面的反应，表示欢迎。但为什么这么少人呢？这个省钱如命的州政府，好歹也每个月丢了16万令吉呢！

原来，第一天出现的，都是同事们的“白老鼠”。 “我的朋友叫我先来 try，如果没有迟到的话，他们才来。”

7时10分挥旗礼。首长选择坐上最多人的 BEST A路线，也只有11名乘客。他不只逐一向大家握手问好，连谁在哪一家工厂工作，也记得一清二楚，一一向媒体汇报。

一路上，巴士通行无阻，直到驶入皇后湾广场前的木寇山码头，车辆开始缓慢了。我心想：这是正常的，交通瓶颈。

可是20分钟过去了，巴士才走不到半公里。老板从后边的乘客席，走到司机旁观察情况。长长的车龙，全部动弹不得。刘镇东说，消息指英特尔工厂前有车祸，才发生不久，所以塞车。

老板问：为什么会这样的？我耸耸肩，告诉他：“啾，我以前驾摩托，在这里上班时还不是一样？一有车祸，或者是下雨，可以转来转去的摩托都要迟到半小时了，更何况是车。”

车越塞，老板的脸越黑。有记者窃窃私语说糟了，怎么你们没拜神，第一天就出师不利。我说，即使今天开车上班也是迟到啊。

后来，塞了足足40分钟。快捷通的CEO基于首长还的很多节目，建议稍改计划，让我们转乘随后的一辆巴士回威省，给上班的朋友继续路程。

另一辆巴士是快捷通专用来搞活动用的，后座是可以开会的沙发式、面对面座椅。除了YB和高官，一些记者也“坐在一起”。

回程的路顺畅了不少。但是反方向的车辆却从桥中间塞起。望向窗外，首长对掌管交通管理的曹观友说：“这样塞法，也不是办法。虽然我们不能避免意外的发生，但我们总不能坐视不理。”

于是，又把市政局最有经验的拉贞叫去，说要召开紧急会议。这里有威省市局的阿头（月中就是财政司啦），加上各级官员。首长问，槟威两地各20人组成一个交通纠察队，有什么状况立刻出动疏散交通，有问题吗？

没异议？好，一致通过！结果，就是隔天报章上出现的“10分钟敲定成立交通纠察队”的宣布。还是在巴士上那种。

除了省钱，我那天才知道首长也省时间到利用巴士上的空闲片段开会，还想出了新方案呢！

说回免费BEST。从第一天的68人，到第二天135，第三天197，第四天的215，虽然距离目标尚很远，不过我们也放下心来；同事更天天上佳礼论坛，看看工程师们的留言。有人说巴士上有美眉，不错；有人说很准时，也有人说路途长等等。

周五发现B路线的巴士暴满。一查才知，原来有家工厂为了鼓励员工改乘巴士，提出“只要坐BEST的，送一件夹克”呢！

五点才开工

2011-03-03T14:51:00.002+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2月27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我在州秘书署的一位朋友，最近被调升至槟州经济发展单位，担任一个部门的副主任。

她与我是大学同届同学，她主修金融，而我是选市场管理。她是公共服务局遴选的铁饭碗公务员，而我则是政治委任的公务员。

前几天因为在26楼出席一项会议，就顺道“参观”她的新办公室，也聊起工作近况。

不聊还好，一谈起来，才知道原来此君调到新部门后，下班时间已从原本的傍晚7时许，“调整”至晚上10时过后。

一是尚未完全熟悉新环境，二是从踏入办公室的那一分钟起，就不断地出席会议、与其他同事协调，忙着处理紧急事务。结果一天下来，真正开始做工的时间，就是一般公务员下班的5点正。

咦，怎么这论调这么熟悉呢？呵呵，原来这是在我刚上任新闻秘书时，政治秘书黄先生曾经跟我说过的对白啊。

不是吗？每天8时半进办公室，然后同事就过来问东问西这事要怎么处理怎么回答公众的询问（还好有同事，不然每个电话都是我们接就累死了）。接着出席老板的活动，一来一往就几个钟，但这不代表你手头上其他工作就可以搁置。

碰到政敌乱放消息时，就是恶梦的开始。你可以全天候在接听记者的电话，等到大家的截稿时间结束时，也就是你放工的时间了。几十个电邮等着你回复，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你得逐一查看，以不漏了紧急要件。

有时真的不得不佩服那些高级公务员。就拿乔治市世遗办事处总经理麦姆娜来讲，每次老板突然心血来潮，说要参观一间复修成功的老屋时，都是由我与她接恰的。

从“收到通知”到“正式节目时间”，只有少于12小时。可是，身为两个孩子的妈妈，每次她非但没有埋怨，还尽力去安排。在短短的两句钟内，她可以一边开会一边作安排，然后只是交代：那张小姐，你记得邀请记者噢，我晚上准备好资料再电邮给你。

每次都是介于凌晨二时半至四时接到她的电邮，然后第二天7时就接到电话：你有收到吗？隔天的巡视，她依然是精神奕奕地陪同首长走老屋。

另一个不得不佩服的高官，就是即将升任州秘书的法立占。连续两年的财政预算案，都是他与林先生两个人漏夜留在办公室“熬”出来的。

去年11月，当我在凌晨4时半接到首长的来电，说“请处理翻译，我的预算案电邮了”时，首长说，他有叫法立占先回家，有问题他会叩，但是法立占说不要，他要陪首长一起，才能展示团队精神。就这样，两个男人连夜工作，把厚厚的预算草似了出来。

像我这种年过30岁的老女人，每一次漏夜工作，即使涂上再厚的化妆品，还是遮不住深深的熊猫眼，然后就是一整天的精神恍惚。可是这些年过半百高官，从麦姆娜到法立占到我的老板，不懂他们吃了什么保养品，却能够精神奕奕工作到晚上，不得不佩服。

同样是五点开始一天的工作，但是我试过晚上从州政府的网上提出申请（那种需要州秘书批准的），隔天清早的7时正，就记载着州秘书再纳网上的批准公文。

难怪这些高官会在短短的几年内一升再升，工作效率+工作能耐，都是所有人学习的榜样。五点才开始工作，对他们而言，算得了什么呢？

冠英vs吉祥

2011-02-21T14:27: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2月20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给林冠英打工近3年了，除了初初上任首长那一段日子，最近几天，可谓是最多人问起林吉祥的时刻。

无他，只因吉祥70大寿私人庆祝大会“走漏风声”，结果政坛反对党大头庆生，成了所有媒体追访的课题。

还记得当林冠英走马上任槟州第4任首席部长之际，坊间的时评员就开始猜测，儿子完成了老父执政的心愿，这个父亲，会不会是垂帘听政，成为另一个幕后首长呢？

当时的林冠英，从政经验虽说也有近20年，但是比起自家老豆的半个世纪，可谓小巫见大巫啊！再说，站在一个巨人身边，怎能不被巨人的影子盖住了呢？

虽然那时的我，才加入这个团队不久，但是因为执政关系，“跟头跟尾”多了，也发现父子俩都一直在回避坊间的这个话题，言谈间也不触及这个所谓的“敏感地带”。

也许是有意，也许是无心，吉祥老大（行动党人都这么称他）在这三年执政黄金期，从来没有过问槟州的政务，依然风雨不改地高调大发文告，谴责联邦的施政弊端，却丝豪没有在槟城高调过。

3年了，从当年的“林吉祥的儿子”，到今天有些人说的“林冠英的爸爸”，你可以说林冠英走出了他父亲的影子，但对这对政坛父子兵而言，可能是：“这影子从来没有存在过啊！”

就连首长本身的新春开放日，虽然官方安排贵宾席，林吉祥只是配合媒体，在门口拍了一个合家照后，就静悄悄地回到座位，希望不被人发现他的存在，以不抢走儿子的风头（当然，被粉丝发现要签名，那是粉丝眼尖）。

你知道冠英首长怎样称呼他爸爸吗？Daddy? 老豆？阿爸？都错了。我也是搞了很久才知道，原来他每次接到一个叫做“Kit”的人的电话，就是他家老爸叩来的。

别看这个首长平时霸气，与老爸讲话却是毕恭毕敬的，平日滔滔不绝，问起他老爸，他讲得更多，听得最多的是我爸很伟大，为了家人孩子可以有苦自己吞，如何为民主争取（很长，这里不便尽录）；提到当年父子俩一起坐牢的日子，他才肯静着沉思，诉说当年苦水。

有次老板在办公室内滴滴答答打文告时，我们就酸了他一句：“没想到会计师打字也这么快”，他先瞪我们，才说：“你没见过我爸打字更快！”

早前与首长加其父一起到厦门时，当时首长认为我国在金融风暴拨出的储备金，与中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会计师背景的他一直用很多数剧来讲。

后来我在电梯遇到林吉祥，他小小声要我转告：跟首长讲，他说的数目有误，正确的应该是XXX。在我向老板转述后的几分钟，吉祥刚好走出来，冠英就直接问他：“噢，之前的不对咩？”然后父子俩就这样讲讨论了起来。

为什么他不直接跟冠英讲呢？由此可见他多么顾及自己儿子的感受。

虽然我没受邀出席这个大寿，但我知道父亲在这个老板心目中的重要性。之前的庙会，他逛到一半就跑去和父亲庆生。今年他则早早就取消所有这几天的活动，给老爸祝寿。

这爸爸伟大吗？留给孩子来说。无论如何，我从闲聊、访问的“陪听”，这些对白，早已熟到可背出来了，所以今天“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上报记

2011-02-14T11:26: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2月13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事缘小妹我被无厘头电话烦不胜烦之际，在面子书留言说有人要“跟你抱着一起死”，而无端端成为了一个小小的新闻人物。

这个故事，早在去年12月19日在28楼专栏陈述过，致电者是一名60岁的柔佛人，他不满我的老板林冠英去年在香港国际机场没有跟他打招呼，而缠着许多行动党议员及各地总部，其中包括了首长的爸爸林吉祥及夫人周玉清。

尽管我们已代首长向他解释，说林首长真的没有留意到有人跟他打招呼，但是他坚持要首长亲自给他一个交代。

我的面子书留言被一家报馆刊登后，所有报章都在隔天“跟进新闻”，身边的朋友笑称：原本他可能不知道你是谁，现在报纸报你的照片登得这么大张，他要找你就容易得多了！

第二天，老板翻看报纸寻找他记者会的新闻时，语带嘲讽地对我说，“你看，你的新闻比我还要大呢！”

最够力的是，放工后走去停车场拿车的过程中，经过电器店，我不认识的人跑出来问我：“那个人还有打电话给你吗？”

哗唠，这样说我以后走出街，一定要注意仪容，不得当街挖鼻孔了，否则天下皆知的话，好糗呢。。

最离谱的在后头，有一名记者向我要了这位人士的电话，以便作出更详细的报导。

隔天又是他出席首长的记者会，他一看到我，就滔滔不绝讲起自身的经历。

话说他为了“完整地报导”，于是就致电这名人士求证，结果，对方与他在电话上扛了一个小时多，先说要起诉这名记者，记者说我都还没有写你，你怎样诉啊？

接着，他说你们这些记者一定是拿了首长的人的“Kopi镭”（咖啡钱的意思），全部side他们的。（哗，我们连记者会茶点的钱都得省下，那里还有“Kopi镭”分呢？）

后来，双方在电话上谈了很多，包括以前某政党也是这样被他缠了7年，最后还不是一样低头；还有，吉隆坡某某政党的政治秘书已经答应要见他，把这件事（林冠英没跟他打招呼）闹大。

故事还没有终结呢。明明迟了下稿，总社大头在呱呱叫了，这个锲而不舍的柔佛人，开始缠上这名记者了，一天下来，也打了十多通电话到报馆找他。这记者后来感同身受地向我说：“哗，真的很够力！”

身受其害最惨的政治秘书黄伟益说，对方常常一天拨百多通电话给他，有时在忙着处理要务时，就先关掉电话，却害他遗漏了很多重要及紧急的电话，需要较后一一回电。

而我那耗电的手机，经他这么不间断地拨电，也需要一整天在充电，遇到紧急事故又被他的来电占线的话，莫说记者，恐怕连首长大人也找不到我呢。

这事上报后，远方的亲戚，还有久未联系的朋友，纷纷致电确认我的安全。在此感谢各位的关心，其实，我最怕的，并不是面对这些骚扰，而是担心会无缘无故被MACC从28楼推下来！

大吉利是

2011-02-14T11:24:00.002+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2月6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自从林冠英当上首席部长之后，托巫统的福，每一个农历新年，我们都是在忙着消毒或是搞到大家人心惶惶地度过的。

2008年执政起，2009年可以说是一个春意满满的一年。我还记得，就在新春街头庙会那一天，林冠英还被逼为了霹雳青蛙事件，而在节目开始的半小时前，在现场召开了一场只有2分钟58秒的记者会，只有他讲，没有得问的那种。

后来，几天后的2月4日，托国阵的福，加上几只青蛙立下的汗马功劳，霹雳就这样变天了。

我们虽然不在霹雳州，但是火烧边缰，也被烟熏得满脸灰。一头忙着张罗新春的活动，另一头也要忙着协助老板跑上跑下，过了生平最不安宁的一个新年。

原以为执政两年后的2010，天下太平，该跳的青蛙也跳完了，应该不会再重演变天戏码，可以安心吃个团圆饭了吧？

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十多年前攻击槟州政府的老掉牙课题又重提-- 槟州政府边缘化马来人啊！然后一堆又一堆的既得利益者（因为公开招标害他们这些不够竞争能力的朋党份子被淘汰），一次又一次地搞示威，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讲成黑的，搞到我们连新年前都没时间张罗自家事。

首长又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去年的除夕，他吃了团圆饭后，又跑到威省区出席一场又一场的消毒座谈会，把真相告诉人民，这些都是由友党月亮和公正党安排的。

从除夕到初十，首长就这样赶完了新春团拜，再跑到马来甘榜演讲，比大选期间还要累。但是很有阿Q精神的他还反过来安慰我们，说：“也好啦，起码他们（反对党）为我制造机会走进更多的马来甘榜，也逼我们一直在收集土著承包商及政府工程的资料。”

原以为一切会成为过去，因为今天新年的前几天，也是柔州丁能补选日。在年廿九向中文报拜年的途中，老板才说，托补选的福，这批巫统的人忙着竞选，没有空放毒药，终于让我们可以安心过个好年、可以安心吃顿团圆饭了。

或许我们都高兴得太早了。年三十的大清早，老板就致电说，你看你看，我年除夕又要去演讲了，因为有人放毒药，要我永远不能过个好年！

真是大吉利是！前一天才说“终于有个安心年”，隔天巫统的喉舌“又来了”，引述浮罗勿洞州议员法立的言论，说什么州政府赞助的《我的浮罗山背》存有放大华人贡献、贬低马来人的成份。

经过州政府查证后，发现这刊物也没什么贬低马来人的成份，最重要的是，它的确是州政府赞助的，不过，是前朝州政府啊！

因此可见，当政敌攻无可攻的时候，黑的也可以变白、白也可以变黑；这些亲巫统的媒体在一番污蔑之后，绝对不会刊登你的澄清报导，所以，马来甘榜那些纯朴的人民会一直被谎言蒙在鼓里，你又必需一场又一场去演讲了。

这个年代，从反对党身份要当政府，并不只是能力上的考验，而是这些无良政敌，偏偏爱选你节庆欢天喜地、忙得不可开交的传统节庆，找些无中生有的毒针放过来，让你一再因接招而疲于奋命，就没办法也没时间落实利民良政了。

幸好，我的老板是钢打的，晚上走甘榜巡回演讲过后，隔天还可以精神奕奕出席团拜，环境再怎么恶劣，他还是坚持：我必需让槟城人有一个希望！

虽然老板因此情绪受些许影响，但我还是要祝大家新年快乐！

政敌的约会

2011-02-14T11:20: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1月30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很多人认为，秤和火箭应该是势不两立的阵营，敌人见面分外眼红，是“应该”的；反之，即使是透过报章的言论，也不应该是展示“同声同气”的迹像，这样才“符合常理”。

所以，在122亿招商成绩的一片争功声中，首相署部长诺莫哈末却在理大出席活动时，自动提起：谁是幕后功臣并不重要，最重要是我们有投资活动。

他还说，有功绩时大家争功，失败时却没人出来承认是他的错，是不好的。总之，有投资活动，对国家对人民是好的。

他实在聪明，即不邀功，也没有酸葡萄心态，淡淡带过，却也默默为州及联邦政府说了好话。

这还不是政敌间最友善或最亲密的回应。过去三年多来，一些联邦部长级领袖与林冠英的互动，真有够吓人了，不过都是私底下的约会，记者也不会有机会报导出来。

比如说，在2009年5月间，我们得悉天然资源与环境部副部长道格拉斯在槟城有一个官方活动，而那一天，刚好林首长早上有空档，于是就派人传话：林首长想要请副部长吃个槟城式早餐，能吗？

副部长看时间还可以，立刻答应。于是早餐安排在州秘书最喜欢的调和路Nasi Padang。基于是部长级人马，结果一顿街边茶室的早餐，也搞到礼仪部官员出马，吓坏咖啡店的人。

在这之前，我也曾经“奉旨”尝过这家茶室的煎鱼，味道只能用“很棒”来形容。

那个早上，两个“大粒人”在槟城道地佳肴面前聊了45分钟，只恨时间有限，只好各自忙各自的去了。

后来，负责载送副部长全天行程的司机“通风报讯”，说他在车上一直打电话，告诉人家林首长怎样招待他、槟城的东西怎样好吃、首长没架子、愿意在街边吃东西等等。

首长回来后只有一句：和老朋友吃了一顿很开心的早餐。（咦，怎么变成老朋友了？）

另一次更“够力”的是，首相署部长纳兹里在浮罗山背被记者“逼着”开记者会时，他借林冠英“过桥”，说：“我赶时间，不能开记者会。因为我约了林冠英喝下午茶。”

一众记者哗然，你不是骗我嘛？明明是死对头，在国会打到你死我活，你会约他喝下午茶？

于是我的电话又开始忙碌起来了，记者朋友纷纷致电问我到底有没有这一回事。

由于这是老板和纳兹里之间的“私人约会”，没有纳入正式时间表内，我一时也不太确认是否有这么一回事，只有硬着头皮，摇个电话问老板的“行踪”了。

老板听了记者的看法之后，哈哈大笑了起来，说：“我跟他认识这么久了，他难得来槟城，要约我喝下午茶，有问题咩？”

还记得当我逐一回电这些记者时，大家的声线有点纳闷，咦，原来是真的啊？噢，纳兹里没有讲骗话啦........为什么没有请我们去采访？（哈？人家私人约会噢，也要采访咩？）

原来，大家的印象中，政敌就应该敌我分明，天天吵架，骂来骂去，或者做戏给人家看；这般坐下来吃饭或下午茶的“政敌约会”，始终有点怪，但这却是放下政见后，老板与这些朋友的“私人时间”啊！

就靠那把嘴？

2011-02-14T11:17: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1月23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1月18日中午时分，正当我和众同事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的内线电话响了，对方劈头就喊：“喂，122亿呢！”

我听到一头雾水，不是又有舞弊案吧？122亿？很“大单”了噢。原来是2010年的总投资创下122亿历史记录。

我必需把电话听筒稍微远离耳朵，以免被老板过度的呐喊声给震聋。

同事阿飞听到这个消息，几乎在28楼飞了起来。只留下一些太沉迷工作，一时回不过神来的同事，一脸迷茫。

其实，早在几天前，杰菲里已经悄悄从他的工业管道，探听到有好消息。我们一直觉得，只要能够达标，就已经很好了，或者是全国的排名，不要输给砂州和有着最让外资流口水的奖掖计划的柔州，我们已经可以偷笑了。

后来，又“听说”好像是拿第二，杰菲里还吩咐：资料尚未确认，不要给老板知道先。

那个上午，听闻工业发展局有记者会。老板说，那好，让他们先公布，然后我们才回应。

眼巴巴等了一个上午，什么新闻什么消息也没有。这是真的吗？不是的话，那我们岂非白高兴一场？

下午出席马荷商业理事会论坛，荷兰投资者公然向首长道贺，更在几百人面前递上从MIDA取得的报告给首长，全场的投资者似乎都比我们更清楚局势呢！

隔天的新闻，只字没提槟城居冠。首长决定拿那份外资给的数据公告天下。还好，记者会中途，我们“发现”到该局的网站，终于肯上载这个数据了。

记者用“神采飞扬”、“意气风发”、“喜气洋洋”来形容那天的记者会。首长可好了，又学了几个成语。

说到招商，记得有次在民联州务大臣会议后，首长曾向我们透露一个秘密：就是谈完正经事后，其中一名大臣好奇地问他：“你槟城地少，几乎什么都没有，怎样招到102亿（2008年）啊？”

首长静而不语。席间，有人说，别那么自私啦，讲一点来分享，看我们能不能也一样成功给国阵看。

按奈不住众大臣的起哄，首长只有抿着嘴，很不好意思地说：“我槟城真的地少、没天然资源，只有用嘴来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槟城人的企业家精神、槟城是地灵人杰之地、槟城的良好施政、槟城的廉政，这些是外国佬很重视的。”

其他三张嘴顿时张得大大的，不知怎么反应。但我可以想像那画面真的有够搞笑。

不过，论现实，我倒相信老板的话。曾经被安排在与潜在投资者的会议内，他把一众的理念（就是那些记者每次说“显”啦，只是信条、宏观思维等的东西），逐一告诉对方。

此外，还需以行动表示我们是认真的，对方有要求立刻解决，PDC的总经理罗斯里在旁一张又一张的地图展示，或者是李家全不看资料就如数家珍般把投资者的一切倒背出来，甚至出动首长大人到工地爬上山丘命令承包商加速填土工作等，都是一一让有意投资者，能够在给总公司的汇报上，为槟城和大马加分的。

正如首长在记者会所言，人民相信政府，只需在纸上打叉表态；然而，投资者却是用钞票来投票的。白花花的122亿，当然除了首长甜甜的那张嘴之外，背后大家看不到的努力，其实一言难尽。

拍照站中间

2011-02-14T11:14: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1月16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上个星期，为了亲身响应由曹观友行政议员号召的古迹区清洁运动，我和同事环保美女也牺牲周末唯一可以赖床的机会，与一大堆热心人士挤到华堂前，报名参加这项活动。

分组时，负责地方政府的主任温先生说，基于A组的出席人数比较少，所以像我一样临时报名的，一律纳入由刘敬亿带队的A组，到姓氏桥协助清理垃圾。

在现场，发现到很多成群结队来的人，都很兴奋地拍照留念（毕竟姓氏桥的风景很美），还有一些人则协助分派当局准备的环保袋，希望居民多多响应州政府的环保政策。

从一座桥走到另一座桥，我们发现到的垃圾，真的让人大开眼界。比如说，满地的烟蒂没人理，有的已经腐化成为地球的一部分，挖不起了。有时，我是第一批到场的队伍，在短短的一座桥，两个人竟然成功捡了整包满满的垃圾（这只是我们肉眼看到、摸到、感觉到的垃圾，不包括海上的或太小的垃圾），加起来应该有5、6公斤重。

轮到另一批人进入同一座桥时，他们也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明明我们才收拾过的桥，第二批人士也有办法捡到相当有份量的垃圾，就这样一批又一批地，5区的人，在短短的3小时内，收集了25吨的垃圾，“成就”非凡。

这期间，我发现了一些若没亲自下场，就没办法看到的事实。比如说，在垃圾堆中，会隐藏着很脏、但是却完美无损的塑料袋，可是地上却鲜少有塑料袋的垃圾；还有，那些桥身只衔接到一、两个住家的桥，100%干净得找不到一条毛。

有义务工作人员笑称：难道这是叫各家自扫门前雪？但这话不尽然正确。我们也在一些人的家门口或是店正门，也找到与垃圾堆不相上下的垃圾量。最让义务工作人员难过的地方是，有些居民跑了出来“观察情况”，真的是袖手旁观得让人侧目，外人在给你家门清理垃圾，也可以无动于衷到这个地步！

这还是不最让人震惊的。你会发现，清洁运动进行到尾端，人数越来越少了。登记时的人山人海盛状不再。不过，庆幸的是，大部分人真的来搞清洁的。

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有份参与的一个国际性组织（不好意思，又是国际组织，不过这回是另一个动物命名的组织了）。登记时庞大的队伍，领取垃圾袋时在台前的大型布告合影，然后，当大家分队出发后，就没有人再发现到他们的踪影了。

后来，听当地的议员说，他们一队50多人，原是在A组的，现在从第一座姓林桥扫到杂姓桥，直到回到华堂，都找不到人了。会不会是去了其他区啊？YB说，他们是来我这里开会的，不可能去错区。

我据实把清洁运动的实情一一向老板汇报。他在闭幕仪式时，有暗示“相信大家是真的来清洁运动的”，但奈可当事人舍弃幸运奖不久留，无缘听到首长的真言。

这一天，我终于了解，什么叫做“拍照站中间”。连敷衍拾几张纸的功夫也省下，实在心疼主办当局早前就派给他们的面包和水，也跟着“下落不明”。

州秘书

2011-01-10T19:38: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1月9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正当雪州秘书事件闹得沸沸腾腾的当儿，我奉指出席由槟州州秘书主持的一项仪式，洗耳恭听了州秘书拿督再纳拉欣对公务员长达30分钟的训话。

在席间，我陷入空间错觉：这些话怎么这样“熟口熟眼”的呢？比如说，公务员不应该画地自限，或拥有“孤岛思维”（silo mentality)，反之大家应该具备跨部门沟通的能力，以为公众提供最好的服务。

咦，这论调不是去年首长在公务员集会上提的吗？我悄悄地瞄向讲台，州秘书手上并没有演讲稿噢，而且，整个演讲过程，都是与听众有“目光交流”的。

然后，州秘书又谈起公务员的纪律问题。他说，大家在2010年杪，比全国公务员的500令吉，多领了300块钱，那你们的服务和工作效率，是不是也比别人好啊？

他又打比方：有些人好像报馆主编，先看星报，再看太阳报，再看南洋商报，这样一直看下去，半个早上就“玩完”了，然后就是喝茶时间，嘿嘿，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哪里摇脚，有空我过去巡一巡，就会找到很多超过预定时间还在喝茶的公务员呢！

接下来他又谈态度问题。他说，试想像，每个人都有家，当老公告诉老婆，我这个月很多OT,应该可以买一条链给你，但是，要是财务部无法有效率工作，迟至一年后才发出OT钱，这个家，早已闹得家破人亡了。

正当大伙以为他在打比方时，州秘书说，别以为我在开玩笑，以前就是这个样子，司机的OT钱，为什么会迟至一年过后才拿到？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司机如何专心用心开车？

“还好，现在我们的财务部有了一个很尽责的主管，她确保每一项资料齐全的OT申请，都是在一个星期内过账。要是连内部顾客（也就是说公务员）本身都无法满意服务的话，可想而知住在郊区的小市民，要受到什么苦啊！”

然后他就很不客气地说房屋部现在就是这个样子。连公务员要申请房屋也要三个月，那公众岂不是要等三年？

最后，他以“政府转型”作为结尾，他说，转型不只是喊喊口号就变成转型了，思维不转型，思想不开放，喊得再大声也是徒劳。要是一个公务员连基本的纪律和条规都无法遵守，什么转型计划也是假的。

说到对公务员训话，看来州秘书的论调，好像比首长还要凶呢！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当初首长坚持要再纳三级跳，从市长坐直升机，坐上州秘书这个位子--因为他的态度、他的思维，最重要的，是他能够跟着上时代和首长的脚步。

还记得，当时州秘书职悬空了两个月，联邦建议了几个人选给槟城，后来不懂我那敬爱的老板用了什么办法，结果他自己属意、高能力的再纳坐上州秘书职位，此举也让整个槟州公务员的士气提高了，大家看到一个现实：只要你有表现，首长一定照顾你，你就“升职有望”啦！（当时比他资深的人选也很多）

也许雪州是全国资源最丰厚的州属，成为联邦虎视眈眈欲夺回的目标，导致同是民联的雪州，在这方面比槟州走得更辛苦。

我曾问老板，他到底使了什么办法让联邦委任他所属意的人选，他却多次故作神秘笑而不答。不过，看回两州州秘书的委任，在素质上，真的是天渊之别，也感概良多。

環保逃兵

2011-01-10T19:37: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1年1月2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從昨日開始，檳州政府全面實施無免費塑料袋措施。從這一天起，檳城的霸市、超市、連鎖專賣店，將不會提供免費的塑料。

措施宣布后，引起許多投机客隨之起舞。在面對每年貢獻龐大的70億塑料市場的廠商攻勢時，早前在檳城論壇會議上舉手支持州政府綠化措施的非政府組織們，卻異常低調。

還有，每每談到環保，很多熱心的市民就會告訴我們，為什么你們州政府沒有去找XX團体的協助呢？他們辦環保辦得這么成功，動員能力這么強，一定事半功倍的。

講到這里，我不得不向大家報告在2008年發生的真實故事。

308改朝換代后，身邊很多參与XX的朋友，就不時在我或親友面前，對着新政府冷嘲熱諷，說什么“換了政府，都不懂他們几時會搞環保？還不過是換湯不換藥。”、“要是政府愿意助我們一臂之力，我們實在求之不得。”

理解這些反應后，我和環保美女在老板的指示下，安排了時間，親自登門拜訪了這個秉持慈悲為怀，濟世眾人的團体。踏入大堂，我們道明來意后，卻被安排聆听+觀賞35分鐘的錄影片段（這是我們早已熟讀的創會宗旨啊！）

爾后，我們向負責人再次說明來意，就是新政府有意實施環保政策，但是在這方面沒有經驗，希望借貴團在海外的成功之道，包括如何在開始時展開民眾教育，禁了塑料袋后有什么替代用品等，好讓我們在實施政策時，可以讓人民較易于接受。

我們甚至開口說，政府可贊助各教育活動的經費，唯需要貴團動員協助教育群眾工作，因為這是州政府當前最缺乏的資源。

豈料，我們眼前的負責人告訴我們，他們只是NGO，不能与政党挂鉤（可是這是政府啊！），他們會繼續以本身的能力和資源，展開他們自己的環保教育工作，但是很難与州政府領袖同一場合出現，以避免誤會。

那，外國的經驗可以分享了吧？對方答道：外國的集團与本地沒有聯系的，所以我們不能借他們的楷模來用（那就怪了，怎么你們也在這里賣外國制造的環保產品呢？）

你明白了嗎？就是說，我只能在自己的小集團內支持你環保，但是談到合作，立刻撇清界線；盡管那是之前一再冷嘲熱諷的，現在你政府做了，還是“你有你做，我有我做。”

當我和同事把這個遭遇告訴身邊的XX人時，他們都不相信，甚至說我們找錯人了（You've got the wrong person）。每次我都要求對方告訴我誰是“對的人”，相約見面恰談，結果？事發經過和試驗結果如出一轍，此NGO的官僚不輸政府部門，咱們滿腔的熱血被冰水潑到發抖，還因此被老板“鳥”（因為早前我倆大拍胸膛保證團体肯定挻身支持州政府的壯舉，只因它在民間的形象太完美了）。

最后的最后，我那個介紹的朋友，也挺不好意思地表達了失望，但礙于集團影響力之大，沒人敢公開表達不滿。

不明就理的民眾，以為州政府有意隔离他們，但是，卻又有誰知道我們在環保路上孤軍作戰的辛酸史呢？

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与其一再被人玩得團團轉，我們決定靠自己摸索，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環保路，与這些原應屬于環保急先鋒，結果卻只顧維護自己“政党清白”的NGO保持距离。

慶幸的是，沒有龐大的NGO集團支持，我們還有很多小小的團体及個人，他們皆在這方面發揮了一點一滴的小力量，有人自愿在大旗鼓游行時穿上環保的奇裝异服，喚醒人們的環保意識；很多工厂在周日派出數百名員工協助政府清灘。過去，他們不曾嘲諷政府，今天，他們也沒有大喊什么環保口號，就只是身体力行，不當環保逃兵，就足以讓我肅然起敬。

没打招呼的后果

2011-01-10T19:09: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12月19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12月17日上午，林冠英的政治秘书黄伟益气喘呼呼地跑来告诉我们：有一个自称来自柔佛士古来的行动党支持者打电话给他，说他不满林冠英于上周五，在香港国际机场没有跟他打招呼。

他说，他支持行动党30多年了，那天傍晚7时许，在香港机场见到林首长，于是就示意向林冠英打招呼，但是林冠英没有看到他，害他在其家人面前显得“非常没有面子”，因此要黄伟益转告林冠英，必需在当晚9时25分之前给他一个交代。

在电话中，伟益得悉对方早前已分别致电八打灵行动党总部及槟州行动党总部，作出同样的要求。伟益也发挥记者本色，询问他：“请问林冠英认识你吗？”他答：“不认识。”

对方还对党总部的职员说，我什么都可以玩，包括“玩命”，要是林冠英无法给他一个交代的话，他什么都可以做。

原来，此君早前也致电柔州行动党主席巫程豪作出投诉，更因为行动党总部一名职员没有在第一时间给他回复和“交代”，而求将她带到党的纪委委员会处分。

情势越来越不妙。于是伟益展开调查式报导。先向陪同首长到深圳出席亚洲经济年会的助理黄剑飞查询。

没错，上周五傍晚7时许，首长的确是从深圳抵港，正赶往登机门。陪同的还有马来西亚驻香港的最高专员。（与投诉者所说的：“首长当时在跟一个人讲话，理也不理我”确是吻合在有人跟他讲话。）

但是，不管是林首长或是黄助理，都没有“发现”到机场有人驱前跟林首长打招呼啊！阿飞说，那时他左手拎着自己和老板的公事包，右手拎着两人的登机证及护照，以追飞机的速度成为最后两名登机者，当时即使是周润发在面前走过也没注意到啦！

后来趁午休时间，我们找机会向首长“汇报”这则小新闻。林先生想来想去，真的想不起是否有这么一回事。

他不否认地说，“如果是在马来西亚，特别是在KL或者是槟城机场，我见到每一个人都会跟他们笑笑，因为我知道他们很多人都知道我是林冠英啊。换在香港机场，谁认识我？要是我看到每个人都笑的话，人家真的会以为我‘起xiao’（疯）了。”

故事还没有落幕呢。傍晚时分，首长接到夫人的来电，说这名“支持者”也致电给她，向她“正式投诉”林冠英没有跟他打招呼的事，甚至恫言，要是林冠英再不打电话跟他道歉的话，他将在隔天召开记者会，将这个“衰嘢”公告天下。

天啊！世风日下，原来这个年代，不小心或因没注意到人家跟你打招呼，而没有向对方打招呼的“后果”，竟然是这么严重！

为什么要看他的眼睛？

2010-12-15T15:15: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12月12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最近28楼来了一个新同事，名叫迪阿娜，主要是协助新闻方面的工作-- 因为政府的政敌制造了太多无中生有的攻势，我们分身乏术，只有再增加兵马。

和我一样，她也是传媒界的前小记者，基本上对传媒工作有一定的认识。但是传媒工作毕竟不同于政府或政治工作，加上面对一个超人老板时，很多东西还是需要一段适应期。

第一样需要习惯的，就是林冠英的速度。我以前以为自己是学校百米冠军，还代表学校参加过学联赛跑+竞走项目，论走路的速度，应该还可以吧？

但是事实证明我错了。要追得上老板的脚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连走带跑，才不至于“落在后头”。遇上天灾人祸，更是另一项“人生的考验”-- 他会翻山越岭探访灾区，那时你不懂应该顾他好，还是顾记者好，还是要看好自己的脚步是否稳健。

另一个需要学习的，就是在老板还没有开口之前，就知道他要做什么的“心灵学”。

这有点难度。我们始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会想些什么东西，所以只有在事先策划+安排，猜测老板是不是要这样处理等，然后列出ABCDE的选择，再依他的决定作出一切的安排。

那天新同事迪阿娜首次单独负责首长的记者会。回来之后她告诉我们：老板告诉她，以后在节目上，要注意看老板的眼睛。

她不明白，就私底下偷偷问我们：“为什么要看他的眼睛呢？”

我们一伙“老”同事，纷纷笑成一团。这可是我们与林冠英工作的默契啊！

比如说，在老板主持的记者会上，当我们发现到老板开始东张西望时，就是他要找助理了。一般上我们都会很“识相”地倾前问老板是否需要什么。有时候他想起记者会需要一份文件，要我们这些“小的”代他到办公室领取，更多时候，他只想确认他印象中的中文翻译无误。

至于在外的节目，由于不是在我们的“地头”，需要安排的东西可更多了。我们需要提早到场了解场地，然后选择一个可以眺望到老板面部表情的角落，只要他一转头，甚至是朝我们的方向点个头，我们就“识做”奔到他面前来。

很多主办单位都好奇：老板都没有叫你们，也没有招手，你就知道老板要找你了？我们的回答都是一律的笑笑带过。

说着说着，新同事的眼睛越张越大......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要看他的眼睛了吧？这是另一个层次的沟通方式啊！

冠英和敦林

2010-12-09T16:00:00.002+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12月5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林冠英和林苍佑，属于两个年代的首席部长，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都姓林。

记得308变天不久后，林冠英听闻敦林塌病在床，于家中休养。于是托办公室服务敦林最久的老翁协助安排，上门探病，自此之后，他每次探望敦林，都是很久之后才回到办公室。

至于他与敦林谈了什么，他问了敦林什么施政妙方，我们这些“小的”当然不可能知道—因为每次的会面，都是双林的四眼交集，绝无“旁听者”；见面的行程，也从来没有纳入首长的正式时间表内，而是输入了林冠英的脑袋储存箱里。

但是，与他工作这两年半来，他对敦林“情有独钟”的程度，皆不小心透过他的一举一动透露了些许的讯息。

比如说，任何主办单位，在邀请首长的信函中，若是列明出席嘉宾当中包括前首长敦林苍佑，而28楼的同事又向其办公室确认他会出席后，首长决定出席这项活动的机率，几乎是100%。

有次《南洋商报》在槟城设85周年纪念晚宴，主桌嘉宾皆是报馆高层，正规仪式后，主人家都忙着逐桌敬酒，恰恰留下了苍佑和冠英这两个首长在长长的主桌，“你眼望我眼”。

于是，我从遥远的座位，看到首长弃最中间的嘉宾席不坐，移到敦林的身旁，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从8时正聊到宴会结束的10时半，曲终人散之后，两人才步出礼堂。

又有一次在大酒店的活动，敦林也被安排坐在林冠英的旁边，我从记者席不只看到两人互动频密，还看到我的老板双手放在敦林的手上呢！

后来我假借“了解详情”八卦时，才知悉那时敦林告诉冠英：“我的手好冷啊，这里的冷气太强了。”

于是首长就伸出双手，想要给敦林取暖，结果，敦林反告诉他：“冠英，你的手好像比我还要冷呢！”好尴尬啊，也许那时刚好是新政府面对首次的州立法议会，林冠英已好几天体力超支的缘故。

接下来好几场的官方、正式或非正式宴会，只要敦林有在，冠英必定从头坐到尾，有时主办单位不明就理，一再感谢首长支持，我们就将错就错。

不过，在公务员方面，也流传着谈论两者共同点的舆论。林冠英对高级公务员要求高、必需“干净”的程度，迄今尚无人敢“以身试法”去测试他的底线，但是我却曾在不经意间，听到让我哭笑不得的论调。

一次乘搭电梯时（由于不是上28楼，所以没有人知道我是28楼的），无意间听到两位公务员在谈公务，需要怎样快快处理，要如何处理好等等。

正当我暗中欣赏他们的敬业程度时，其中一位突然说：“Seh Lim punya CM, don’t play play ohh…”（姓林的首长，要小心噢！）。

再望过去，说者是年约50多岁的安哥，若他20几岁踏进公务员体制，那么他就是典型经历过两代林姓首长的公务员，是姓林的要求高？还是姓林的首长都很凶？

对一个毫无执政经验的在野领袖，能够在上台不到两年内，让公务员感到惧怕的能耐，果然“闻名”“难搞”，但从人民的角度来看，这就未偿不是一件坏事。

要小心姓林的首长噢！

我跟他很熟的……

2010-11-30T16:31: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11月28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做记者到外面采访，最讨厌就是听到有人告诉你，“我认识你的总经理、总编辑….”，“我跟你们报馆的XXX很熟的…...”。虽然很多时候言者无意，但是听在工作者的耳内，的确“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以为离开了报馆的“层层关系”后，可以就此与关系“脱离关系”，但事实证明这是天方夜谭。

工作上接触的人，很多都会告诉你他怎样跟你的老板很熟悉。一开始我就很认真地聆听伟论，拿笔记录下一切的联系方式等，准备回去好好跟老板交代一轮。

还记得那时308刚变天不久，我收到一个电邮，对方告诉我他是林冠英在澳洲大学的同期同学，当时的林冠英又怎样怎样…..接着，他说他现在在XXX杂志任职，是林先生当时的好朋友，因此除了恭贺之外，希望与林先生做个深入的专访。

林先生回到办公室时，我就把此人的大名报上，然后，我就等着以为他会有一幅重遇故人的感触。只见他皱一皱眉头，一脸迷茫地望着我，说：“我好像不认识这个人噢…..”

这回轮到我迷茫了。

说回“很熟”。早前曾与行政议员的助理吃饭，她爆了一个更劲爆的笑话。有天这名掌管地方政府的阿头，与一大群助理们在咖啡店用餐，邻座一名看似很厉害的人大声告诉所有人：“小贩的东西，包在我身上，我跟曹观友很熟的！”

于是，助理就在旁小小声问YB，“YB，你认识他吗？”冷面笑匠的YB半冷笑地摇摇头，所有的助理暗笑到不得了。

刚过的周三晚上，敦林不幸病逝，大家悲痛之余，还得挺起精神工作，尤其是报界的朋友，除了跟进首长的回程时间，也纷纷向我打听，28楼曾经服务3代首长的同事，是否愿意接受访问。

老翁年龄最大，新闻价值也最高，我第一个“下手”。一如往常，他摇头说：“还不是时候啦” 。于是就转向高级机要秘书，他一口答应了，提出要求的记者们也如愿获得了他的几句回应，成功交差。

这时，一名自称与老翁很熟的主管致电来，向我索取他的手提电话号码。我告诉对方，我必需先征询老翁的同意，毕竟这是对同事的基本尊重。
岂料对方这时却在电话的另一端发火，说什么你不要帮我就算了，不需要拿这么多借口云云…….我心想，要是你跟他这么熟悉的话，怎么你连他的手机号码也没有呢？

我好好的告诉对方：“我们将心比心吧。要是我在没有征询你的同意之前，就把你的手机号码交给槟州所有的节目策划公司负责人，你会有什么感觉？”

一如所料，电话在这个时候断线了，我也不需要去追究，纯粹与大家分享一下。

下一次，当有人告诉你“我跟XXX很熟”时，你相信一半就好—尤其是说跟我很熟的人—因为真正跟我很熟的人，是不会这样告诉别人的。

为什么这样好吃的？

2010-11-22T14:31: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11月21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已经一连三个星期了，我都不定期被老板“相中”，被谕令需要陪同老板大人到小贩中心“试菜”。

说得好听一些，就是老板体恤员工，担心咱们饿坏，而拉队逼我们吃东西。但是这对一个像我一样需要长期与脂肪抗战的女人而言，的确是件很可怕的事。

林先生几时想试小贩的美食，毫无预兆可言。他可以在我们几个同事在其办公室内谈着公事半途，突然冒出一句：“中路的河粉开了没有？”，或者是“牛干冬的云吞面开了没？”然后？就是出发的时候了。

即使是你婉转地告诉老板，其实我们还没有饿，或者是“老板我已经吃饱了”，他还是会说，不要紧，你们一起去喝杯水吧，陪一陪我这个可怜还没吃东西的老人家吧。很快而已。

于是，28楼的同事，每一次就这样被同一个理由“骗”去吃东西，接下来的剧情千遍一律，就是奉老板的命点了很多小食，然后又被老板逼着清完桌面上的食物......

试想像，三几个人在小贩中心，可以点到满桌的食物，“耗资”巨额（勉强可以说刺激本土经济成长），就有够可怕的了。

如果说这是发生在他刚上任的几个月，我还能坦然接受老板爱吃槟城小食的情况。但是，现在已经近3年了，每一次到小贩中心吃东西，林先生依然忍不住要点很多很多食物（就像外州人初到槟城的模样），每一次都很认真地问：“为什么这样好吃的？到底为什么？”

也许是由小到大，都在这样“好命”的情况下成长，所以往往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老板的疑惑，只有低着头，继续“埋头”吃东西。

对很多人而言，有机会与首长大会共进餐是毕生的难得的福气，但这对我们而言，更多时候却是减肥计划前功尽废的时候，更是官令难违啊。

每次吃道地小贩的美食都是来匆匆去匆匆，偶尔遇上粉丝还得放下筷子打个招呼，但是，每次看到那些坐在隔壁座位的，或者是捧美食来的小贩“骇然发现”尊贵的首长大人近在身边那一杀那惊讶的表情，虽然在不同人的身上已经重复了上百次，但对每一个人的“第一次”，表情总是十足夸张。

其实，会计师首长在品尝美食时，也会跟著名小贩“讨价还价”，比如说，人家在要求合照时，他先“起底”地问：“你有没有继承人？有的话才可以拍，不可以让槟城美食后继无人。”

另一个要首长光顾的“条件”，就是小贩一定要收钱，不然下次不敢再来了！

有人说，道地食物也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到底槟城的小食有多好吃，就请看看那个随时在街边被人发现的美食代言人，你或许有些“概念”了。

跳跃式思维

2010-11-22T14:28: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11月14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这次的槟州立法议会，终于让我见识到什么叫做“跳跃式思维”的精髓所在。“表演者”正是咱们的首长大人。

基于不满意高官准备的总结辩论演词，他一大清早就召集所有28楼的官员，要大家分头行事，替他收集一切的资料+“吵架证据”，好让他可以好好的“表演”一轮。

就在我们分两批聚集在其办公室内翻资料，一批找预算案的“功绩”，另一批翻查各议员的演词摘要之际，他就扮演文章的“制作人”，在电脑前滴滴答答地输入着，却突然抬头问杰菲里：“我昨天跟你讲的XX万令吉，你记得跟罗斯里讲，很重要。”

大伙一头雾水，明明在写着总结，这算是总结的那一部分呢？

还好杰菲里厘清脑瓜，知道老板交代的是昨天会见投资者的跟进工作，才松了一口气，也惊叹他怎么能够在双手还在键盘上打着讲稿的同时，脑里已经“去到”投资者那儿了呢？

这还不是唯一的“一单”。就在法利拉把准备好的一部分文件交给他之际，他随口又问：“上次我叫你写的那封信，给居民协会的，在那里？”

接着，在写宗教拨款时，他转头就问：“上次国会，我问槟城交多少税，联邦给多少拨款的问题，快点拿来，XXX有。”

更厉害的是，当他的手一直没有停地在打稿时，嘴里也不停地谈着截然不同的课题，讲的头头是道，打的稿也没有错字，发挥了“手口并用”的专长。

看似手忙脚乱地在处理，但是他的脑却依然这么方向清醒，或者是处于科学界称为“多重任务间交织” （Multitasking）的状态。

不只在工作时如此，在州议会的办公室内，他明明正在跟我们谈着公事，交代着我们做工，突然听到微弱的麦克风传来骂他的字眼，他就立刻起来，说，“巫统的在骂我吗？谁？”

我们还没搞清楚发生什么事前，他已经迈开脚步，钻进会议厅内了。

以前我未当助理之前，常常被电视剧情结所误导，以为大老板在开会前，其助理肯定会拿着整叠文件作汇报；在跟高官工作后，才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老板有时忙到连跟你讲话的时间都没有！

于是，你会看到在记者会进行中，当另一名议员在延续首长的伟论时，他会趁机询问或快快地交代工作，但是，你就别以为他不知道别人在讲什么，因为他一心多用的地步实在惊人。

但是往往此景看在他人眼里，会变成“另一番风景”。

就拿首长与塑胶厂商公会代表的对话会为例。一家中文报在隔天的封面照片中，拍到首长与环保美女讲话，图说写“林冠英在该公会会长林国文大谈塑料袋非环境污染主因之际，召来环境事务助理邓晓璇交代事务。”，感觉真的有点“那个”。

而事实上，首长叫她过去只是问了一句“3R的正确华语翻译是什么？”，以便继续以华语在对话会上沟通。

你看到的，未必是事实，而你我所无法一心多用的，别人就未必不能！这就是跳跃式思维者的特异功能，我等一众凡人，只能为之惊叹。

拨款千局

2010-11-08T10:01: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11月7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跟政府高官申请拨款，是很多机构或团体在办活动或筹经费时必做之事。两年前华堂要跟州政府申请拨款办新春联欢宴会被拒后就公开骂战，总算让人更了解拨款申请可以包罗万象到这个地步。

每一个政府长官的办公室，时时皆有堆积的拨款申请文件待处理。至于是否批准有关的申请，则由有长官决定。当然最主要的是：该年度的拨款款额，是否还有剩余。

由一个会计师领导的州政府，真的很会算。统计下来，发现到若是率团出国或在槟州以外办的活动，申请拨款者是碰钉的多-- 会计师会告诉你：叫他们换来槟城办啦，至少我们的小贩和酒店也能够有生意，进而在槟城产生连锁的经济效益。

当然，在事事讲求回报的同时，林先生对于非政府组织，特别是那些过往表现及贡献皆有目共睹的机构是例外的。

曾经有一个网上民间组织致函首长，指明他们将在X月份在槟城办一项醒觉运动，要求拨款 3千令吉的活动经费及常年运作费。基于有关的机构名声向来不错，且在协助弱势族群方面有一定的成绩，于是首长就决定拨款5千令吉，让他们可以专注工作。

就在28楼职员处理拨款文件时，发现到有关申请者提呈的银行账户名字，与机构的名称有出入。于是就上网找出秘书处，道明来意。

不找还好，一找才发现到天大的秘密。原来，这个组织真的计划在有关的日期在槟城办活动，但是负责人告诉28楼的同事说：“我们的确有意向政府申请拨款，但是，我们的信还没有寄出去噢。。。”

查明之后，才发现到原来该名写信申请拨款者，是该会的前前任理事，对会务了如指掌，后来因私人事故离职，不料却冒用组织之名申请拨款入个人户口，庆幸的是机警的同事识破其奸计，加上申请的组织必需是社团注册局批准的，所以才免除了一场错拨款项的事故。

不过，有时也有漏网之鱼，就是一个慈善机构的分会，冒用总会的名义来申请拨款，更获批了一笔款项。

后来首长出席这团体的活动时，有关的主席却在首长面前吁请政府拨款，让我们感到纳闷，就找出那封批准拨款的信件，交给当事人过目。“我们明明批准拨款了啊，怎么你还说没有呢？”

对方展开内部调查后告知：“原来那是我们一个分部，在没有知会总部的情况下向政府申请钱，而且还以总部之名申请。”

虽然这是一场误会，但是基于这个慈善组织为社会作出不少大业，即使是一个小分部，贡献也是不少的，所以我们没有追究，只要求对方内部采取行动，再给政府报告。当然有关机构只能在明年再度申请拨款了。

所以说，拨款，在拨与不拨之间，学问可不小；也丝豪马虎不得。加上出千者现在转移阵地，打政府的主义时，处理每一份文件都要万分小心，以免成为稽查报告的一份子。

唯恐天下不乱

2010-11-08T09:50: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10月31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这几天地球的磁场不懂发生了什么问题，假消息满天飞，搞到记者和官员们团团转，一再而、再而三地到处求证，也难以抵挡网络和手机的传讯速度。

先说气象局。前两天气象局发出橙色警报，提醒人民多加注意，因为气象预测在11月初，北马可能会有暴风雨，或会引起闪电水灾等等，吁请人民注意环境卫生，莫乱抛垃圾导致水沟阻塞，以及出门记得带伞等贴心的提醒。

岂料，新闻才见报当天，我就连续收到好几个简讯，声称政府发出紧急通告（天！还“盗用”政府的名义），10月30至11月2日会有天灾海啸地震，还说最好不要靠近海边，危险；还有，别吃海鲜因为有毒等。

咦，怎么这些论术都似曾相识呢？好像在2004年海啸过后的几宗传言如出一彻。

吸取了2004年海啸的惨痛集体回忆之后，槟城人民几乎是闻“啸”色变的。这么一吓，真的乖乖不得了，又连番接了好几通电话，我们只有向气象局再次查询，确认无此事后，希望早前不小心误传者，可以顺便通知各位，否则全州人民肯定人心惶惶。

假消息有时真的会让人信以为真，因为往往讲的人一幅认真的模样，如果加上传讯者是有点社会地位+公信力者，真的真假难分。

对了，我要讲的就是槟州第二任首长敦林苍佑的病情。敦林在周三进院后，很多关心他健康的人就纷纷到院探望他，也引起媒体的关注。

不懂那一个天才在周五大早乱放消息，指“消息十分准确”。据了解，已经有一份报纸开始招挽词广告。

虽然林冠英在周三傍晚已经探望敦林一次，但他想在周五的节目及会议空挡之间，再次探望他。很多行政议员在开会时皆收到各种各样的消息，结果咱们办公室的老翁，几乎每隔一小时就奉命致电医院，了解最新消息。

直到中午十二时半，首长如期召开记者会，大发伟论一番之后，就顺便交代我们通知在场的记者，他将启身前往医院探望敦林。

由于缺乏飞天本领，我只有随同首长的官车出发。在短短的15分钟车程，我就接到三四名采访部高高层的来电，声称他们接到确实消息指有关人士已经“瓜”了，首长真的还要去探望咩？

很纳闷，真的很纳闷。半小时前才向院方确认情况稳定啊。再说，你们不是有派记者驻守病房外吗？有消息记者会不知道咩？

言者振振有词说，XX日报连挽词广告也准备好；有人还说快讯也准备了。天啊，这是什么世界？

直到首长从病房步出召开记者会，真相似乎有点“大白”了。岂料才喘息不到一句钟，轮到政府高级官员及各部门求证的时候了。大家都自认引述自非常可靠的消息，可是都不是来自院方或家属。

原来，要搞到天下大乱，只要乱乱放消息就可？此事不容小视，结果搞到媒体慌张、官员一查再查，连医院也忙得不可开交。难道，大家就不能够少一点八卦或造谣，默默祈福的同时，乖乖做个良好市民，等待有关当局的消息，而不是以讹传论，躲在社交网或手机短讯的背后大放未经确认的消息。

期望敦林快快好起来，长命百岁，让谣言不攻自破。

教育尚未成功

2010-10-25T09:27: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10月24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我敬爱的老板常常对我们说，执政之后，身为政府和领袖的，除了要学会当家和当权之外，也要在时代的洪流中，带领教育人民的角色。

所以，执政后的一年，民联槟州政府宣布了每周一无塑料袋日，即使预料会面对连串的反击（从商家、塑胶厂商到民众），但是我们今必需意识坚定地告诉人民：为了下一代，我们情可失去选票，也不要失去环境。

庆幸的是，这项“殃及”全民的计划，试行了半年后，佳评如潮，连巴刹买菜的阿嫂也响应，州政府就议协从一天延至3天，现在“看起来”有点效应，虽距离成功尚有段进步的空间，但是已经证明政府的教育开始生效了。

另一个成功的教育民众案例，就是制度化拨款。在过去，每逢大选年，政府大派糖果给华校，已经让一班爱护华教之士雀跃不已。民联用行动告诉人民：政府拨款办教育是职责所在，应该年年有拨款因为你年年有缴税啊！你看，今天的国阵政府，不是也被逼学着民联的制度化了吗？趁补选派糖果这招显然已碰了满脸钉，原因只有一个-- 人民聪明了，他们懂得分辩是非黑白好坏忠恶了。

再来，就是政府派钱给百姓。以前这是做梦也没有想过的事。今天，民联用行政开销和肃贪省下的钱分给百姓，让人多了一个遐想的空间：今天的民联州政府都没有获得联邦的大笔拨款，却能够钱派给60岁以上的乐龄人士，那以前的钱呢？都跑到哪里去啦？

但是，教育人民的任务也不是每一次都成功的。有时候我们“革命尚未成功，官员尚需努力”。

拿上个月的清滩活动作例子。随着今年年中办的一场槟岛海滩大清滩活动的成功，州政府就想要把类似的好活动，移师威省，让威省人民也加入清滩的行例，进而教育人民要好好保护我们清丽的海滩。

原以为同样的会在海边挖出什么冰箱、内衣、巨型轮胎等的，岂料“大件物”没有被发现-- 再查之下才知悉：原来有人知道有活动在此举行，就快快清理一轮。天啊！

这还不是最让人震撼的消息。据负责安排的同事说，活动半途，威省市政局已经开始在呱呱叫，因为他们为活动所提供的竹制垃圾桶、扫帚、挖垃圾的钩子等，有好多已经被热心出席活动的市民热心地顺便带回家了！清洁运动未结束，就要先来一趟的“拯救器材运动”！

最惨的莫过于议员服务中心。原以为应该提供餐具如杯子或简单的碗碟供义务参与的居民享用茶点，岂料，可能有人误以为政府的活动就是人民的活动，所以政府的东西也是人民的东西，结果这些义务被借出的餐具，都成了“政府的东西”，被变成了“人民的东西”，成为大家家里的一份子去。

基于活动的范围广大，负责的议员团队+公务员阵容无法逐一监督，结果一个活动下来，主办当局“损失惨重”......

看来我们的教育“尚未成功”，大家依然需要多多努力！

3公分报告

2010-10-18T09:29: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10月17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在政府部分办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一种人，我们通称为疯子的，其实就是那种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一而再、再而三对不同的高官作出同一投诉的人。

基于政府管辖范围很大，有时候一个小小的个案，需要跨部门询找资料，更多时候，要是你有些许闲情，逐一摇个电话给所有行政议员+国州市议员，搞不好90%以上的人都告诉你曾经接过此人的投诉。

刚开始在28楼上班时，每当有人跟我说：“我已经跟你们的XX议员投诉了很多次，从前朝到今朝都没有下文”时，我都会很紧张地在办公室翻箱倒柜寻找档案，再一一向所有人求证。

“经验丰富”之后，我才发现到，这些所谓的投诉人，很大部分都是无理取闹，或为了个人私利不得逞而三番四次、锲而不舍地到处“找管道”，真正求助者很少—因为他们的问题，大多数给州议员解决了。

在此与各位分享最近的两个例子，好让你们“有点眉目”。

某报槟城采访主任接到一名投诉者的电话，指他已要求国能在一条非常黑暗+危险的小巷，列出增设路灯的开支预算给市政局，市局也确认有这件事却没钱进行工程，转要他向该区议员申请，拨款却迟迟没有下文，他认为这对人民的安全受到威胁。

于是我们向该区的行政议员了解。对方说，他很熟那条小巷，基本上是没有人走的，要求增设路灯的地段，其实是投诉人之公司停放重型交通工具的地方。他给的评语是：政府机关的公款，绝对不允许用来作私人建设之用，于是就拒绝了他的要求。

可是同一时候，此君竟然也向市议员“求救”。正当市议员介入之际，接到电话，了解真相后，才“终告一段落”。

可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遗漏了原来那个地区是两个州选区的边界，此君从另一名州议员下手。。。真是防不胜防。惟下文如何，我就不得而知。

第二单是一名人士在首长出席的节目上遇到本小姐，原本他想半路截住首长陈述悲情的，我告诉他，办公室的投诉案几千单，你这样突然跑去问首长，他也不可能记得，你先让我回去查一查，再交给首长处理，效果将是一样的。

台词和对白“似曾相识”，就是“我写了上百封信给全马来西亚的高官，却没有人理睬我的投诉”。

回到办公室，法利拉把有关档案找出来，足足有三公分厚。从民联上台之后（因为上台前的档案都不在了），他就开始写信投诉一家修厂发出噪音和污染环境。

档案中也有市局的报告。该局每隔两天派员去突击检查一次，足足查了几个月（包括周末），提呈的报告上列明，的确有家修车厂在该地，不过是合法、有执照的，而且在调查过程中，皆符合一切的条例及条件，没有超过当局的指标。

这过程中，从首长到行政议员到市政局，皆有回信告知当事人有关的结果，但是对方不愿意接受，一再把同一课题，转向不同高官投诉，大家又重新认真听述，翻箱找资料。你说，这不是浪费政府资源，是什么？

警方可以援引“阻差办公”来扣押那些干扰警方查案之士，但是为什么政府却没有一个条文可以阻止这些一再让政府重复已调查工作的人士呢？

很多时候不是政府不处理个案，而是政府的给予的结果，不符合当事人的“期待”。难道那就等于当事人可以就此再三浪费公共资源，打造另一份“三公分报告”？

在槟城，很方便！

2010-10-18T09:25: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10月10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星洲日报槟城名记（不是名妓）李耀祥先生日前在《笔笔皆是》专栏，揭露了他对当局因让步剧组人员拍戏而在未通知下就封路而造成的不便发牢骚，小妹我在此向受影响的各位说声不好意思。

是的，最近真的有很多剧组前来槟城拍戏。入遗成功是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我也是在一个月前，无意中接到一通电话才得悉的。

我的职位虽只是一个小小的首长新闻秘书，但是不知何故，总会接到很多与我份内工作没什么关系，但是却要求我“鸡婆”帮忙的情况。

比如说，NTV7刚播完的《情牵南洋》，其实在开拍之前，有关的负责人不知从哪里取得小妹的手机号码，劈头就是第一句“张小姐啊，我是《女头家》的编剧，我们下部戏要在槟城拍，听说你可以帮忙？我们已经在槟城了。”

说真的，我接到电话时第一个反应是：莫名其妙。不过，既然你已经找到槟城来，总不可能告诉你我没空就丢下吧？于是就联同同事阿飞，相约到咖啡店互相交流。

导演、剧组人员等大发伟论了好一阵子，说实在的，我只会追看连续剧，对连续剧的制作一点认识也没有。倒是阿飞曾参与戏剧工作，所以也建议对方，要在槟城拍戏，应该本土化一些，像港剧那样，主角整天提尖沙咀、九龙、铜锣湾的地名，让看戏的人也对这个地方的路名耳熟能详。

后来，这份任务交给当时刚成立的PGT（槟城环球旅游有限公司）负责跟进。据了解，PGT的职员除了帮忙物色地点，还以PGT的身份，免费替制作公司写信给政府部门申请准证，包括涉及的市政府、警方（封路），以及一些古色古香建筑物的东主等。

此外，剧组人员的暂时住处，也是PGT替他们找的。过后开拍时，要叫记者来采访的宣传工作，则是旅游行政议员罗兴强负责。

后来，我发现到此剧的“鸣谢”一栏，竟然也出现“槟州首长办公室”时，有点吓到，我想来想去也想不起有什么贡献，除了知会各部门和陪剧组喝茶之外。

就在上个月接到另一个剧组人员的来电（也不知道从哪里取得的号码），对方说：“我听圈内人（影艺圈）讲，现在在槟城拍戏很方便，请问我应该找谁帮我？”

未不得及答腔时，对方又说：“哎呀，我们这个圈子很小而已，什么东西一下子就传出去了，你告诉我谁负责，要怎样找这个人就可以了。”

欣赏他的直接了当，也感谢他再次让槟城在银幕上亮相，庆幸的是，PGT 在这方面的机制已经成立，虽然距离开拍的时间只有两个星期，但总算勉强应付得来。

前几天遇到负责此“职务”的PGT职员，她告诉我，刚开始时，PGT是帮人帮到底，从头负责到尾，但是就栽在一些“突发因素”—比如：剧组讲明的拍戏+封路时间，会因演员的心情而一改再改，PGT没有这么多资源“长期跟进”，只有在写了一封“开头”的介绍和批准信后，由有关公司继续与地方政府跟进最新发展。

所以，现在大家终于明白，为什么来不及在封路前先与警方开记者会了！

无论如何，我现在才知道，做政府的，只要轻轻的“行一个方便”，最后达到的经济和文化效应，是何其的“无穷”啊！

我先“自爆”了！

2010-10-07T09:19: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10月3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黑幫常常有家法侍候背叛集團的“二五仔”，我一直天真的以為，“二五仔”這個字眼，只有在港劇中的黑幫片可以看到，沒料到大馬政壇，也充斥着身份不明的“二五仔”呢！

林冠英最近在出席一項活動后，被記者問及有關首長辦公室的書信，怎么會落到巫統手中時，就不諱言地直話直說：“相信有‘二五仔’在我的辦公室，我們得做一些東西（we need to do something）。”

至于這“做一些東西”是什么東西，沒有記者加以追問，他也沒說，就這樣留下團團的謎給讀者。

負責簽署信件的机要秘書法利拉一听聞信件落在政敵手中的消息，緊張到半死，隨着那個親巫統的網站去找那封信，寢食難安了好几天，也一直在思考，那封只是寫給馬會的信，誰會這么在意呢？

當然，明理的老板是不可能會責怪她的，要是內部真的有鬼，就是內鬼難防，只慶幸上台以來，沒有什么是見不得光的事，你有再多的“二五仔”在28樓，也是挖不到什么勁爆內幕，所以一封回復馬會的信，才會被人拿來大作文章。

所以說，比別人執政需經歷更多“挑戰”的檳州民聯政府，現在已經有了新招，就是：會議一決定，立刻開記者會，公告天下，那些被敵對政党安置在內的“二五仔”公務員，就淪落成“英雄無用武之地”了。

不是嗎？自己宣布政策、決定，雖然會被政敵“酸”貓政府愛宣傳，但總好過從政敵口中只說一些不說一些、加料和扭曲事實，到時你就更浪費時間展開解釋大行動了。

之前鬧到轟轟烈烈的回教先知誕辰游行，爆料者把很久之前的內部討論的文件公諸于世，卻收起那封廣發天下，要求各單位參与游行的公函，搞到游行了半年后，還有人以為游行被禁止呢。

除了二五仔外，還要小心因未及透露消息而引起的誤解。比如有次行政議會議決，補選是否要列公假的決定，將全權授權給首長決定和公布。有記者在向一名行政議員探听消息時，他只是說了一句：“是的，我們已經有決定了”（決定就是給首長決定嘛），結果就寫成“補選列公假”的封面新聞，搞到好几天來，28樓電話響個不停，都是家長打來問有沒有放假的。

這一次，這些人所謂的“爆料”，听者還以為是找到民聯的“吃錢證据”，看了報導，我們皆不禁啞然失笑：原來招到商家募捐給政府做慈善事業，也算是“爆大料”？

現在首長的策略是，在大略知道這個決定將會在某一個會議上獲得通過之前，就吩咐我們通知記者，一走出會議室，立刻走進記者室，再把新鮮出爐的決定報告交給“小的”複印并分發給記者，一字不漏公諸于世，看你還有什“料”可“爆”—因為我已經“自爆”了。

与其花時間与鬼斗，不如貫徹一套更快速、透明的傳遞系統，尤其是當你比“二五仔”更快時，對方連要扭曲真相的時間沒有了。

“鬼”在暗，人在明，真鬼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在你面前那是人也是鬼的人。

飛機奇遇記

2010-09-27T09:46: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9月26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開齋節雖然已經過了兩周，但是各國州議員或政府部門的門戶開放，還“陸續有來”。

除了我們因工作需要与各部門打交道，而趁這個全民共慶的佳節來聯系感情之外，我們28樓的“最大”的那個，比任何人更忙於奔走在開齋慶典中。

能力范圍可及的話，他都想一一与不同區的選民打個招呼。但是時間上配合不來時，偶爾也引發了議員之間的爭議，比如“做么他可以去A的開放日，不能來我的開放日？”，真是苦了負責編排節目的同事啊。

翻一翻邀請信，真的几乎每個選區都邀請首長出席。有時候同事們擔心首長會因疲于奔波而“倒下”，但是他卻比過動兒還要過動，一再要我們查看如何安排時間，所到之處，也看到很多村民滿怀期待的神情。

過去的開放日，大家最關心的是食物，可是有好几場的開齋宴會，我察覺到出席的百姓，似乎很有默契地排成一列，等着与首長握手。誠如一些時評員所說的：要知道林冠英有多受歡迎，請去中元宴坐坐。我想，可以加上一個“也去看看開齋節開放日”。

從齋戒期間到開齋，巫統及其控制的馬來報章一直在抹黑檳州民聯政府，可是，往好的一方來想，因為有這些似是而非的指控，媒体不得不跟進報導，接着就提供了更多的机會，讓州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宣傳惠民良政。可要謝謝他們噢！

以一州之長的身份，在檳城的“地頭”受歡迎其實倒是沒什么了不起。不過，最近老板到中國出差的“飛机奇遇記”，倒讓我大開眼界。

話說他從香港欲轉机回檳城，才登上飛机，已在机艙內的乘客，竟然在沒有司儀號召的情況下，為首長的登机而鼓掌，嚇得隨團的議員都呆了好几秒。

接下來，因為部分“粉絲”乘客的過度熱情，搶着要跟首長拍照，搞到飛机差點被逼延誤起飛。

据首長的“口供”，這些要拍照的人卡在机艙通道上，引起机門外一些乘客的不滿。結果，隨團的政治秘書黃偉益被逼扮黑臉，叫大家快快坐下，等飛机起飛后才拍。

我轉向偉益“求證”事發經過時，他笑笑表示自己不是什么坏人，而是不想因為有人想跟林冠英拍照，而被全机的人罵臭頭。于是飛机起飛后，机上粉絲團再次出動。

這還不夠經典，比較匪夷所思的是，一名購買商務机位的檳城商人，覺得讓首長坐在經濟艙很委屈，就主動讓出其机位給首長。首長見飛机要飛了，假借“等飛机起飛后才打算”，把他請回去。

豈料這個超認真的商家，真的在半小時后再倒回來找首長，“硬硬”要換位，首長只有接受了對方的好意。

還好不是每一次搭飛机都這么“大單”，但是檳城人的熱情，有時候真的可愛得有點怪。

下次要是你有机會在飛机上巧遇首長的話，記得記得，別造成机上的“交通阻塞”噢！

西蒂不来了！

2010-09-27T09:42:00.002+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9月19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为了迎接916马来西亚日，槟州政府经过精心策划，联同私人界的赞助，想出了“西蒂与您共庆马来西亚日演唱会”的点子。

消息传出之后，28楼的三大种族同事，皆难忍雀跃之情，纷纷开始讨论要怎么去听演唱会、应该几点出门以便“挤得进”，希望她可以唱哪一首歌，甚至不同年龄的人也因歌曲展开辩论......

整个策划和安排，大部分是由州财政司法立占和我的同事杰菲里负责。也许是被政治环境所训练出来的“先知先觉”敏感性，打从一开始，他们就小心翼翼地处理每一个细节，甚至在西蒂尚未正式签署合约之前，一点“风声”也不敢走漏，以免“打草惊蛇”，未出街就夭折。

合约的内容，也是经过了节目策划公司及州政府的再三斟酌、一改再改，以“防止”各种“万一”的理由或失约所造成的损失。

老实说，搞一场这么引人注目的大型演唱会（还是免费的那种），同事们都很担心会基于政治因素而被逼取消。从想到点子、西蒂签名、到新闻见报，我们的担忧，真的是有增无减。

不是吗？这是西蒂第一次来槟城噢！还有，那是开斋前，民联政府被政敌乱套莫须有罪名后，一阵子的冷却期。从马来摊主自称没得在斋月期在光大设摊、到“冠英欲取代元首”的祷文风波、到首长的人头照片被移花接木至尼查的头上主持宰牛仪式，纵使是无中生有的谣言，却也搞到州政府疲于解释。

因此，在场很多媒体就自我诠释，认为州政府请到西蒂来，是高招（看好，这是媒体的分析），用知名艺人来团结人民，或至少减少政敌的杀伤力......

西蒂无可否认是一个可以代表全民的歌手，她当年在台湾演出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及《征服》两曲华语歌，都不知征服了华人世界多少颗心。天后的地位，在马来社会更是无可匹及的。

相信是这样，西蒂要来，已经对一些的人构成压力。

收到西蒂经理人传来的妇科医生证明书，指她在25日当天因健康因素，不便进行肢体活动，属合约中的“无法控制的因素”，于是，在一周前取消演唱会。

收到消息，我们的心都沉了下去，但也似乎已一早“预见”这事的发生。
后来，在法立占的引导下，我们似乎抓到一些重点了。比如说，首长在出国之前，要副州秘书致函给民联州的国州议员邀请他们出席。此外，为示隆重及尊重，首长也亲自签署了每一封寄给联邦部长的邀请信.......

是巧合？抑或是另有其因？我们就不得而知了。首长7日出国，信是漏夜送到府上签字的，依程序来说，信件应该是当天开始发送，对方应在2天后收到，西蒂的取消通知是15号收到，马来媒体（除了阳光报），鲜少或根本没报导对民联有利的新闻；而演唱会为什么不是定在16号而在25号呢？也是西蒂决定的噢.......

当然，我一直劝自己：我必需很君子风度，相信这真的是巧合，怎么说这也是西蒂此生中首次取消一场收了订金的型演唱会，甚至愿意对过程中所造成的一切损失作出赔偿啊。

但是我依然无法主导自己的脑去想政治方面的因素。记者会后，一些思路敏捷的记者就问我：私下告诉我啦，为什么啊？她怀孕了吗？我说，去问医院或经理人好了。

虽然她较后接受《星报》访问时称是为迎接宝宝而作的准备，但看来，这场为马来西亚日而设的演唱会，取消之后，原本可能的“政治因素”，很快的，就会变成娱乐版的花边新闻了。

会动的蜡像

2010-09-13T09:06: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9月12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老板出国啦！

这是小妹本星期的最佳心情写照—终于可以度过一个轻松的开斋节假期。

虽然会随时遇到“突发情况”，但是，“当老板不在的日子”，比起他在这里，要我们与他一起和时间赛跑，总算可以透了一口气。

有时候老板出国，回来之后带给我们的，除了解决堆积的工作，偶尔也有一些笑话。

比如说，在2008年，当“小的”与一大堆的记者，一起与首长到厦门（也是厦门噢）出差兼探亲时，就有一段不为人所知的“秘密事件”。

话说那一天刚好是行程的最后一两天，公务办得七七八八了，主办单位就率团参观当地著名的鼓浪屿。媒体最高兴的，就是以为拍到林冠英难得举起相机为家人拍照的一幕，事实上，他与阿都马烈行政议员之间的事，才是最“够力”的。

到中国，最难逃的，就是购物。难得有机会到中国，阿都马烈与夫人当然不放过趁旅游之际购物的机会。夫人看上一条类似珍珠的项链，以及整套的手饰，马烈先生问了价钱，觉得划算，正打算掏腰包付钱时，首长出现，立刻“插手”“干预”。

会计师出生的林首长，除了治理槟州斤斤计较外，连本身的行政议员出国购物也要贯彻他那套能省就省的原则，于是展开讨价还价的程序，一杀再杀，杀得不能再杀价的时候，就转而提出买二送一加价钱回扣的建议，结果店员拗不过他，马烈及夫人以超级划算的价钱，购得“心水物”，笑眯眯踏出精品店。

这就是为什么林首长不带“小的”出国的理由了—因为我总爱有意无意在这里“大爆料”。。。

虽然如此，这还不是林先生出国时最好笑的故事。同是2008年，他初当官，为了槟州，忙得没有时间陪家人孩子。就在12月的学校假期，几乎所有政府高官都请假、什么会议都开不成的时候，趁机携带一家大小，到香港游玩几天。

一切都是那么顺畅，没遇到狗仔队（香港的狗仔也应该对他没兴趣吧？），就像中选前一样自由自在畅游香港。最后一天，一家人到名人蜡像馆参观，与刘德华张学友等合照后，启程打算离开蜡像馆之际，竟然 “不小心”偶遇一团来自槟城的旅行团。

乖乖不得了，那时308的烧还未退，团友们还没看到刘德华就先看到林冠英，纷纷大喊是“Bonus”，于是大家很有次序地排队，在蜡像馆靠近入口处，逐一与林冠英合照，拖了近半小时。

后来，另一团的洋人团也到来，看到这么多人在拍照，也好奇跑来凑热闹。也许他们根本不知道谁是林冠英，看到这么多人跟他拍照，以为他一定是很出名的，就“不执输”，也来拍一拍。

就在其中一个洋佬拍照后，林冠英随口问他从那里来，伸出右手摆出准备握手的姿势时，对方吓了一跳，喊道：“Oh!! You can move!!”

哈哈哈！原来洋佬把林冠英当成了蜡像！一个会动的蜡像！

我没有随团，无缘目睹事发经过，是一个遗憾。这个笑话，是诚实的林首长在回国后向我们陈述的，笑到同事们连眼泪都飙了出来。

差点成为代言人

2010-09-06T14:36: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9月5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同是政治人物，当官和当反对党最大的差别是：反对党每天需要留意最新时事新闻，有不对劲的地方就发文告谴责，甚至开记者会抨击有关当局的不公。

而做政府就不同了，你有的是资源，人人都觊觎着你手上的权力和资源，准备分一杯羹。除了“获得人民的爱戴”之外，还有一大堆准备解决的问题，以及各组织希望你“与民共庆”的邀请信。

这是小妹我观察了两年多之后得到的结论。

当中，最麻烦的就是处理邀请函的锁事。

一般的社团周年庆，盂兰胜会或组织开幕仪式，只需要摇一个电话给负责人，就可以知道节目的大纲、出席人数及其他详情。再不，上网Google一下，一切一目了然。

最最最怕的，就是“另有目的”的邀请。比如说，要是邀请单位并不是合法注册机构，万一我们这些“小的”看漏了，或者是查漏了，这批人大刺刺把玉照到处宣传，不只会害了很多平民百姓，更会误导他们，以为首长是支持这项“勾当”的，就真的“大单”了。

比如说，在2008年杪，有一个自称是教育团体的代表，声称要移交各5万给州内每所独中，希望首长出席他们的庆功宴。庆功宴将会有超过600名在SPM获得全A的优秀生及家长出席。

我们致电查询后发现，原来这所谓的5万并不是直接汇入校方户口的现金，而是他们给予有关学校学生的产品等值而已。换句话说，学校收不到钱，只收到他们的产品，至于产品是不是物有所值，就是见人见智了。

再上网搜一圈，发现到这个集团比较像MLM（就是直销公司）多过教育集团，时任教育部长的玉照也成为他们的宣传品牌（不过，摄影的日期，有关部长还是青体部副部长，不是教育部部长，看来他也是被误导）。于是要求对方提供一份出席的全A生名单（当年槟州全A生应该没有600人这么多），可是始终交不出。

这情况下，你就大概猜到真相是什么了。

办公室以首长另有要事，婉拒有关的邀请。一如所料，对方大跳脚，在电话里头对着28楼的职员大骂脏话，我们更肯定这次做对了。

同样的戏码几乎隔几个星期出现一次，职员一个不察或不慎，就掉入有关的陷阱，成为XX直销集团的代言人。

前几个星期，又收到一封以中文书写的邀请信，也是什么超级XX集团的表扬教师大会。公司注册局没这个记录，网上的记载显示这是似MLM的作业模式。于是负责的高级机要秘书就回信婉拒对方。

这还没到“完结编”呢。这家集团可厉害了，28楼试了不行，用选区助理，发现到我们有沟通，就透过行政议员，然后不同选区的州议员，再然后外坡的议员、党要，什么皇亲国戚通通来，同一封信，我们共收到不下十张。

为巨大投资者的公司主持开幕或出席晚宴，OK。为社团组织增添气氛，也OK。若要成为MLM的代言人，看来似乎不太适合政治人物，尤其是有官职又有一点点政治明星风格的人。搞不好闹到消费人事务部去呢。

幸庆的是，只是“差点”成为代言人，米还是米，未煮成粥。以后加倍小心就是了。

灭火，需在燃烧之前

2010-09-06T14:35: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8月29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这几个星期，槟州民联政府“又”陷入被媒体形容为“忙着灭火”的局面。

从马来贩商指他们在斋戒月期间不被允许在光大摆摊，到被马来媒体+巫统在祷文事件上，指控林冠英要取代最高元首，样样都是冲着以民为本的民联政府而来。

虽然最后厘清事实的真相（是马来贩商代表没交租给管理单位，及宗教司自己在祷告时为首长祈福，不关最高元首事）之后，事情虽已告一段落，但是破坏已造成，形象的杀伤力不容小视，民联州政府被逼主动印刷大量传单，透过乡委会成员一一走入民间，再三作解释。

民联执政槟州后，一些有心人发起了连串的种族攻击。纵然你反应再快，还是跌个全身瘀青。要怎样在火烧起之前灭火呢？

今年4月初，其实巫统正在发动另一场种族大战，所幸在首长及槟州警方头头的敏感性及迅速反应下，火苗无从烧起，也成不了一个课题。

我记得那是4月11日。傍晚8时正，我正在洗澡半途，接到首长的紧急来电，要我立刻通知所有媒体，必需在当晚9时半到28楼出席与总警长联合招开的记者会，还要确保每家媒体派员采访。

眼见时间所剩无几，就立刻传简讯知会所有主管，请求大家回讯确认收到。结果，我这个澡，可谓波折重重，因为好多主管都很好奇地致电来问是什么大件事，结果全身泡泡的我，一直在接听电话（庆幸电话没有视频功能，否则真的亏大本啦！）

那晚的紧张局面，我依然记忆犹新。总警长阿育和首长一起抵步，大家很紧张地围在一团，阿育先发表伟论，包括公布他的“马仔”收到的报案书，以及调查报告，然后首长指示“小的”将之复印，再派给在场的庞大媒体阵容，并公布事情已经结束等。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原来，是巫统一名州议员报案，指在前一天于北海清洁海滨一带，发现到有一家华人餐厅建在马来坟墓保留地上，严重侵犯马来人权力。

哗，这对《马来前锋报》而言，是何其有吸引力的封面标题啊！

还好，记录报案书的警员机警，见状立刻知会大头，大头立刻出动精英，展开调查。

不到一天，调查报告出炉：原来不是什么保留地的问题，而是高芭波也（Kubang Buaya）回教坟地因道路扩建工程，而需要展开墓碑重新规划的工作。肇祸者是负责承包这项重整墓碑的承包商，他们没有以良好的方式处理墓碑，胡乱将之弃于海边、垃圾堆等地。

而在沿海华人餐厅下发现的马来墓碑，就是被承包商弃在海边，然后被海浪冲上岸的墓碑，恰恰就停在华人餐厅下。

瞧，这明明就是一个行政管理失误，险些就化身成为另一个种族危机。

幕后消息指，原本总警长已经安排隔天的记者会，但是首长及阿都马烈行政议员担心被巫统控制的媒体一炒后，煮熟的课题难以翻身，才漏夜与总警长联合记者会，在种族课题之火尚未被这些人点起之前，把它灭得无影无踪。

那一次，我见证了什么叫危机管理，什么是警方效率。虽然忙了一个晚上，回去还得重新洗澡，但是，这总比野火乱烧一轮之后，要花几天甚至几个星期灭火来得值得。

虽然隔天承包商出面道歉，但是，要是这场记者会迟了十几个钟，新闻先见报，接着搞到连正副首相也回应的时候，就“大单”了。

这就是我们比消防员更须学习的：灭火，需在火苗燃烧之前，尤其是种族之火。

你干预新闻自由！

2010-08-25T10:41:00.002+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8月22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最近因为 “五毒散”再次发威，一连三天以封面报导针对林冠英的无中生有、扭曲事实的新闻，再次搞到这个斋戒月一点也不平静，也搞到副首长曼梳及行政议员阿都马烈要不停地解释再解释。

也许看官们都是中文报读者，对于其他源流报章的作业不熟悉。不过，今天倒想与大家分享：一些媒体常常把新闻自由挂在嘴边，但他们却分不清，新闻自由和新闻专业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当你把“首长将拨款100万给独中”，写成“首长将拨款1千万给独中”时，我们基于任务在身，有必要致电馆方，要求纠正这数据上的错误，但是传出去“路边社”的版本，就变成“首长干预新闻自由”。

为了不让大家雾里看花，今天就提出过去一周来，发生在中文报的一些与事实有出入的报导。

A）首长出席饥饿30生活营开幕时，基于司仪早前提及 “参与饥饿30营除了能体会穷人的饥饿，也能顺便减肥”时，首长就调侃说：“出席这个饥饿30营，让我回想起当年为了抗议ISA恶法，而绝食168小时的事。那时，连MILO也不能喝的情况下，我才瘦了20磅，饿30个小时，要减肥的话，我看是不太可能啦！不过，我还是鼓励大家参与饥饿30，体会一无所有的人如何过日子。”

报导出来却变成：“首长说饥饿30营对他而言不算什么考验，他曾经在1988年抗议内安法令运动时，就体验过绝食170个小时。”

新闻标题是《饥饿30小意思，林冠英：我曾绝食一周》。”

哗哗哗，好料！

B）首长在记者会上透露，他前一晚抵步后，就直奔垄尾龙沙花园受山泥崩泻影响的地区，教训了有关发展商一顿。记者问：你叫发展商去的吗？首长答：是的，我不懂我的班机几点到，总之我告诉他（发展商），不管我一点到还是一点半（凌晨）到，总之你等我就对了。

结果新闻出来写：首长说，即使是凌晨三点他们（发展商）都要等我来。

“三点多”是哪里来的呢？其实是早前宏愿大学校长在致词时说，听说昨晚首长到三点半才到家。这名“专业的”记者，拿头插尾。（注：首长过后到一名党员的至亲的丧府‘坐夜’，所以三时许才到家。）

Ｃ）州秘书开记者会，指经过各造的会议后，光大二楼的三道门将重开，以不影响邻近商店的生计。

报导却写：“五道门成罗生门”。

罗生门的意思是：不懂谁干的好事，各有各说法，就称为罗生门。但是，一周前，副州秘书的文告已阐明：是州秘书指示下而关闭五道门的，何来罗生门？

结论：要是为了纠正这些技术上的错误（若说一个新闻只有５００人看，就会误导了几千人，加上不知情理的著名时评员也拿来引述时，后果实在太“够力”了）。

然，双方的电话对话内容只有两个人知道，但是，往往传到政敌口中，就变成 “首长干预新闻自由”了。

这明明是专业的问题，我们基于避免错误讯息传遍天下而好意致电纠正，却被标签成“你干预新闻自由”，因此，团队们就想出更具透明度的做法，就是决定不再私下打电话知会媒体高层，反之，我们将会把事发经过，以白纸黑字的方式（像发文告的模式）广发天下，让全世界都看到“我们之间的秘密”。

以后，我们不再打电话啦，有什么事，请看文告，这除了是吃死猫吃到差点被啃死的后遗症外，也是猫政府贯彻透明度的其中一步。

就让“你干预新闻自由！”这句话成为历史。

夜半骂声

2010-08-16T09:16: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8月15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迈入农历七月鬼节，大家都尽量避免晚归之际，鬼故事也满天飞。当然林首长依然秉持“平日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的心态，不把禁忌视为避免漏夜工作的理由，但是，有些做了亏心事的人，这个月应该不好过。

请别误会我在写鬼故事，我其实是在“据实报导”本周因夜雨造成居民困扰后的“跟进报导”。

先是周五凌晨，垄尾龙沙花园靠近发展计划处发生山泥崩泻，导致组屋多个单位受到严重影响，一名小妹妹更在半夜被倾入的黄泥吓哭了。

除了身在海外的当地州议员杨顺兴越洋对发展商发出停工令外，知悉这个消息时，身在首都处理党务的林首长也不放心受影响家庭的情况，一再致电了解进展，还一直联络我们，询问槟城现在有下雨吗？很大雨吗？会淹水吗？

原本班机在晚上10时多抵达槟城的首长，却因班机延误，迟至近凌晨12时许才抵步。不过，他返槟后的行程，早在首都就安排好了。先是派议员找出肇祸的发展商，约好半夜会面巡视场地，接着，另一宗疑是山坡地带的土崩新发展计划，也先派了市政局的高级官员去调查。

人在首都心在槟城的首长，计划定案后，也顺便给我们他的“最新消息”。他还千交代万交代，千万别去通知记者，让人家休息为隔天工作打拼，他只是想亲自下场看看情况，再瞧瞧发展商有什么话好说。

有一点让我很钦佩自己的老板的是：明明从早做到晚了，他还可以精神奕奕，还有，是别人的家发生问题，他会搞到好像比自己家出事更“大单”的样子，害到整个市政局+州政府的高官，陪着他一起不用睡觉，以另类的方式迎接鬼节。

虽然我们被谕令不准随行（因为小的负责新闻，硬跟大队的话，只会占多一个空间，在那情况下“没有功能可言”），但是我可以想像：在场的发展商，在半夜的巡视工地时，面对着怒气冲冲又很会骂人的林首长，肯定不会怎样好过。

过后，“小的”偷偷向首长探听：半夜的巡视，发展商是不是被骂啊？

首长瞪了一眼，没有否认，没有答腔，但我知道答案了。

他在隔天早上的记者会上，受记者询问时，表示前一晚的确对发展商“训话”了一顿。

农历七月的夜半骂声，虽然不是鬼戏中的夜半歌声那么骇人，但也应该很够吓人了。

还是回到第一段的那句：平日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要是发展商乖乖依法行事，夜半肯定不会有骂声啦。

外星人

2010-08-16T09:15: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8月8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在政府部门办公，常遇上千奇百怪的人，最最最气结的是，明明一封电邮可以“搞掂”的事，一些社会闻人或拿督级的社团负责人，竟然将之当成比上太空更限难的任务。

很多事在未接触之前，我们往往会被自以为是的观点误导。比如说，很多人觉得神庙“掌柜”的负责人，或者是老一辈社团的“座办”是最跟不上时代，或者比较难沟通；但是接触了两年多之后，你会开始发现，这群人，反而是给你最少麻烦的-- 只要你用他所懂得的华语或福建话沟通。

反之，一些出任著名组织（从社团到学术机构到艺术团体都有）的拿督级人物就难搞了。比如说，首长答应要出席他们主办的活动。我们这些“小的”，就偱列要求主办单位提供一些演讲的重点，比如：需要称呼的嘉宾名字，此次活动的宗旨、节目表等。

你才会发现，小拿破仑不是在政府部门才有。这些在社会上略有名气的“大粒人”，就会百般刁难，比我当记者时要向他挖新闻还要经过更多波折。

他们会像寻宝游戏的策划人，要你自己找资料，甚至连向首长要求的献词，也要我们从零到有“自己生出来”（老实说，处理献词只占我们工作的5%，每天征求的人多，要是每个都自己“一手一脚”草拟的话，其他重要事务都不必办了，要求对方提供起稿是两全其美的方案）。

有些人更可爱，他们把草拟好的稿用电脑打好，传真过来。眼见只需要略微修改，多补充一两段就可“成行”的献词稿，就致电要求对方将原稿电邮过来，好让我们“事半功倍”，也节省大家的时间。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让我喷饭的对白。

我致电一名社团的拿督，作出上述要求。他告诉我，他的秘书几个月前退休了，现在没有人可以帮他电邮了。我就告诉他，你总有孩子啊，或者是公司里的年轻人，我给你我的邮址，你把原稿的档名交给他们，他们就懂该怎么做了（这是我常跟社团“座办”讲的，向来一帆风顺，鲜少碰钉）。

对方在电话那一端，大大声问我：“来，你的email 几号？01什么？”

我愣住几秒，说：“那我把邮址SMS到你的手机好了。”

“不需要SMS这么麻烦啦，明天一大清早，我派人亲自送到府上，就保障收到。”

问题是：传真版本和手交版本不是一样吗？社里既然有人可以用电脑打字，传一个电邮应该很顺手吧？我实在不想28楼的打字员花时间做重复的工，才提出这么的“小小要求”，可是，提出这要求的真正理由，对方却“收不到”。

同事见况，调侃道：“哎呀，现在email就像用手机这么普遍了。可能他还活在外星，所以你先别气，想像你在和外星人讲话吧！”

原来我们的社会这么多外星人，他们其中很多还是报章上常出现的“有头有脸”大人物呢！至于为什么他的孩子啦、身边的年轻人等不愿意“顺手”代劳这个问题，在与这些“大粒人”通电沟通数次后，我也“明白”为什么了。

平时对人好一点，说话有礼一点，那你就不会沦为时代发展的“外星人”啦！

登峰造极

2010-08-01T20:14:00.002+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8月1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在未成为政治人物的新闻秘书之前，还很天真的以为，捏造新闻只有在娱乐圈才会发生的事。

基于版幅有限，在此与大家分享最近“两单”与理应最具公信力的、代表一个马来西亚的马新社之“杰作”。

第一单发生在2009年11月22日，那是槟城大桥跑时，一家中文报引述消息来源，指彭文宝因与党内人士不和，已经辞去行动党州委及峇眼区部委员职位。

于是，首长就与彭文宝及林峰成行政议员联合召开记者会，以说明真相。
记者会上，彭文宝说他的确曾萌起辞职的念头，不过后来在州主席的挽留下，他已经收回有关的呈辞，并且澄清，那已经是很久以前及过去式的事，并不是最近才发生，因此有关报导并不确实。

配合青蛙满天跳的大环境下，马新社竟然报导“槟城也有行政议员闹辞职”。有关记者这么写：“随着霹雳变天后，槟州行政议员彭文宝也在近期辞去其行政议员及州议员职位，双溪浮油料将出现议席空缺.......”

我在网上看到这个新闻时，整个心几乎跳了出来。文章还引述首长及彭文宝的谈话，不知情者真的会以为那是事实，更何况代表一个马来西亚的马新社新闻，不只在大马，连海内外也摘取其新闻，严重程度可想而知。

于是我致电有关记者，她告诉我她是听到首长说彭文宝收回辞职，已经“据实报导”了。但我才想起，你不是在记者会过后才姗姗来迟吗？辞行动党职和行政议员是不同的噢，你需不需要录音呢？她坚持她的新闻取自第二电视记者的手抄本，也是不会有错的。

眼见周旋下去也无下文，我就直接找其主任，又花了将近一个小时解说事发经过。也许她也被我烦死了，就漏夜跑到第二电视的录音室，向他们“借”有关录影带重听，结果她承认有错误引述之嫌，就亲自重写有关新闻，并传讯表示抱歉。但是事隔超过12小时，全马及各地的网络新闻已被上千人点击阅读，后来的一个星期，我们就只忙着澄清再澄清。

第二单是上个星期。首长在市政局公园活动外，受询及正副首相及跟得部长指林冠英不应公开批评聂阿里小拿破仑时，首长说：“我收到了纳吉及慕尤丁给我的讯息，就是他们依然要继续力挺如聂阿里的小拿破仑。我感谢他们给我这个讯息。至于在上届大选被槟州人民唾弃的许子根，他现在的关键绩效指标就是跟着首相的尾巴，首相说什么他就讲什么，他的确是已经达到他本身的关键绩效指标。 ”

但是，马新社竟然把首长这段简单及明确的回应，扭曲成”林冠英真诚地接受纳吉及慕尤丁的指责”。

更让人震撼的是，当我致电该名记者作出投诉时，她告诉我，她很清楚地听到林冠英说‘小拿破仑’这个词，但是如果她放在新闻中，这新闻就不会出了。我坚定地告诉她，“如果你不能据实报导的话，那就索性不登算了。”

这事最大的问题是，《大马局内人》已经引述马新社报导，那时已有百多人点击了。首长与我们商量对策时想到，总不可能逐一致电联络全球媒体纠正这错误吧？写信向马新社老总投诉？唔，应该是两个星期后才有回应。难道又要像上次一样，花时间一再解释说明？

于是我们议决，这封给老总的信，同时公开发给所有媒体，起码在首都的网络媒体还能及时更正错误的新闻“补锅”，并要求马新社解释。这信在新闻发布的两个小时后发出，结果真的引起马新社高层“高度关注”，下令调查，马新社更在晚上9时许，正式发布一则题为“马新社负责报导及纠正错误”的文告，文内说明已训诫有关记者。

和政敌的战难打，更难打的是无时无刻存在的捏造新闻官方社。现在，我才明白，什么叫做捏造新闻，什么才是“登峰造极”。

政治市场学

2010-08-01T20:13: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7月25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一个名叫聂阿里的人，让全马来西亚人大开眼界，终于知道“小拿破仑”是什么样子。

自从他在巫统议员的陪同下召开记者会大骂林冠英卑鄙、没教养之后，媒体开始热闹了起来。

政治上，政敌对骂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是一州之长公开大骂资深公务员，应该是我国史上头一遭。首长在正式开炮前，曾询问身边人，此举在对扛时，身份是否对称，但是其决定的关键，是真的“忍无可忍”了。

不管是变天前或变天后，公务员都是执政党最头痛的问题（谁敢说现在的联邦政府没有面对公务员的难题？）。

这期间，可以被改造成符合能干、公信及透明度的公务员，不只工作做得好，还有很多人获得晋级；暂时无法配合的，一步一步劝说，再给点时间，让他们慢慢适应新政府的不同作风。

大部分的公务员，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追上新政府的脚步。那些搞对抗搞破坏的，可以略为动用州政府的权力进行“调整”（调职啦），再不然就三不五时针对民众对他们的投诉，一再而，再而三要求他们写解释信，写到他们自己投降要求被调走或提早退休。

2008那一年，对民联及林冠英都是艰难的一年，尤其是在面对一小撮刻意刁难的公务员的时候。政府的指示，这些公务员不只阳奉阴违，有些公然作对，装聋作哑，不是不动，就是乱乱动，或者以与政府背道而驰的意愿作决定，搞到好政策走不到，非政策满天飞，整个州政府就一直在“内部解决”。

试想像，当一个新政策下来（比如要装中文路牌），管行政的左手反对，首长用很多力气“内部辩论”，辩论成功了，不过只是第一关。然后管钱的右手又有不同的意见，首长又再在会议上展开第二轮的“内部解决”，一番精力后，第三关、第四关、第N关等着你来，结果有限的时间，就一直用在“内部解决”、“内部协商”上，难道你要再耗上18年的青春来“内部讨论”吗？

要走的走了，能换的换了之后，一道指示只需要最多一周就开始执行了。要是两年前，搞不好一个星期后，依然停留在与政府高官辩论的阶段呢。

不否认州长与高官对骂，真的有点“不好看”。但若要林冠英为了让表面“看起来感觉良好”，而继续忍气吞声，继续“内部损耗”，该执行的政策遥遥无期，任由小拿破仑为所欲为的话，相信这已经不是槟州人民当年选出来的林冠英了。

这一次议题的演变，已不再是首长对没表现高官这么简单。以一个马来西亚的国情，接下来又再会被有人心人搞成种族课题。口口声声说要改革，甚至在308大选兵败如山倒的国阵，虽然一直说败在不懂宣传，但却在聂阿里事件上，白白放过一个超棒的宣传机会。

要是当权者敢敢引用杀鸡儆猴之计，立刻革除聂阿里，然后大大声说“我们也不要小拿破仑”，再然后对着全民说：“你看，我们不分国阵民联，只要不符合标准的，一律对付。”你认为接下来的几十年，还有公务员敢这么嚣张吗？这么一来，整个局势起码也对国阵另眼相看，至少也能够赢得些许掌声及功劳。

若以政治市场学来论此事，国阵可谓白白错失了可以一箭双雕的大好机会。拿着民意大牌子说要“调整”价格的联邦政府，真的要看民意的话，请去点击可以留言的新闻网，你就知道民意站在那一边了。

林冠英有今天受欢迎程度，国阵和联邦政府真的“居功不少”。感谢聂阿里、政府首席秘书及国阵的大头头们，让我老板的人气再飙升，惟我们已在开始担心他因此会面对的政治危机及人身安全了。

环保的经济效益

2010-08-01T20:09: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7月18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308政治海啸后，很多时评员都以“连上巴刹买菜的师奶都在谈要变天”为基础，道出若连巴刹也嗅到改朝换代的味道，意味着变天其实早就有迹可寻。

由此可见，平日不问世事的师奶，其实她们的潜在的力量，绝对不容忽视。

政治如此，政策的成功实行与否，相信也不远乎。

就拿我家的老妈子来说，平时她翻报纸是找谁家有什么人死了要去送最后一程，什么政治课题一律不关心。

不过，我倒觉得老妈子近几年来，在环保方面的改变，的确值得我们骄傲的。

以前采访时拿回家的环保袋，老妈再喜欢，也从来不会想要带去购物。她当时的理由是：等下人家以为我偷东西，怎么办啊？

除非是我和哥哥威逼利诱，说如果用环保袋我们付钱，她才愿意妥协。有意无意忘记带环保袋出门也成常态。当时环保袋在我家，几乎是摆美，陷入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境界。

自从去年7月，槟州政府实施无塑料袋日之后，为了要省那每个塑料袋的20仙，老妈子终于心甘情愿带着10多个环保袋出门了。一次的血拼之旅，算下来至少要省下两块钱，这股“推动力”的确不简单。

后来，长气的彭文宝州议员拿了两个以布条制成的袋子送我。我转送老妈，再三劝她带到巴刹买菜。她从抗拒到尝试，直到获得巴刹小贩的赞美后，一大堆的袋子与盒子，已经成为她出巴刹的“必备品”。

老妈说，她发现到卖豆腐的小贩看她带盒子来，总会挑大块的给她，或者送多一块给她，而同样的价钱买到的炸香蕉好像至少多了两份，小贩们看到她拒绝塑料袋，通常都会顺手多摘一些菜给她，这么算下来，她“赚到”了很多，加上小贩们总是大大声地在巴刹说她很环保，让她很有成就感。

最近她告诉我一个很好笑的杀价经历。话说那天她睡过头，迟了上巴刹，好不容易找到一摊卖菜的，发现到对方的苦瓜相当美，就问多少钱。

小贩告诉她，“一块钱。”省惯的老妈自然讨价还价，说9角钱就买，争论了五分钟，小贩坚持：“一块钱就是一块钱，不买就算。”

眼见巴刹没其他新鲜菜可买，老妈只有接受一块钱一个苦瓜的交易。就在小贩用报纸包起苦瓜，要放进塑料袋时，老妈说：“塑料袋不需要，放在我的马赛迪（那个上巴刹的手推车）就可以了。”

就在她掏出一块钱的当儿，小贩突然说，“噢，你不要plastic啊，那这条苦瓜算你9角啦！”

老妈子回家转告我们这个故事时说几乎被“炸到”，“我讨价还价了5分钟，小贩一分钱也不减，不要塑料袋而已，对方竟然自动减一角钱！”

现在，老妈已经知道环保一点点可以为她带来长远的经济效益（买菜比较便宜），已经开始在巴刹宣传用环保袋的好处，还把家里多出的环保袋送出去呢！

虽然槟州的环保才刚起步，但一个政策的成功与否，很大的程度上，还是要看师奶们的脸色。今天我家师奶生活习惯上的转变，老实说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如果每一个师奶都像老妈子一样提着环保袋上巴刹，那我们就可以大大声说：“槟城的环保政策成功了！”

有样学样

2010-07-13T09:41: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7月11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最近我的同事杰菲里很开心，因为他家公子在几周内，一举夺得校内华语及国语演讲比赛冠军。

从来不是什么演讲天才，也没有经过特别训练的小学生，怎么能够突然表现如此特出呢？所以，当孩子回家告诉老爸说自己比赛得第一名时，这老子真的以为小瓜在说谎，直到连奖杯也棒回家时，才知道“事态严重”，于是展开了“逼口供行动”。

现在就读槟岛一华小的“小杰菲里”，虽然爸爸是香蕉人，但是他的华语还可以，甚至联同妈咪常常以华语沟通，以欺负不谙华语的老爸。

不过，同一个时候，常接触英语及国语的小瓜，国语掌握能力肯定比同校学生略强，所以，当他先夺下校内国语演讲比赛冠军时，为父者还可以接受，可是在高手如云的华语演讲比赛夺标，就让老爸有点难以置信了。

百般追问下，小瓜从实招来了。他说，“我去Youtube看Uncle Lim的演讲录影片段，然后学他的手势、动作、语调，那里知道这样就得奖了。”

杰菲里有点不相信几年级的小瓜会上Youtube。当下拿出手提电脑“test”小瓜，只见他不愠不急，非常熟练地搜索“林冠英”三个字，然后把萤幕放大、把音响开到最大，有模有样地开始学演讲.......

这一回，轮到老爸看傻了眼。他的结论是：别低佑小孩子的学习能力。

这还不是“小杰菲里”的经典杰作。原本杰菲里先生在28楼上班后，希望下班有多一些私人时间，所以并没有敲锣打鼓公告天下说自己的身份是首长助理而不是工厂仔，但是却被这小瓜让他身份给曝光了。

话说“小杰菲里”在家里及大选期间，常跟随爸爸去听当时的反对党的演讲，再随着父母变天后亢奋的心情起伏，所以在耳濡目染下，也成了林冠英迷之一。

新学年开始，学校一如往常，要学生们在小册子上写下自己的志愿。在大家写上老师、医生、工程师、律师、护士、空姐、经理等看起来很有理想的志愿时，这小家伙竟然在志愿一栏中，写下“槟州首席部长”的名堂，结果搞到校方要求见家长，以厘清到底这小伙子脑子里在想什么。

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杰菲里眼见已经无法在家教协会理事会上隐瞒身份了，于是只有向校长解释：我是在替首长林冠英打工，可能小瓜看我在家里与厂商投资者或首长的通话太多，所以觉得首长很好，是他的偶像，才想要当首长的......

这次轮到班主任和校长目瞪口呆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别以为你是大人，做什么都无所谓。小孩子的模仿能力往往超乎你的想像范围，有样学样的本领就像一面镜子，让你看到自己的倒影。因此，在政治上的领袖更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否则轻则成为反面教材，重则误人子弟，祸害下一代。

做功课

2010-07-05T14:38: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7月4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周五是我替林冠英打工2年多以來，面對的最哭笑不得場面。

那是旅游展銷會的開幕儀式。一如往常，主辦單位在檳城國際體育競技場等待首長的到來，然后招待，一大隊的VIP陪着首長步入會場，然后文化表演，儀式正式開始。

對于一個私人團体能夠簡化開幕儀式（因為儀式除了全國主席致詞，就是首長的開幕詞了），老實說，在這個強調禮儀和冗長儀式的社會，我真的另眼相看。

畢竟，對很多團体的“大粒人”而言，能夠有机會在首長面前“表演”（演講啦），是很多人“爭取”的良會。這一票旅游業者只希望首長蒞臨，給參展單位几句鼓勵的話就夠的精神，值得鼓勵。

也許我高興得太早吧。有關從吉隆坡北上的協會主席，不知何故，竟然在致詞時，三番四次念錯首長的名字。第一次他要感謝首長的支持出席時，我未留心听，因為須回覆重要的短訊，結果英文報的記者跑過來開玩笑對我說：“喂，你的錯，做么你沒提醒他你老板的真名？”

我還沒回過神來之際，台上的此君，再次表示希望首長可以盡快把國際會展中心蓋起來，不然他們的旅游展不夠擺。這一次，我就清清楚楚听到他把林冠英的名字，念成了“Lim Eng Guan”。

我看到在場的工作人員開始有點尷尬，心中都開始默默祈禱：“你稱他首長就好了嘛，怎么還連名帶姓地叫，最慘是叫錯名也……”

越來越多記者和場邊的KPC跑來問我：做么連你老板的名字都念錯……可是我望過去首長所坐的位置，他若無其事，還專心聆听對方的偉論，并把要點先記錄下來，以便致詞時回答對方的疑問。

當主席第三次念錯首長的名字時，主辦單位的一名負責人，匆忙地傳了一張紙條上台，接着，演講的人繼續若無其事演講，不過，他很技巧地只提“首席部長”，把念錯的机率降至零點。

儀式后我發揮以前當記者的本性，“獨家專訪”首長就這件事的看法。

結果，首長在電話上說：“哎呀，他們不習慣華人的拼音名字啦，沒什么啦。我下一個節目是什么？”

要是我真的還是記者的話，這個結果，只能向主任報告四個字：“任務失敗”。

或許，被人“叫錯名”的人不追究，對“講錯名”的人而言總算松了一口氣，唯卻成了全場掩嘴偷笑的對象。大家在台下議論紛紛，怎么不做點功課啊？

記得以前當記者時，很怕采訪拉菲達的節目，因為她會很不客氣大大聲罵記者：你沒做好功課，就是沒資格向我發問！每次采訪前我都漏夜做功課，以不讓報館“出糗” 。

還有一個檳州很有個性的前行政議員鄧章耀，最喜歡回答有做功課的記者的問題，沒做功課的話，休想從他口中套出什么新聞！

也許，以后除了記者，準備演講的嘉賓們，也應該先做一點點功課，或至少，確定一下貴會邀請的開幕人的名字怎么念吧？

如果連首長也要在節目前，派助理去查詢一些使用冷僻文字或外國主桌嘉賓名字的正確念法時，我想，這“做功課”的要求，應該不會太過份吧？

搶做公公

2010-06-30T16:25:00.002+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6月27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距離檳州元首誕辰越靠近，高官及他身邊的職員，心情都會變得很煩躁。

雖然心情煩躁跟元首誕辰無關，但是，當辦公室近80%接進來的電話，都是詢問他是否有得做“公公”時，搞到每個人患上電話恐懼症，甚至要特別排時間表規定誰在什么時段負責接電話。

其實，有沒有得當公公，應該問自己的女儿、儿子或媳婦才對，但是“此公公不同彼公公”啊，這個“DATO”勳銜，可不是娶了媳婦就有的，必須要由州元首在其誕辰之吉日頒發，才光宗耀祖的。

于是，每個有對外接触的公務員，都很討厭5月中至6月杪這段日子。平時你求他舉手之勞都要命的人，現在換了一副嘴臉，不時想約你吃飯喝茶，還好聲好氣跟你“跟進”，你就知道“另有乾坤”了。

姑且不論一個勳銜對某人是否那么重要，或者是在我國的公務員体制下能夠對經商者帶來的“方便”，單憑這些“准拿督”（就是正在申請，卻還沒有正式批准的）打電話來詢問的態度，實在讓人噴飯。

有人一天叩五次電話來，鍥而不舍地跟進，卻不知道已經干扰了公務員的工作效率，另有一些人，當被告知“我真的不知道你的名字是不是在名單內”時，就對着接電話的人破口大罵，試問，這等人物，即使對社會再怎么有功，你認為值得一封嗎？

要是（我是說“要是”）我手握批准大權的話，凡是粗聲暴語對我職員發怒者，一律取消資格，免得成為下一代的反面教材，就大快人心。可惜我什么都不是，只是一個小助理。

話說回頭，還好我們沒有資格參与所謂的什么封賜小組會議，不然可真忙上加忙。有人追問起受封事宜，一句“我真的不知道，因為我沒負責”，就可以推掉了。

可是，那些小組的委員們，就可憐了。眼見一疊又一疊的文件被搬進會議室，這几乎比半年的行政議會會議記錄更厚，除了一開始的向警方查證有無犯罪記錄，還要向報窮局确認是否破產名單之人，接着要逐一去詳讀“貢獻”的資料……要是這些時間和精神，花在其他招商或更有意義的事上，對全檳人民而言，應該比較有价值，但是你又不能做什么。

考試有臨時抱佛腳的人，原來討勳銜也一樣。一些机构也許是不甘心推荐不同幫派的人，結果等到州元首生日前的兩個星期才把表格交上來，要是最后名單上沒有此君的大名，就正中他計，大可把責任推給州政府。

現在，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沒“負責”受封事件，所以耳根略為清靜了一些，可是還是有新聞界的朋友向着我窮追申請的下落，搞到我精神緊張而發燒了整個星期。

記得308變天不久，一名社會聞人向記者索取了我的手机，向我“討”所謂的前朝答應要給的“拿督”。我告訴對方我真的不知道。對方說“我給了噢，你哪里可以不知道的？”給了什么？表格嗎？“你知道啦！我給了XXX議員的。”

對不起，我真的不明白這等術語，即使你真的“給了”，也是你和他之間的事，不關我事。檳城已經改朝換代了，“游戲規矩”也不同了，如果要依以前的方式討勳銜，去國陣州或向聯邦申請吧！

而且，現在的表格不需要向特定的人“拿”了，直接從网頁下載就可。（一定有人更討厭新政府，因為“砍”了他們的“生財之道”）。

在每個人都搶着要做公公的季節，只有阿Q一些地自我娛樂，比如：有机會看清人生百態，尤其是那批“准公公”們的修養，日子總算嘻嘻哈哈地過去了。

猜字游戏

2010-06-21T11:15: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6月20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最近这个月，老板在办公室的时间可说少之又少。除了忙着在新加坡对着精英演讲、开设槟州旅游及投资办事处，以及到德国出差之外，还要到国会为槟州讨钱，加上霹雳州发生的“突发事件”，因此，我们同在28楼，一个星期可能也见不到一次。

这样一来，在他办公室桌面上堆积的文件和书信，已经像山一样高了。如果加上下周必需出席的统治者会议及国会辩论等，“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正当大家替首长担心他如何能够“收拾残局”，以在他本身规定的时间内回信给投书者时，我们竟然揭发到他惊人的工作速度。

原来，首长趁着他在槟城的短短两天内，扣除了所有的活动、节目和会议之后，漏夜留在办公室，逐一看完所有的信件，并“留言”给我们，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与其他行政议员的助理一样，很多需要“请示”老板的事，我们都以“留字条”的方式“解决”。第一是老板没时间见你，第二是即使给你有机会见到老板，也是“有他讲没你讲”，如果还要靠“跟老板讲”，最后一切需要老板点头才能行事的事项，就会变得遥遥无期了。

所以，那一天早上，同事“收拾”首长办公室时，拎出来“已解决个案”的信件，保守估计足足有8公斤之重。怀有8个月身孕的法利拉，只有一一委托其他同事协力把文件“扛”出来，再“采取行一步行动”。

那天，整个28楼在问：昨天是谁陪老板处理文件啊？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同事说，他走的时候已经是8时半了，老板说很多东西做不完，不能等了，还叫他先走。至于老板几点离开，应该只有司机才清楚了。

负责回信的两个女同事，在28楼受到首长工作态度的“耳濡目染”之下，竟然也养成“今日事今日毕”的习惯，坚持把工作做完才肯离开。结果一天下来，共回了百多封信，大喊吃不消之余，频频问：“老板是不是超人啊，他怎能一个晚上就做完啊？”

不过，万事也有“意外”发生。一些需要老板修改的演讲稿和信件，偶尔会出席一些比医生还要像医生的字体。这时，整个28楼的“测字精英”就会出动，来“猜猜看”老板到底写什么。

几个英语造诣较好的同事就负责英文版的信件，国语精英就负责国语，有时一封信传了10多人，还是猜不到的时候，只有用“下下策”，就是发电邮件向老板“自首”说真的看不懂你写什么，是不是这个意思等等，然后再等老板的“圣指”。

我以为这只是28才会发生的事。但是有一次，州议会进行之前，各部门同事，包括议会办公室的同事，聚集在46楼“苦拼”并用餐之际，我们也发现到，大部分的公务员们，其实也在玩“猜字游戏”。

因为官员准备的答案，一定要让行政议员和州秘书过目，由于后者工作繁重，因此负责的官员都会以打印在纸上让高高级主管过目及以笔作修改，以加速进度。

这样一来，高官那不一的字体，或龙飞凤舞、或者太专业（比医生更专业），都让不习惯阅读他们手写字体的官员“猜成一团”。

看来，懂得“猜字”，也快成为公务员或官员的必备条件了。

环保漫长路

2010-06-20T15:17: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6月13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上星期配合世界环境日，槟州政府主办了第一次的“环保演唱会”，以再循环物品换取入门票的方式，请来歌手带动年轻人加入环保的行列，把环保活动搞得比嘉年华会更嘉年华会。

说到环保，起先我们还以为是比较年轻一群才会有“认知”。怎知，这边厢环保演唱会才落幕，28楼的CEO就问：“为什么你们不办一个环保主题的爬山比赛，或者是竞跑项目呢？这样才有意义啊！”

搞到负责环保的同事，听了老板一席话后，几乎晕倒，还“哈～～～～”得很长，因为这边还未喘一口气，老板“又”有“新概念”了，差点脚软得站不稳呢。

现年76岁的老翁，也是我们企图灌输环保的对象。他最经典的“一鱼二菜”午餐饭盒，因为每天到楼下用宝丽龙打包，结果遭到众同事的“严厉谴责”、“群起围攻”。我们忍无可忍，索性从家里带了两个“餐盒”给他，要他轮流带着去打包。

有时候他正打包回来，会向我们“炫耀”他也是环保份子，有时候他一时忘了带饭盒，“又”被我们“严厉谴责”一番。

这还不是最难搞的。毕竟28楼的同事，已经有基本的环保概念。我们遵从州秘书推行的“朝向无纸作业”方针，过往需要复印多份的信件，现在只存一份正本，至多印一张保留，其他的都是电子存档，各负责官员只需输入密码就能阅读，而过往要传真的文告啦媒体邀请函等，现在都用电邮，一个年头累积下来，省纸量也相当惊人。

加上老板贯彻的“双面用纸”作风，凡是内部使用的，一律将尚未放进粹纸机的纸再循环使用，比如还需要老板修改和过目的会议记录、致词稿等，有时一改就要改三五次，以一次5张纸为例，我们就省了近20张“新纸”。

偶尔“旧纸”供不应求用完后，逼不得已只有拿“新鲜纸”时，老板又会瞪住问“做么没用Recycle paper？”

28楼已经被训练成省纸大王，但是其他的政府部门，即使是书面通知出了，口头劝解了很多次，老脑袋的公务员，依然难改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维，就是“凡是要交给主管的，必需用最厚的纸，双层空行，打成大大个字”等，不清楚状况的人，有时真的会误以为他的亲戚就是纸厂的供应商呢！

比如，在州议会期间，州议会办公室一名非常有责任感的职员阿末，自动请缨要协助我们复印首长的演辞给记者。第一次我们“忘记特别交代”，结果印出来的版本，字体和用纸张数，和林首长手上的那份一模一样，共60多张厚厚的一叠，我们心疼之余，只有默默希望别让省惯了的首长看到，否则又有人挨骂了。

过后，每次阿末主动要帮忙时，我们就会一再而、再而三地重复：“首长的原稿字体比较大是因为他站着念怕他老花眼看不到，但是给媒体的字体可以略为缩小，记得前后印双面.......”

有时语毕，我感觉自己比76岁的老翁还要罗嗦、还要唠叨，复又重复的。过后的几次，阿末开始适应了新政府的作风，我还没有开口，他就会说：“印双面、不空行、字体小些，对吗？”

可不是，一份60多页的讲稿，花些心思，分给30个记者的每一份只需用15至18张纸，一个人省了40张纸，一次就省了1千200张纸！

虽然要达到真正环保的路还很漫长，但是希望政府部门有多几个阿末，即使是续承了彭文宝的“长气袋”独家秘笈，我们也不介意。

阿英谈老豆

2010-06-10T09:01: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6月6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近期内阁改组后，因马华总会长老蔡的儿子有机会当上副部长，引起了舆论界意见纷纷。

政坛上，很多人都没有一个当总会长的爸爸，所以潜意识里都觉得有父荫就犹如有特权，不只起步的挫折少了，也没有人敢欺负你，我国政坛历史上更有父子皆为首相的案例等等，怎教人不眼红呢。

由于毕业后与我同期受聘的一名同事，恰巧其父亲也是公司的经理，上述的心态，我绝对明白，也感同身受。

当时，我这个“阿猪阿狗”以具工作经验为由，要求起薪多50块，公司称没这个案例。经理的孩子一来报到，整个制度立刻调薪100块，结果旧人比新人低薪。加上其他福利机制的“随机应变”，让我一踏进社会工作，就很快地从“没有裙带关系”的挫折中“迅速成长”。

有一个“大粒人”的爸爸，虽说未必表示此君从此平步青云，但至少路上的野草都被砍尽了，走的是略为平坦的道路—这是我从自身的经验而得到的领悟，直到林先生不小心透露了一段不为人所知的辛酸后，我才从另一个角度看“关系”。

之前我也有听说林吉祥的孩子的坎坷求职命，后来诸事八卦的我，找了一个机会向林首长求证时，才成功“套”到这个料。

那时他刚考获澳洲摩纳斯大学会计经济学位。在当时是非常抢手的社会新鲜人，同系同学纷纷在半个月内寻得一工半职。

唯独他一个，求职信寄了几十封，等了两个月多，一通面试的电话也没接到。左思右想之下，于是试试在履历表上的“父亲姓名”一档，从原有的“Lim Kit Siang”，改为“KS Lim”，结果立刻“有消息”，对方还要他立刻上班。

上班的短短一个星期内，部门主管和同事们都对他的表现赞不绝口。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了公司高高层的一封解雇信，赔他一个月的薪金，要他立刻“走人”。

年少时的林冠英也不是好欺的，追根究底下，主管坦诚：“对不起，我们不能继续请你，因为你是林吉祥的儿子。”

结果大学毕业后满怀壮志的第一份工，就只因为他的爸爸是林吉祥而“玩完”了。

林先生愤怒了好一阵子，却不懂怎么把真相告诉老豆。后来的后来，老爸还是知道了，也暗地里伤心了很久。

这是我唯一亲耳听到林冠英谈爸爸的一次—这可是以前当记者时怎么也挖不到的“料子”啊，感觉真的酸酸的。

无名英雄

2010-05-31T09:33: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5月30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最近一周，中英文报章大事报导“深沟守护者”-- 也就是那些每天浸在污水中，打捞无良市民所抛的垃圾的员工。基于州政府有意对他们无私的贡献给予奖赏，而让他们在一夜之间，成为城市里的英雄。

当天其中一家报章的标题最抢眼，也引起人们很大的思维震撼。“你抛的垃圾，决定他浸多久”，配上一张市政局员工浸在深沟中的照片。希望那些习惯顺手抛垃圾的人民，以后要乱丢垃圾时，想一想这张照片，再想想你随手的动作，害到人家千辛万苦捡“手尾”的结局。

记得有次我与槟岛市政局前主席陈清水提起闪电水灾的问题时，谈到比起过去，水灾情况似乎有好转了。他给我的答案让我目瞪口呆了好一阵子。

他说，我们呼吁市民别丢垃圾，没用，垃圾一样多，等治水计划吗？至少也要三五年才能建好，于是回到最原始的方式：发现到老天开始下倾盆大雨，而且“雨势”15分钟还没有转小的趋向时，就开始打电话要市局员工出动，到低漥地区穿着雨衣挖水沟里的垃圾。除了巧遇涨潮，一般上这么做，即使是水灾黑区，鲜少会闪电水灾。

天啊，在这个文明的社会，竟然会有此等的怪象发生。从前朝到今朝，为官者无不苦口婆心“劝告再劝告”市民别乱抛垃圾，但是伟大的人民依然把这话当成“耳边风”，你劝你的，我照抛，你“吹”咩？

是的，几十个员工收拾垃圾和捞垃圾的速度，远远比不上150万人民丢垃圾的速度。要学新加坡政府强势执法吗？恐怕你的执法人员也不够呢。

垃圾的根源大家都很清楚，民联政府也发动了很多计划要绿化槟城。这边厢发动千人大清滩，一周后垃圾像长了腿一样，又回来了，满布海滩，扫的人乏力，抛的人依然不当一回事。

在社尾万山前的一场清洁运动，是活动也是转机。那天刚巧有员工在清沟，又刚巧彭文宝和曹观友“硬硬”把记者拉过去拍照，刚好遇到好的记者好的编辑把这新闻“做大”，默默耕耘几十年的清沟英雄才曝光，大家才终于知道人们自私的行为害到人家需要以这种方式来工作。

也许州政府决定颁发的500令吉，对很多人来说只是一个小数目，但至少是肯定这批无怨无悔员工多年来的贡献。

前两天，28楼就此事收到一名署名“愤怒的市民”写给市长、副本呈首长的信。文中他大骂市局不人道，竟然允许员工赤手空拳在毫无装备的情况下去进行脏沟清理工作。

其实，市长曾向部门主管了解，原来市局一直有准备特制服装及手套，不过员工觉得这样工作太不方便也没有效率，所以才选择了赤手空拳。

更绝的是，这名市民在信中还说，这些报章这样刊登这些照片和新闻，有丑化州政府之嫌，所以他建议州政府应该强烈警告媒体，以不重犯。

也许这位市民还活在国阵的思维下吧？媒体不这么大事报导，要怎么“震醒”普罗大众对环境的醒觉呢？大事报导我们感谢都来不及了，还警告什么？

所以说，同样一件事，在不同人的眼里有着不同的诠释。在林冠英的眼中，这报导是协助州政府唤醒那些随手抛垃圾的人“高抬贵手”，于是捞垃圾的工友每人获得500令吉。要是换了一个领导人，也许媒体主管又得忙着喝茶吃饭了。

老板的“空档”

2010-05-24T08:49: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5月23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很多想要邀约林首长的ABCDE，常向我们这些助理打听首长大人的“空档”，只盼能见个5分钟或10分钟。

有时候一些技术性问题，其实并不需要“出动”首长大人就可以解决的，比如购买土地的程序过慢，只要相关的助理跑土地局一趟了解情况，就能够掌握延误的因素，并对症下药。

偏偏还有很多人把首长当成是神医，认为只要有机会见他一面，问题就自动解决。这可为难了我们这些“小的”，因为他的“空档”时段，非常难以掌握。

除了被出席大节目、主要会议填满之外，他常常发出号施令，一时要见这个部门的主管、一时要召见某行政议员、一时又想起某政府相关机构的高官，办公室的人手，都已被训练成能够在“最后一分钟安排”下“完成任务”，好让首长大人脑里所想的政策，能够快快下达给相关的高官。

有时候，我们看到节目表上出现一个小空格时，都不禁开始担心：不懂可爱的老板又有什么“大计”了。通常他也不清楚自己什么时候有空档，有时预料1小时的会议，在20分钟内结束—这意味着：接下来的这40分钟，就“晋身”成为“首长的空档”了。

永远静不下来的林先生，这时就会突然想要做些事、解决一些问题，所以号施令满天飞，助理们的内线电话一个接一个响起，28楼的人跑来跑去，而且，能的话，你必需在2分钟内，出现在他的面前……

早在我刚加入时，也是前朝臣子的同事就给了很多提点和“贴士”，她告诉我，通常老板在办公室会忙着见人忙着做事，没时间命令我们这些“小的”做事，所以你必需留意，首长从办公室到节目地点的那段时间，就是他唯一的空档，因为坐在车上什么都不能做，就会想到要打电话给我们交代工作了。

预言果然没错，尽管车程再短，也会在这空际之时接到“圣指”；不过，随着科技的进步，随着首长也带了黑霉手机，他甚至可以无时无刻上网查电邮、回复电邮、看新闻；然后再大发号施令，或者上推特发表感言。

如果查一查他传电邮的时间，大多数都是在车上的空际。再不然，有时候我们给他“报告新闻”后，他会致电了解“进一步详情”。偶尔我们在口述报告的当儿，电话筒那边会出现一些“伴奏音乐”，有时是刷牙声、有时是如厕后的冲水声、有时是洗手洗脸的冲水声…….

当然，没有一个助理胆大包天到敢问首长 “声音的来源”，我们只是暗地里担心：万一手机掉进水里，怎么办？

由于不是每个人的手机都可以上“推特”（Twitter），一些担心自己随时会漏新闻的记者朋友就要求：能不能知道你老板几时上推特留言？

呵呵，这可是天下最限难的任务啊！我们这些“随从”，怎能掌握老板那千奇百怪的“空档”呢？

下次别再问我老板几时有空档，这个问题，难度有点高，也很难“技巧性地回答”。

超级请柬

2010-05-24T08:48: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5月16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28楼每天至少收到上百封信，有的是副本呈给首长，有些是投诉，最多的是邀请首长出席节目宴会周年庆的请柬。

最常见的请柬，就是只负责请首长，却没留下联络人、联络方式的信件，害我们每天凭着小卡上的小线索，在玩寻宝游戏。幸运的话，你在理事会名单上“发现”了其中一两个你所认识的“闻人”，然后就像私家侦探一样，一个一个地查寻，逐一地翻出谁是真正的负责人，才“大功告成”。

最糟糕的是遇到搞派系搞分裂的团体。我们明明跟着信中的联络人，通知首长未克出席，并委派某行政议员后，另一个同一团体的“高层”表示我们没有通知“下文”，或者是A理事找X助理、B理事同时又找Y助理，少了那么一丁点的沟通，28楼真的会被这些人的私人恩怨给倒反过来。

这还不是最遭的。有些人很喜欢玩传话，或“代交”游戏。要请首长，可以用邮寄、传真或电邮寄上正式邀请函，他们偏偏有一套自己的做法，就是喜欢把信交给某某议员代传，或交给他们所认为可以“搞掂”的人“顺便”交来28楼。多次因为“传书”的人一时太忙忘了，结果我们却被逼吃死猫。

有一回首长出席一项活动时，一名社团闻人大大声向首长投诉，说为何那天明明在槟城却不愿意出席他们的宴会，结果整个办公室翻箱倒柜找了一整天，证实根本没有收到邀请信，再次致电有关负责人时，对方才很不好意思地说“噢，其实是我们的总务忘记把信寄出去啦！”我真想X*#%^#~

另一次我收到一封哭笑不得的邀请信，长篇大论说了他们的团体几厉害、成立多少年了，因此希望首长能够抽空前来出席。我由头到尾连找了三次，竟然发现写信人忘了写下最重要的日期、时间和地点，叫首长怎样去啊？

世上怪事无奇不有。前几天首长召集众助理在办公室开会之前，就顺道把握时间翻查所有的来信。刚好翻到一封来自专业团体邀请首长出席周年宴的信件。日理万机的首长虽然有“速读”的特异功能，但是还是被他发现到，对方把Lim Guan Eng 写成了Lim Eng Guan。

于是大家就开始议论纷纷。有人说，连名字都写错，不用去算了吧。可是首长认为应该回信，于是，当下吩咐机要秘书给对方发一封回信，告诉他们“贵会的来信我们收到了，谨此告知，目前的首长办公室，并没有Lim Eng Guan这个人。”

林先生说毕，整个办公室的助理笑到连眼泪都飙了出来，有些人更笑弯了腰，一时无法站起来。真是超级请柬啊！

思维落差

2010-05-14T09:42: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5月9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504这一天，槟州政府在旧关仔角主办了一项仪式简单，但是意义深重的活动。

全国首创的“言论广场”在这里落实了。曹先生依据非政府组织所提呈的建议，将每个周三及周日下午6时至10时，在旧关仔角大草场一角，列为槟州的“言论广场”。

很多出席的NGO们都很兴奋。有很多是争取言论自由争取了近一辈子的朋友。法律界著名的律师苏莱曼，即使是行动不便，还是坚持出席并“坐着”观赏仪式的进行。

这一天，采访的阵容也多了很多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记者。他们前来讨首长的新闻稿时，才知道这大部分的年轻人，其实是网络记者、热衷写部落的份子，或非政府组织本身。他们自备录影器材，把这历史性的一刻记录下来，传播到各角落。

由于这项仪式是在槟州立法议会其间进行，我们忙于议会的工作，一时忘了在第一时间把首长的演讲稿上载到州政府的网站及电邮给在隆的外电新闻从业员，结果老板的手机被轰到差不多要爆炸，每个都是在追演讲稿的记者。

仪式的前一天，首长在草拟演讲稿时，有问及“言论广场”是否享有免控权。地方政府大爷曹先生在电话中对老板说：警察不是我们州政府的权限，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阻止警方对群众采取行动，但至少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让人发表言论的空间。

于是在致开幕词时，首长当然表明：相信很多会上来这里演讲的内容，都可能是批评州政府的。我或许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我也相信发言者都是成熟者，他们懂得为自己的言论负起责任。

仪式后，一名马来报的记者跑过来问我：“刚才首长说可以在这里自由发言，但是我想问，哪一个单位将会针对发言者采取行动呢？”

我以为她听漏了首长的演词，于是就重复一次：州政府没预设体裁、没有限制，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地方讲了什么话，也不会被州政府对付，除了警方—因为警方不是我们控制的范围。

岂料，她再三问我：比如，一个人要是说了一些对州政府伤害的话，那一个部门负责对他们采取行动啊？不可能没有吧？

我斩钉截铁地回答她：“没有人会因此被采取行动的！”

她带着纳闷的眼神，半信半疑地走了。

看着她的背影，我想起某政党的喉舌《前锋报》在“言论广场”开幕的前一天，大事报导“言论广场是林冠英的政治舞台？”，全文访问一名自称是马来西亚遗产协会槟州分会秘书。他相信，此广场将被“某方面”利用作为挑起敏感课题、破坏联邦政府的政治轨道，还说民联不应该要求内政部采取行动对付频频破坏种族和谐的《前锋报》。

一个“言论广场”，未开幕就先掀起敌对阵营的“讨伐”，由此可见，尽管你多么努力在改变一个社会的言论自由模式，还是会遇到思维上与你存在着太大落差的群众，依然以为他们还活在操控言论的政府里。

美丽和成功的背后

2010-05-03T12:18: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5月2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两个星期前，槟州政府联合州内各大非政府组织及企业，主办了一项被称为相当成功的海滩清洁运动。

除了平面媒体大幅度报导从垃圾堆中成功挖出的内衣、铲泥机的轮胎及冰箱外，隔天电台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歌颂”这项壮举（通常是批评政府，这“歌颂”真的让人一下子适应不来）。

成为茶余饭后的话题后，今天我想在这里向大家揭露一些我的同事环保美女在整个筹备工作的过程中，心情起伏的点滴。

虽然我不是“主谋”（活动的策划单位啦），但是我们“同事同心”，她每次开会遇到挫折，都会向我们发牢骚或分享，所以我也知道了很多当中的“内幕消息”。

当初步会议召开时，理大一名在环保很专业的教授就在会上建议：如果这个清洁运动涉及1千人，若主办单位为每个参与者准备罐装水的话，那么我们就不经意制造了1千个垃圾，与我们的活动宗旨背道而驰。

拥有环保意识的出席者都非常认同这个做法。但是要怎么执行呢？又开始议论纷纷了。有人说，难道人家免费来帮你捡垃圾，你连一瓶水也不请人家喝咩？

结果不懂是哪一位“英明的”建议，我们通过各管道促请参与者自行携带水罐来，主办单位找赞助商准备饮水机，问题不是解决了吗？

好，Next item。食物。如果罐装水是垃圾的话，那么赞助早餐面包的1千个塑料袋，也一样制造了1千个垃圾噢？怎办？

所幸的是，最后大家决定跟赞助面包的厂家“商量”，“研究”看是否有其他的管道。结果，对方同意将新鲜烘好的面包，直接摆在篮子上，派人送过来场地，整个过程一个塑料袋也不需要。不过，前提是参与者吃面包之前必需要先洗手。

虽然召集参与者的过程面对诸多障碍，但是环保美女在首长的工业助理杰菲里的配合下，也成功让许多跨国公司点头参与，再加上国州市议员的召兵买马工作，才成功筹成“千人清滩”的壮举。

唯一让环保美女纳闷的是：很多跨国公司决定派队参加时，她预料对方只是向她索取基本资料如报到地点、时间、形式等，但是往往很多人打电话来，第一个问题竟然是：“请问每一个人的报名费是多少钱？我要看我的Budget够不够。”

开始时环保美女被突如其来的问题吓坏：怎会呢？你愿意派队出来做苦工，我们已经求之不得了，怎敢收费？

后来她跑来问我：“以前槟城办类似的活动，是不是有收报名费的呢？不然为什么每一个人都问同一个问题？”

由于我也是308后才成为“政府的手和脚”（kakitangan kerajaan），所以恕我无法给予正确的回复。

无论如何，清滩运动的成功，让环保美女在28楼兴奋了整个星期，相信其他参与工作的幕后人员，也感染到这份获得公众认同的喜悦。尽管筹备的背后苦水连篇，但是媒体的赞美，让大家开始在期待下一场的“清滩大计”了。

为了这个老人家

2010-04-29T14:54: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4月25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最近28楼的同事又增加一项任务了，就是要随时查Twitter，看老板几时留言写了什么原本不在时间表内的节目或“概念”，以“追得上最新时事发展”。

今年正式迈入50大寿之龄的林首长，在十多天前决定成为新科技的一份子，开了一个推特Twitter账号，趁开会与开会之间的空档，或是节目与节目之间的空档，使用黑霉上网留言。

别看Uncle使用难以理解的缩写，追随者其实一点也不少。短短十多天内就有超过１２００人追随他的推特，最怪的是，他常常在车上，或是半夜时才有空档留言。隔天睁开眼睛又是一连串的会议节目了。

虽然我本身称不上年轻，但是理应也不是什么“恐惧IT症候群”一族，除了入驻２８楼之前早已登记的MSN和部落格之外，虽然也有注册面子书，但是基于身份“敏感”，懒得就每一件小事作出冗长的解释，所以鲜少留言或post上任何本身的最新资讯。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比如上星期原订州议会即将召开之际，我和同事阿飞和老翁一起到４９楼与其他部门正在赶工的官员品尝当局准备的晚餐。因为那餐马来式的鸡饭味道特佳，所以阿飞就手痒，在面子书留言说“和正在努力打拼的官员在４９楼吃鸡饭”。

岂料数分钟后，竟然有记者打电话问阿飞，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做么一大堆官员漏夜在４９楼吃鸡饭，他要做“跟进新闻”。

其实这是每一次州议员召开之前的“例常生活方式”，分别只在于吃什么饭而已。每次议会前，行政议员在答复议员的提问后，需要大批的官员审阅、查证并打印出来，上载到系统内，忙到大家连晚餐也没空吃，惟这终究是相关公务员的“季节性工作高峰期”，大家见怪不怪了。

试想像，要是我每次“爽爽”post东西，都不懂每天要“浪费口水”解释多少回了。

话说回头，自从林先生开了Twitter之后，整个２８楼，从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都为了这个老人家，纷纷开了一个账号，以随时“跟随”他的最新消息，我的同事环保美女的第一个留言是“看来我们都为了他这个老人家开了Twitter”，让人哭笑不得。

除了我们，现在连记者也因此更忙。要是你没“跟随”林冠英，分分钟漏新闻漏得不明不白。比如，上周首长到乌雪拉替再益拉票之际，听闻州元首因胃痛入院而赶回槟一事，他没知会任何人，就这样在推特留言，你没追就等于后知后觉了。

周五他又写“元首转到ICU但逐渐康复”，记者纳闷：进ICU不是病情恶化吗？怎么康复呢？他们在记者会提出此问题，才知道原来中央医院A Block太吵元首转到加护病房“休养”~

这个年代，不只政治人物要追得上电子时代，连记者也逃不过最新的挑战。

为了这个老人家，我们只有被逼e化了。

这一回，他下车骂人~

2010-04-22T09:21: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4月18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永远静不下来的林首长，本周“又”有“壮举”了。

这一回，是保镖“告密”，说首长大人忍无可忍，直接下车，站在交通圈的正中央“训话”。

保镖其实也不想“打小报告”的，只是因为两点正首长安排了一场记者会，下机时间是1时20分，应该是刚刚好能赶回光大，可是这么一下车，这么骂人一阵子，保镖担心延误了时间，所以提早通知，好让我们可以“准备准备”。

那是发生在周四下午的事。是一家私人企业愿意参与政府的领养计划，领养了槟州最引人瞩目的国际入口处—槟城国际机场前的交通圈。

当晚有一个重大的仪式，是邀请首长主持开幕的。因此，在这之前，我的同事阿飞就曾多次出席参与会议（看好，是参与，不是“列席”噢），与各政府部门及有关公司的代表商讨仪式的细节。

阿飞多次在闲谈中，提及会议中谈论的“笨蛋提议”，包括有人建议：为了更完善的准备功夫，他们将会要求警方和志愿队封锁邻近的道路，结果被阿飞一一驳回，称为了一个活动而搞到全世界交通瘫痪是不可行的，而且也肯定被人骂臭头的。

惟，有关公司的代表坚持这样做没问题，双方相持不下，结果，出席会议的警方代表就说，不封路，由交警维持次序，纾解路过“KPC”放慢车速的车辆即可。

世界上往往就有很多自作聪明的人。仪式在晚上8时正才开始，首长当天在该处时，还未到下午二时，紧张的一部分人士却已开始“指示”封路，结果不管是赶飞机的还是下飞机的，都被卡在车龙中。

最令首长生气的并不是因为他也卡在车龙中，而是他向我们这些小职员查证后，得悉这批“英明的”工作人员竟然公然违反会议中所达成的协议，在活动前的6小时做出这么不顾大局的动作！

他这么走下车骂人，吓到个个脸青青，不只频频道歉，也立刻重新开路。最劲爆的是，他叫阿飞转告主办单位：“既然你们搞到全世界大塞车，我今晚不来了！”

一如所料，对方一整天都在叩阿飞“探听”首长是否“回心转意”。虽然最后的最后，首长还是出席了，却也让他们冒了整天的冷汗。

我过后问首长：“做么你下车骂人前不通知一声，我就来得及通知XX报的朋友，一张图与文，就可以出全国封面题要了。”（嘻嘻，新闻触觉使然，什么大事小事都会想到新闻的处理方式）。

林首长的回答更绝：“那时我已经火上心头了，那里会想到打电话？”

虽然人在现场的保镖并未很清楚地陈述事发经过，但是想到一个白白净净、打领带的首长，站在交通圈处插腰骂人的画面，办公室的同事都笑成一团了。

无奈的希望

2010-04-14T09:21:00.000+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4月11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前两期提到《PG1一日游》之后，其实还有更多“内情”，基于版位有限，无法一次过“爆料”，所以特此“补上”。

这一次的《PG1游记》，不需要过海了，人物依旧，就是杰菲里先生和小妹。那天首长去了摩托罗拉再去槟州技术发展中心主持槟城科学理事会推介礼，也是和时间赛跑的一天，所以我们又在出门前，“不幸地”被拉上他的官车。

一路上，这个槟州的CEO耳朵听着我们报告，眼睛却不停地东张西望，大道塞车也打电话问官员怎么一回事，看到工程进行中的告示牌碍眼，又摇了一个电话给另一位负责的官员，慎重警告有关工程的负责单位：“那个石墩丑死，你不弄美些我就把它拆掉！”

沿路走到工业区时，首长发现到怎么路边这么多垃圾的？一袋又一袋的，一路上都有，“又”打电话给市政局官员：“怎么没有人收拾垃圾吗？哪里可以这样的？快点跟我弄好来！”

节目才结束不久，市政局官员就回了简讯给首长，内容大略如下：“尊贵的首长：市政局在12时10分收到首长的投诉后，清理工作已在一时正完成。调查显示，是有关的垃圾车失误，导致垃圾边走边掉，我们已对有关负责的承包商发出警告。”

看简讯时，首长的表情有点无奈，“怎么每次都要我亲投诉才能啊？”

那时，我就开始挑战首长：你投诉，他们当然反应得这么快啦，要是平民百姓的投诉有这么快就好！

曾经有次，我特派到深圳公干，回程时计程车卡在深圳进香港的大桥收费站处。司机三字经出到完，因为10多个柜台只开三四个，司机就立刻拨电当局大骂粗口。

在车龙中的我们就“静观其变”。结果三分钟内，大桥另三个收费柜台开灯了，长长的车龙一次过分散成只有一半。付费的过程也快了很多。

那次让我见证了香港应对市民投诉的效率。就把这个故事跟林首长“分享”，并“顺便”问他：“首长大人，你猜槟城几时有这种投诉效率？”

我以为自己曾当记者，这么牙尖嘴利的问题，老板一定被我问到“口哑哑”，怎知他竟然说：“我要更高的层次。我要官员们知道，我这个首长随时随地会Spot Check，最好是在我或者是有人投诉之前就处理好，不然你就知道了。”

老板过后还说，“你知道吗，每一天我在车上都不断针对路边的事物跟官员投诉，真的很累。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我可以不用打电话，直接从家里来上班。”

是无奈，也是事实，总需要去面对。要公务员自动自发似乎有点难度，但首长始终相信：这是可以实现的，也是他的“小小希望”。

100块

2010-04-04T23:17: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4月4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本周全城最热门的话题，并不是什么电影上画，而是“你去拿100块钱了没？”

是的，就是这100块。不管是60岁以上的阿姨阿婶阿叔，或者是我们这些尚未符合资格的子子女女，开始四处逢人便问，深怕有那一个不知情者错失了这个有钱拿的大好机会。

其实州政府派100令吉的回馈金给州内的乐龄人士，已经不是新闻。这消息从去年唱到今年，一如往昔，“赶最后一分钟”的人还是占大多数，结果单是3月的首10天，槟州就多了近2万名登记的老人家，使各议员服务中心的助理做到头昏脑涨。

也许是很多人根本不相信政府会这么“好死”派钱，所以即使是消息发布了，第一时间登记的人也不多，直到“看起来应该是真的”时候，以及报纸一天接一天刊登仪式上拿到钱的新闻后，查询如何登记者，还是大有人在。

写稿的这一天，正是收到通知信的乐龄人士开始到马来亚银行兑现100块钱的第一天。林先生特地安排到自己的州选区银行巡视，确保一切顺利，结果才发现银行外的大路，已经被乐龄人士及他们的子女的车子塞满了。

去除那些不知道其他天数尚可兑现100块的人不说，单以我家两老为例，我已经多番告诉他们：只要有信，下星期去拿还是可以拿到100块的，不需要第一天就跟一大堆人去挤。

结果两位老人家告诉我：“等就等，还是快快去拿钱比较好，握在自己手里的才是属于自己的。万一一不小心，第二天睡醒，槟城像霹雳州一样被夺权，那我的100块岂不是‘冻过水’？”

原来他们一点也不“老模糊”，还精得很。看来周六一大清早挤在银行外的，有一大半是持有这等思维的精明老人。

到咖啡店泡时，有相熟的老人前来向我炫耀他刚才如何如何地拿钱，然后计划要怎样用这100块钱，比手划脚+扬起的嘴角，实在无法掩饰他们的兴奋之情。

我小心算过，100块说多不多，其实一点也不少。如果不选择吃大餐的话，应该够我在外吃足两个星期的午餐了，或者是小国产车的两周添油费。

从县署开始寄信的那一天起，28楼的电话就没有停过。其中一个理由是信中附上林冠英给老人家的信，大家一有疑惑，就致电来东问西。

办公室有一名比较主动的职员，除了在回答前先向我们确认资料，还召开一个小型的非正式会议，告诉其他职员要是有人打电话来问这个要如何答，这个又如何……

遇到一接电话就直接讲福建话或华语的人民，电话就转到我们这头来了。忙了一个星期，似乎什么都没做，而事实上，方才回想起：原来我们连吃饭时间也在接电话呢！

众乐龄人领钱后，记者问首长心情如何时，他有其中一句是说“有种做政府的感觉”~~

这句话的妙处在于：当政府要怎样做都可以，就看你要做什么。分别只是在于“派钱给老人”还是“留给自己的‘后袋’”。

PG1一日游

2010-03-29T09:25:00.001+08:00

(此文经刊登在2010年3月28日星洲日报大北马《28楼》专栏)

很多人觉得有得坐官车是一件很威水的事。要是真的是官坐官车还好，问题是像我们这些拎包包的小助理，坐上官车就有两大问题，第一是累死，第二是尴尬到半死。

先说累死这个环节。一般上我们的工作安排是以“一人顾一场节目”的规矩进行。但是遇到周末节目特别多，或者是其中一两个另有要事请假时，就分身乏术了。

就在前两个星期六，老板一个上午在威省有三场节目。我和同事杰菲里就协商好省油策略的“共车计划”。看在杰菲里先生驾驶技术一流的份上，虽然节目行程表有点紧凑，但是我们依然有信心 “赶”得上首长的PG1。

节目的前一天，首长致电询问哪一个助理将会负责哪一场节目时，揭发了我们欲“追车”的计划。他问：“你们的车怎样追得上？你们没有司机，还要泊车远远的，这样赶法很危险的噢。明天你们两个就跟着我的车从槟岛出发。”

跟着老板当然有优点—就是你永远不用怕会迟到，缺点就是不能够在路途上讲老板的坏话。既然这是命令，我们就只有遵从了。

从槟城先到威南的天天食品主持开幕仪式。眼见节目结束后还有45分钟的空档，首长提议要探访早上火灾的灾黎，地点是在威北，还特别吩咐：“不用通知记者了，今天威省已有三场，他们还要去马华党选的节目，我们只是慰问和给钱而已。”

去了第一场火灾场地，他还要去探望早前因不在槟而无法探望的火灾灾民，然后风尘朴朴赶到威省乐龄人协会主持开幕。

开幕后又赶到一个马来法官的婚宴，接着为威中的宗教学校科学试验馆主持开幕礼，仪式一结束就赶回槟岛主持小型卡车赛车挥旗礼了。

那一天槟岛市区因为封路而大塞车，卡在车龙中，抵步时已刚好四点，挥旗后就赶到机场赴隆的节目，留下疲惫不堪的我们。

这只是我们跟着首长PG1官车的其中一天的“一日游”，已经大喊吃不消了，难怪有时晚上在办公室会看到保镖的疲态。更甚的是，我们（包括保镖）都是“轮班制”的，只有首长是没有替身的！

和政治人物工作，时常都是赶赶赶。好几次节目之前正要出门之际，老板又有要事吩咐，简直急坏了我们。

每次看我们一副赶不及的样子时，老板都会主动吩咐我们坐他的官车前往，以免因赶时间而发生意外，也省下不少时间（要知道，单是从光大乘电梯走到停车场，就至少要掉10分钟的时间了）。

坐官车遇到最尴尬的事，莫过于抵步的那一刻。主办单位的负责人往往都会在门口列队恭候首长大人的莅临，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首长会从那一个门下车。

开门的那一刻，当这些贵宾们发现下车的不是YAB而是一个没有见过的“咖哩菲”时，已经伸出来准备握手的那只手又不懂该继续握手还缩回去时，真的尴尬到极点。

为了解围，有时趁塞车之际，老板就叫我们先下车，或者是等他与那些“大粒人”哈啦够了之后，才从另一个车门闪出去，以避过尴尬的“见面仪式”。